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卢卡奇虽然没有直接在生存生态学语境中批判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却给我们留下了关于生存环境危机的某种“自觉意识”。比如，他的“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命题，既承认“人化了的自然”，又承认“第二自然”是被资本主义物化了的经济自然，是人们在其中生活又不被人左右的相反却受其所制的自然。在他看来，“第一自然”不是人们能够生活在其中的自然，却是“构筑人们生活的物质材料，可以任人去打碎、拾取、改造”[1]的自然。人们生活在“第二自然”中无任何自由可言，被动地反映自然规律，“人的道德生活只能诉诸康德式的纯粹的意志自由，成为一种不可能在实际生活中得到实现的单纯道德意向。人处于自由意向与自然规律的夹缝中，没有出路”[2]。
其实，卢卡奇对人的生存环境危机的自觉意识，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地启示了20世纪4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生活世界危机状况。因此，他们也认为，现代社会危机是人的生存危机，这种危机是“作为真正维持自我生存的自然界，被个人和集体都遭受危机和战争命运的过程所代替”[3]；在工业文明中，人们是“完全由文明制度控制的自我本身”[4]；为了生存下去，人们“要么使自然界受自己支配，要么使自己从属于自然界”，都不可避免地“选择对生产的统治权”[5]，然而在资本主义拜物教经济条件下，工业文明“意味着社会对自然界的胜利，意味着把一切都转变为单纯的自然界”[6]，其直接后果是“自然界只有在它的异化形式中才是可见的……自然界的衰退就在于自然界的受支配，没有自然界的受支配，精神就不能存在。通过这种精神承认自己是统治权、并归复到自然界的划分，精神就提出了统治的要求，而正是这种统治的要求使它成了自然界的奴隶……向来都从征服自然界转到奴役社会的机构和进行统治的实践”[7]。这就告诉我们，对自然界的控制，使人们远离了自然界；没有自然界，人们也失去了“田园式生活”。
如果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生存危机意识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转向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那么马尔库塞则以其对日常生活的全面异化的批判为这种“转向”作出了比较明晰的理论陈述。比如，他在《反革命和造反》中讨论人类与自然的新关系时提出，自然界是一种材料，一种有机物和无机物的组合体，也是一种有生命的存在物，因此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且后者还是前者的实现手段。他还说：“在现存社会中，越来越有效地受到控制的自然，反过来又变成了从另一方面控制人的力量，成了社会及其政权的一个伸长了的胳膊”[8]；拜物教资本主义把自然界变成了“商品化的、受污染的、军事化的自然”，这样自然“不仅从生态的意义上，而且也从生存的意义上缩小了人的生活世界，它妨碍着人对他的环境世界的爱欲式的占有，它使人不可能在自然中重新发现自己”[9]；“在这种情况下，……不应把保护自然的斗争排斥于政治斗争之外。从表面上看，这种斗争只是生态学上的斗争，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政治斗争’”[10]。他还希望，“把自然变为对人的本质来说是一个环境世界”，“和资本主义对自然界的剥削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将不再是损害性和破坏性的了，它将顺应自然所固有的生命向上力、感性的和美的特性”[11]，也就是说，这种“人道的占有”是让自然环境能够休养生息，让人类的生命始终拥有一个可以休养生息的场所。重要的是，他还因此批判了现代科技异化直接导致，甚至加剧了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及其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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