早期管理思想

一、外国的早期管理思想

人类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集体活动的需要，就有了原始的管理工作。随着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人类的管理工作和管理思想也相应地发展了。外国的早期管理思想，最早可追溯到距今6千年的古代。

外国早期管理思想虽然比较粗糙，有的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但都成为以后管理思想发展的渊源。作为承上启下的中世纪管理思想，更有其重要性。

二、中国的早期管理思想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早在4、5千年以前，就开始了有组织、有成效的管理。我们从浩翰的书籍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丰富的管理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管仲首先提出了国家管制经济的主张。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1]管好农业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国家管理农业，要“无夺民时，”不要在农忙季节征调农民服徭役，以促进农业的发展，要“牺牲不略”，不要抢劫农民的牲畜去祭神，以促进畜牧业的发展；要山泽“各改其时，”到一定时节才允许农民伐木捕鱼，以促进林业、渔业的发展；要“相地而弃征，”按照土地质量征收农民税，以促进农民安居乐业，^[2]管仲把劳动者分为士农工商四个职业集团，肯定业已存在的社会分工。他反对四民“杂处”，主张“群萃而卅处”，划定分业定居区域，用“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的办法来管理，这样可以使人安心专业，互相学习，提高技艺。^[3]这是我国最早的关于社会分工的论述。

在微观经济管理方面，范蠡、白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经营原则：一是要注意市场的“市变”搞好预测。“时用则知物。”二是要决策果断。“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三是要制定正确的策略。“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务完物，无息币，”“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人弃我取，人取我争”等。四是要慎重“择人”。只要具备智、勇、仁、强素质的人才能“有所守”。^[4]

在行政管理方面，孔丘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5]主张以德治国；韩非认为“明法者强，慢法者弱，”^[6]主张以德治国；老子认为“无为而无不为，”^[7]主张无为而治。

在军事管理方面，孙武的《孙子兵法》提出的“王事，”“七计，”“以道为首”（《计篇》）的战斗原则，“未战而庙算”，“多算胜，少算不胜”（《计篇》）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谋攻篇》）的决策方针，“以正合，以奇胜”（《势篇》），“战墨随敌，以决战争（《九地篇》）的战术思想，“藏九地之下，动九天之上”（《形篇》），“始如处女，后如脱兔”（《九地篇》）的行动准绳，“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势篇》）的组织观点，“将者，智、信、仁、勇、严”（《计篇》）的用人标准等，对现代管理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因此，它被后世誉为各国军事家必读的“世界古代第一兵书”，经济管理工作者应当学习的管理“圣典”。

秦始皇统一中国，是这一时期最伟大的管理实践。我们从中可以学到许多有益的管理思想。

西汉刘向编纂的《管子》一书，提出了宏观经济管理的“轻重论”，主张国家强有力地干预经济活动，做到“予之在君，夺之在君，富之在君，贫之在君。”国家干预的具体方法，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人君铸钱立币，”禁止私人铸钱，统一全国币制；二是“官山海”，山中的铁，海中的盐，均由国家垄断经营，不准私人插手，然后高价出售，寓税于价，增加财政收入。汉武帝的理财大臣桑弘羊积极推行了“轻重论”的主张，收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成效。^[8]

司马迁针对“轻重论”，提出了反对国家干预的“善因论”，认为人都有追求财利的动机，自然会努力从事自己力所能及的经济活动。国家干预则违背人的本性，会导致物资匮乏，影响农工商虞的发展。因此，国家管理经济的最好办法，是听任经济活动的自然发展而不加干预，即“善者因之”。^[9]

唐代理财家刘宴对“轻重论”作了重要发展，主张国家对经济活动要管活，而不要管死。例如他改革榷盐制度，国家只管盐的收购和批发，而生产和运销由私人自主进行，做到了“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10]他重视信息作用，重金招募“驶足”，传递各地经济情报，然后据此“权万货之轻重”，吞吐物资，调节供求，“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11]

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发展了农业微观经济管理思想，提出了集约经营，按雇工劳动成果支付实物报酬的主张。

明代的丘凌在《大学衍义补》中指出，求财好利是“人之所同欲，”个人利益的总和就是社会利益（“天下之大，由乎一人之积”），因此，国家不应干预经济活动，而“听民自为”。这是对“善因论”的发展。

清朝黄宗羲提出的“千万财用，流转无穷”的加速资金周转的主张，^[12]顾炎武提出的辟官，莅政、理财、治军“四者之权，一归于郡县”的地方自治主张，^[13]龚自珍提出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择人用人的主张，对后世的管理都有一定的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