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佛教思想

第二节　魏晋时期

一、傅玄及其《傅子》

傅玄（217—278），字休奕，号鹑觚子，北地泥阳（今甘肃宁县）人。一生经历汉、魏、晋三朝。其远祖行伍出身，祖父曾任护军司马，并随皇甫嵩镇压过黄巾起义。《晋书·傅玄传》称，傅玄从小父母双亡，避难于河内，专心攻读，博学善属文，解钟律。性刚直，不容人之短。魏末，州举秀才，官拜郎中，与东海缪施撰集《魏书》。之后又任温令、弘农太守、典农校尉等官职，封爵鹑觚男。魏咸熙二年（265），司马炎废魏元帝建立晋朝，傅玄为散骑常侍。晋武帝受禅时，傅玄晋爵为子，加封驸马都尉。武帝初临政，为标榜其仁政，刚直敢言的傅玄遂迁升为侍中，不久因在朝上与皇甫陶争言喧哗而被免官。晋泰始四年（268）复官，任御史中丞，后任太仆、升为司隶校尉。后傅玄又因不满献皇后丧仪中排给自己的座次而在朝上大骂百官，再被免官。不久，便病卒家中，死后谥曰刚。

傅玄生活的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年代之一。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与官僚之间的混战，黄巾起义，军阀间的攻杀，司马氏集团的贪婪与虚伪，董卓、曹操、曹仁几番屠城，凡此种种，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其实，傅玄几次被免官，并非因其骂人这等琐事，真正原因是：一是傅玄在政治上不属司马氏集团。二是晋时官僚门第观念膨胀，以纯士出身最为耀，以行伍出身为污，而傅玄祖上出身行伍，自己也只是个异姓受封爵的高级士族。三是傅玄做官很认真，有峻急严肃之官风，确令一班弄权贵族总欲除之而后快。世事诡谲，儒家衰落，士人陷入了苦闷。丹药冀长生、醉梦求解脱便成了时髦的生活方式。士人清谈风气于是盛行，他们唯论玄远之名理（广义的哲学）而不涉及现实政事，其善谈名理者被称为名士。于是，一种崇尚老庄并用老庄思想解释儒经、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魏晋玄学便由此产生。士人们以“谈言微中”而非“学究”的方式“清谈”“三玄”（即《老子》、《庄子》和《易经》）；以辩证“有无”为中心探究世界本体问题；以“得意忘言”、“辨名析理”的思维方法解决老庄自然和儒家名教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以无为本”等思想。然而，傅玄则是这种社会及思想文化氛围中的一个例外，他依然极为认真地学习中国秦汉以来传统的各家思想，称赞“九家殊务，各有所长”（叶德辉辑《傅子》卷二），惟对玄学贬词甚切：“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晋书·傅玄传》）。他把自己的思想和著述紧紧联系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匡正时弊，说了不少救乏振滞、补贫济困等对老百姓有利的话。

傅玄自幼好学，虽入仕途，但学问不怠，笔耕不辍，理论及文学著作丰富。《傅子》便是辑录他的各种著述的文集。《晋书》说他“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录，合百四十首，数十万言，并文集百余卷行於世”。《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都言《傅子》有一百二十篇，证明在隋、唐时其书尚完存。及宋，《崇文总目》言《傅子》仅剩二十三篇，《太平御览》中尚有片断残存。到元、明，一般藏书家已无人著录《傅子》，说明傅书久已佚亡。清乾隆时，皇帝下诏成立四库全书馆，纪昀等人从明《永乐大典》中采摘出二十四篇，其中文义完具者十二篇；缺漏者十二篇。又将由其它书中搜集到的四十余条编成附录系于后，集成武英殿聚珍版本《傅子》。后经严可均多处搜寻，并将杨泉《物理论》与《傅子》相互错简的情况加以订正，先后辑成《傅子》二卷和《傅子补遗》二卷，遂使傅氏著作之概貌大体浮现。

