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早期的管理思想

第一节　中外早期的管理思想

一、中国早期的管理思想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其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都蕴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这些管理思想大都与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国情、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密切相关。早在五千年前，中国已经有了人类社会最古老的组织——部落和王国，有了部落的领袖和帝王，因而也就有了管理。到了公元前约l7世纪的商、周时代，中国已形成了组织严密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国家组织，出现了从中央到地方，高度集权、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

中国自古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幅员最大的国家之一。早在公元前200多年，秦朝就形成了与现代中国国土相近的统一国家。在以后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中，中国曾经发生过无数次战争和多次外国入侵，经历了数百次改朝换代，虽然也曾有过短暂的分裂，但历代统治者都能对如此辽阔的疆土和众多的人口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历代统治者的功过是非应当由历史学家去研究和评述，但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历史也给我们留下了有关管理国家、巩固政权、统率军队、组织战争、治理经济、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等方面极为丰富的经验和理论，其中也包含着许多至今仍闪耀着光辉的管理思想。

中国有许多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工程。长城就是其中最令人赞叹不已的例子。长城早在春秋战国时（公元前7世纪），各国为了互相防范，在形势险要的地方开始修筑，后来经过秦朝、明朝历代修缮，于明朝万历年间（1573）终于形成了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总长约6700多公里，连为一体的万里长城。这一工程历时2000多年，投入的劳动力达数百万人，动用的土石方如果筑成一条1米高、1米宽的墙，可以绕地球13.5圈。筑城所用的砖都按统一规格由全国各地烧制后运送到工地。为了监督检查制砖的责任和质量，每块砖上都刻有制造州府县及制造者的名字。要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当时，其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管理活动的复杂程度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

中国在其漫长的历史中，所经历战争之多、规模之大，也是世界各国所少有的。早在春秋战国时，就经常发生投入几十万军队的大战役。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死亡和灾难，摧毁了人类的文明和良知。但战争也推动了如何治理军队，如何带兵作战的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许多不朽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著作中所阐述的“为将之道”、“用人之道”、“用兵之道”，以及在各种极其错综复杂环境中为了取胜所采用的各种战略、策略，堪称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对我们今天的各项管理工作，特别是对处于激烈竞争中的企业，都有着极其现实的参考价值。

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的特点是着重于对人类精神文明的研究。中国历代的思想家，从孔子、孟子、庄子、墨子、管子等诸子百家起，他们在浩如烟海的著作中，反复论述的基本主题就是人的本性以及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他们提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作为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相互关系的道德规范。提出“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作为处理个人和国家、社会、家庭及其他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既不应全盘否定，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也不能全部继承，走上国粹主义的道路。而应批判地继承，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结合时代的发展，古为今用，使中华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二、西方早期的管理思想

外国的管理实践和思想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奴隶社会，管理实践和思想主要体现在指挥军队作战、治国施政和管理教会等活动上。古巴比伦人、古埃及人以及古罗马人在这些方面都有过重要贡献。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也出现过许多管理思想，如16世纪莫尔（Thomas More，1478—535）的《乌托邦》和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的《君主论》。然而，外国管理实践和思想的革命性发展是在工厂制度产生之后。

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不仅在工业技术上而且在社会关系上都引起了巨大的变化，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小手工业受到大机器生产的排挤，社会的基本生产组织形式迅速从以家庭为单位转向以工厂为单位。在新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下，效率和效益问题，协作劳动的组织和配合问题，在机器生产条件下人和机、机和机之间的协调运转问题，使传统的军队式、教会式的管理方式和手段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新的管理问题需要人们去回答、去解决。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不少对管理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管理实践和思想应运而生。

1.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观点和经济人观点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英国古典的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他最主要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于1776年出版，该书系统地阐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原理。其管理思想主要是关于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人假设。

斯密认为，国民财富的增加，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参加劳动人数的多少；二是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而后者更为重要。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呢？应该靠劳动分工。他以生产大头针的工人为例，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10个工人每人从事一项专门的工作，每天可以生产48000枚针，而不进行分工协作的情况下，1个工人最多只能生产20枚针。

劳动分工之所以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有三个原因：①分工可以使劳动者专门从事一种单纯的操作，提高了每个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②分工可以减少劳动者的工作转换，节约通常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所损失的时间；③分工可以使劳动简化，使劳动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一种特定的对象上，有利于发现比较方便的工作方法，促进工具的改良和机器的发明。斯密的分工观点适应了当时社会对迅速扩大劳动分工以促进工业革命发展的要求，成为资本主义管理的一条基本原理。

斯密还提出了所谓的“经济人”观点，他认为经济现象是具有利己主义的人们的活动所产生的，人们在经济活动中都在追求个人利益，但社会上每个人的利益又总为其他人利益所限制。每个人都需要兼顾到他人的利益，由此产生了相互共同利益，进而产生和发展了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请给我以我所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这种经济人的观点，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映，对早期古典管理论的发展有着突出的意义。

2.罗伯特·欧文的人事管理

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是19世纪初英国卓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是一位靠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人，18岁时在曼彻斯特创办了他的第一个工厂。他生活的年代正是工业革命产生、爆发和发展的年代，面对着他所接触的一切，他的独立精神和慈爱之心使他把注意力集中到企业中的人事方面。

欧文提出了著名的管理思想：“人是环境的产物”，对人的关心至少应同对无生命的机器关心一样多。他把这种思想应用到他在苏格兰新纳拉克经营的一家纺织厂中，在这个工厂里，他进行了一些试验。把长达几十个小时的劳动日缩短为10小时45分钟；提高工资，并禁止惩罚工人；在工厂里还建立起一排排工人的住房；工厂提供伙食；停止雇用10岁以下的童工，原有的童工送入学校学习；开设工厂商店，按成本出售职工生活必需品；设立幼儿园和模范学校；创办互助储金会和医院，发放抚恤金等。他的试验证实，重视人的作用和尊重人的地位，也可以使工厂获得更多的利润。

欧文的管理理论和实践突出了人的地位和作用，对以后的管理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有人称他为“人事管理之父”。

3.查尔斯·巴贝奇的作业研究和报酬制度

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792—1871）是英国著名的数学家和机械学家。他最著名的发明是在1822年制造的世界上第一台实用机械计算机——差分机。

巴贝奇对制造业和管理发生兴趣，是由于他在监督制造差分机时遇到了问题，同时也是因为他访问参观了英国许多不同的工厂。在1832年出版的《论机器与制造业的经济》一书中，他发展了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思想，赞同斯密的劳动分工能够提高劳动效率的论点。

巴贝奇对管理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对工作方法的研究。他认为，一个体质较弱的人如果他所使用的铲的形状、重量、大小等方面都比较适宜，那么他的工作效率可能胜过体质较强的人。因此，要提高工作效率，必须仔细研究工作方法。

（2）对报酬制度的研究。他提出了一种可以使工人们认识到工厂制度对他们是有利的分配方法——固定工资＋利润分成的制度。他主张按照对生产率贡献的大小来确定工人的报酬。工人的收入应由三部分组成：①按照工作性质所确定的固定工资；②按照对生产率所作出的贡献分得的利润；③为提高生产率提出建议而应得的奖金。按生产率高低来确定报酬的制度，是巴贝奇的一个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