《傅子》历来受人青睐。内篇写成时，司空王沈看罢赞道：“言富理济，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塞杨墨之流，遁齐孙孟于往代。”（《晋书》本传）；唐魏徵编《群书治要》录《傅子》不少篇章，其一些语录被当做治国安民的至理名言为统治者所重视。清儒臣纪昀编《傅子》写序说，《傅子》所论“皆关切治道，阐启儒风，精意名言往往而在”，甚至认为王充的《论衡》和仲长统的《昌言》与之相比，都显逊色。光绪丙子季春，方濬师辑本说《傅子》，汉魏而后，“惟斯书为最古而言最醇”，并借李恢垣吏部的话说：“傅氏书在诸子家上，笔力雄硕苍浑，上继江都（指董仲舒），下启昌黎（指韩愈）。”如此多的溢美之词，赞颂的都是傅氏的儒家思想，傅氏之书保存完好时，他是被称做杂家而非醇儒。《傅子》虽已非完存，但概貌犹在。由于傅玄的《傅子》与同时代哲学家杨泉的《物理论》互有错简，两人的哲学及政治思想又非常接近，所以，侯外庐编《中国思想史》、孙叔平编《中国哲学史稿》均将傅、杨二人合述。这里所述傅玄的某些思想亦参照杨泉《物理论》。

傅玄的自然观在宇宙生成、万物起源上，基本因袭《易经》朴素的唯物观与辩证观。他在《两仪诗》中说：“两仪始分玄气清，列宿垂象六位成。日月西流景征东，悠悠万物殊品名，圣人忧代念群生。”（《傅玄集》卷一，清叶德辉辑本）在《羽锋歌舞》中说：“胥浩浩元气，遐哉太清，五行流迈，日月代征，随时变化，庶物乃成。”（《傅玄集》卷二）表达了一种宇宙按规律运行的自然观。

在认识论上，他主要继承了汉以来、尤其是王充的“知实”（“任耳目以定实情”）思想，重点论证和发挥了“校实”的思想，说：“闻言，不可不审也。闻言未审而以定善恶，则是非有错，而饰辩巧言之流起矣。故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听言必审其本，观事必校其实，观行必考其迹。参三者而详之，近少失也。”（《傅子》卷一）

傅玄的人性论很有特点，他主张以人性论作基础，把教之以礼与绳之以法结合起来，以此造成他心目中合乎道德规范的人来。他认为“凡有血气，必有争心”，“民之所好，莫甚于生，所恶莫甚于死。善治民者，开其正道，因所好而赏之，则民乐其德也；塞其邪路，因所恶而罚之，则民畏其威矣”。（均见《傅子》卷一）有着在人性论的基础上将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的意思。

在社会伦理观方面，傅玄既坚持儒家的纲常思想，又给其中注入了“兴利”这一活跃的因素。他说：“昔者，圣人之崇仁也，将以兴天下之利也。利或不兴，须仁以济天下……。夫仁者，盖推己以及人也”，“利天下者，天下亦利之，害天下者，天下亦害之……。仁人在位，常为天下所归者，无他也，善为天下兴利而已矣”。（均见《傅子》卷一）他没有单方面强调封建等级、纲常制度，而注重表达的是：统治者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就应该做对老百姓有利的事。

傅玄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认真做官，为维护封建统治不遗余力；他精研学问，抨击时政，说了不少对老百姓有利的话，留下了不少宝贵的著作。

二、皇甫谧及其博学精深

皇甫谧（215—282），幼名静，字士安，号玄晏先生，安定朝安（今甘肃灵台）人。魏、晋时杰出的医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思想家。皇甫谧先世系名门望族，名扬海内、功业盖世；皇甫族人的远祖是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子姓。皇甫家族的始祖是宋戴公之子皇父；最早有东汉中郎将、护羌校尉皇甫规，后来还有皇甫嵩、皇甫真、皇甫绩、皇甫诞、皇甫无逸、皇甫鎛等均是皇甫家族的重要人物。宋朝人编纂的地理志书《太平寰宇记》把皇甫氏列为安定郡四大姓之一。

皇甫谧本人生活的年代为汉献帝建安二十年至晋武帝太康三年，正是汉末三国战乱时期，后虽有西晋短暂的统一，但皇甫氏家道已经中衰，失去了往日的尊荣和煊赫。幼年时父母双亡，家贫如洗，只好寄养在叔父家中，后为避战乱，又随叔父迁居中原新安县（今河南省渑池县东）。据《晋书·皇甫谧传》记载：“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或以为痴。尝得瓜果，辄进所后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经》云：三牲之养，犹为不孝。汝今年余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无以慰我。’”谧感其言切，乃幡然悔改，“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怠”，刻苦攻读，废寝忘食，“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据传说，州郡的藏书被他读遍了，竟然写信向晋武帝借书，皇帝居然就赠送他一车书。他中年得了风痹，身体偏瘫，仍手不释卷，“耽玩典籍，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淫’”。在学业上的执着追求、坚忍不拔的毅力，终于使皇甫谧成长为魏晋时期名声远扬的著名学者，据传左思构思十年，写成《三都赋》，无人欣赏，谧为之序以荐，世人争相抄诵，一时洛阳纸贵。

皇甫谧厌恶官场，虽被数次征召授官，皆婉拒不就。景元间，司马昭征辟天下名士三十七人，独皇甫谧托病拒诏；司马炎禅代入晋，仍频下诏敦逼其入朝做官，乃作“草莽臣疏”拒聘不仕，安居故里，布衣终生。皇甫谧立志高尚，学术研究领域宽广，造诣精深，于哲学、史学、文学、天文，特别是医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且颇为卓越。后人曾云：“考晋时著书之富，无若皇甫谧者。”皇甫谧以著述为务，著作甚丰，尽管今存已不足十之一二，但有篇目可考者仍有十二种之多。其中，史学五种：《帝王世纪》十卷、《高士传》六卷、《逸士传》一卷、《列女传》六卷、《郡国志》；文集两种：《皇甫谧集》二卷及录一卷共三卷、《玄晏春秋》三卷；注述1种：《鬼谷子注》；历法一种：《年历》六卷；医学三种：《黄帝针灸甲乙经》十卷、《依诸方撰》一卷、《论寒食散方》。这些著述反映了皇甫谧的哲学观、史学观、文学观、社会观，特别是反映了皇甫谧的医学成就。

皇甫谧并没有系统地探讨过自然界的本源，也没有留下专门的哲学论述，但他有关的著作中，仍然表露出了他的哲学观点和见解。他认为气是构成万物生命的根源：“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也。”他还看到了一切事物都是在阴阳两气的矛盾中发展变化的。皇甫谧的社会史观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强调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天命论的观念，所谓“天之历数”是也。

皇甫谧的史学著作不少，但留传下来的不多。《帝王世纪》十卷，“起三皇，尽汉魏”，网罗启佚，是《史记》后年代最早的补充性著作，在魏晋南北朝之际具有广泛影响，两汉书及《三国志》等书的注疏广泛吸收其学术成果。《帝王世纪》较之《史记》确有其独到之处，特别是其中关于土地与人口方面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三国以前两千年间中国社会经济基本状况的第一次系统研究，具有卓越见解和成就，意义重大，影响至今犹在。

皇甫谧是著名的医学家和医学理论家，在医学上的成就最为突出。其《针灸甲乙经》，对中国的传统针灸基础理论及临床实践进行了系统总结，确是泽惠后人、名播海外的古典医书之一，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古代学者评价说：“《明堂》、《甲乙》是医人之秘室，后之学者，宜遵用之，不可苟从异说，致乖正理。”皇甫谧被尊崇为针灸之鼻祖是理所当然的。

皇甫谧是一位世界历史名人，他一生坎坷，酷爱学习，执着追求。以坚强毅力，克服顽疾折磨，坚持科学研究，在文、史、哲、医均有建树，尤以医学领域为最，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全世界所公认，为人类保存了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他淡泊名利，安贫乐道，坚拒征召入朝为官，潜心于学术研究，为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三、竺法护及其译经事业

竺法护（228—306），梵名达摩罗察，音译为昙摩罗刹，其先祖为大月支人，世居敦煌，原以支为姓。竺法护的一生大致经历了学僧生活（236—265）、译经事业（266—290），草创关河学派（290—306）三个阶段。他八岁依竺高座出家为徒，随从师姓竺，学僧期间，博学强记，精通三十六种语言文字；他刻苦践行，深感当时（曹魏后期）佛教徒只重视寺庙图像，而忽略了西域大乘经典的传译，因此决心弘法，随师西游，搜集到西域各国大量经典原本，返回长安。武帝末年，竺法护曾一度隐居山中，随后在长安青门外立寺修行，声名远扬，各地僧俗从学者达千余人。竺法护还去各地宏化，并随处译经，一生往来于敦煌与长安之间，又因其原居敦煌，化洽各处，时人又称赞他为“敦煌菩萨”。后来孙绰著《道贤论》，颂扬竺法护“德居物宗”，并与竹林七贤中的山巨源相提并论。

竺法护在汉传佛教史上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在他之前，佛教东渐的落脚点为河南洛阳。曹魏时期，除洛阳外，又增加了一个金陵，成为从海上丝绸之路东渐的落脚点。到了西晋的武帝时代，竺法护则从敦煌到长安沿途翻译佛经，从而使佛教向中国内地的东渐由点变成了线，以致佛教文化渗透到沿线地域的民间，扩大了佛教在中国的影响。竺法护在其晚年，又把佛教东渐的线变成了深入研究佛教教理的面，即在长安（今西安市）建寺草创关河学派，为弘扬佛教培养了人才做了许多必要的准备。

竺法护从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到他寂灭为止，译出了大量经论。据东晋道安《众经目录》称，竺法护译出的佛经有一百五十部之多，其中对汉传佛教影响较大的有《光赞般若经》、《正法华经》、《渐备一切智经》、《弥勒成佛经》、《普曜经》。据梁僧祐《出三藏记集》的记载，竺法护翻译的经典有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当时存在的写本是九十五部，其后各家目录续有增加，唐代《开元录》刊定法护译本存在的凡九十一部二百零八卷（现经重新校勘，实系法护翻译的只七十四部、一百七十七卷），其中多有重要经典。

竺法护所译经典，除小乘《阿舍》中的部分单行本外，大部分是大乘经典，包括《般若》类的《光赞般若经》，《华严》类的《渐备一切智经》，《宝积》类的《密迹金刚力上经》，《法华》类的《正法华经》，《涅槃》类的《方等般泥洹经》等等。他对早期大乘佛教各部类的有代表性的经典都有译介。这些佛籍的内容十分庞杂，既包括思想深沉的多种哲学流派，又含有形式粗鄙的原始宗教观念，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由天竺到西域佛教的基本面貌，在早期沟通西域同内地的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高僧传》本传评论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东晋名僧支遁称赞竺法护“濯足流沙，领拔玄致”。

竺法护的译风忠实于本而不厌详尽，一改从前译家随意删略的偏向，所以他的译本形式上是“言准天竺，事不加饰”，而给人以“辞质胜文”的印象。用做对照异译的资料，对理解经义的帮助很大。道安称赞他译的《光赞般若》“事事周密”，《放光》“互相补益”，“所悟实多”。又说他译的《渐备经》“说事委悉”，《兴显经》“辞叙美瞻”，更出《首楞严》“委于先者”，这些都对义理研求有相互启发的作用。

在法护的译经工作中，有许多助手为他执笔、译校。其中著名的是聂承运和他的儿子道真，法护的弟子竺法乘、竺法首、张玄伯、孙休达、陈士伦、孙百虎、虞世雅等。聂承运父子对法护译事帮助最大，他们除秉承法护旨意笔译而外，还常常参正文句。像法护所译《超日明三昧经》，原稿文句繁重，聂承运曾加以整理删改。又法护译缺本中有《删维摩诘经》，此经也有承运所删的痕迹。承运的儿子道真通达梵语，擅长文学，他参加法护的译事，积累了经验，在法护死后更独自翻译了一些小部经典，又将法护的译籍编成目录，即后世所称《聂道真录》（有时也称《竺法护录》）。据长房录转印的资料看，此录记载法护的存缺译本至少有五十三部，都有年月可稽。最早的年代是泰始五年（译《方等泥洹经》），其时，或者就是道真参与译事之始。

法护的弟子很多，但行事可考者无几，最著名的是竺法乘。他少年就依法护为沙弥，富于悟性。太康年间，他笔授《修行道地经》、《阿惟越致遮经》等，后来在敦煌立寺讲学，忘身为道，对那一方的教化起了很大作用。此外他的同学竺法行、竺法存都以隐居山林，讲究实践而闻名于当世。还有竺法守，于元康年间笔受《圣法印经》。大约与竺法护同时在长安译经的还有帛法祖，法祖一名帛远，姓万氏，河内（河南沁阳）人，《出三藏记集》有传，说他深研佛经，以讲习为业，僧俗禀受者千人。西晋长安是佛义学最发达的地区，而洛阳有译者法立、法矩、安法钦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