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桂莲
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和沈从文都是致力于国民性批判和人性解剖的少数民族作家。在他们身上,少数民族不仅是一种姿态,而且也是形成他们文学观念、文化视角、文化品格的重要元素。不过,由于他们文学观念、趣味、志向等的不同,其作品对自我民族身份的认同,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想象又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与面貌,显示出少数民族文学与个人对时代主流话语、意识形态呼应的不同路径和选择。
一
民族意识,顾名思义,是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感情与看法。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们对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共同体的认识;二是在与不同民族交往的过程中,人们对本民族生存、发展、权利、荣辱、得失、安危、利害等等的认识、关切和维护。[1]前者是民族意识的核心,即通常所言的民族归属,民族认同。因此,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民族身份认同就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对本民族的归属、认同;二是对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认同。两个层次相叠重构、互动呼应,既形成作家独有的民族意识和文学特色,又彰显了少数民族作家以其写作融汇中华民族文化、参与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化选择。
老舍与沈从文差不多同时走上文坛。不同的是,由于两人所处的文化环境、成长经历、文化视野并不相同,因此,二人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建构,对时代、主流话语的呼应都迥然不同,代表了现代文学史上少数民族作家写作的不同路向。
老舍出生于京都大邑,满族正红旗人。老舍生活的年代,正是满族社会地位不断滑落的时代。其父是一名满族护军,在老舍出生不久后,即战死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战役中。父死家贫的变故、国破家亡的经历、民族命运的衰变更迭,使得老舍对国与家、民族与个人的关系,有了切身的体会和认识。而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不仅丰富了老舍的阅历,启迪了他的心智,给了他新的心灵和文学语言,而且增强了老舍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他从更高的层面来思考个人、民族、国家的关系。在《“五四”给了我什么》一文中,老舍即说:“‘五四’运动送给了我一双新眼睛。其次是:‘五四’运动是反抗帝国主义的。自从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国耻。可是,直到‘五四’,我才知道一些国耻是怎么来的,而且知道了应该反抗谁和反抗什么。以前,我常常听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这类的泄气话,而且觉得不足为怪。看到了‘五四’运动,我才懂得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运动使我看见了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明白了一些救亡图存的初步办法。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在五四运动的激励下,老舍渐渐树立了国家意识,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国家命运结合起来,从而将自我民族认同升华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怀抱着这样的文化心态和民族情怀,老舍游学英国时期,就在作品《二马》中痛心疾首地呼喊:“二十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待的: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呢?狗!中国人呢,是——!中国人,你们该睁开眼看一看了,到了该睁眼的时候了!你们该挺直腰板了,到了挺直腰板的时候了!——除非你们愿意永远当狗!”并借马威之口说出了“只有国家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肺腑之言。
游学英国的经历,使得老舍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认识到中国文化落后的境遇与现实。在《二马》中,老舍即说:“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里要有这么四万万出窝老,这个老国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出的呜呼哀哉了!”因此,为了改变弱国、弱民的境遇,首先就必须改变文化落后的现实。由此,老舍站在中西文化对照的角度,对发展了几千年的烂熟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创作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猫城记》《牛天赐传》《离婚》等一系列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老舍以夸张、幽默的笔法,对传统腐朽文化及其所造成的懦弱、敷衍、出窝儿老的国民性格以及官本位、钱本位的市侩哲学进行大胆的嘲讽和揭露,形成独具特色“京味”作品。
与老舍不同,沈从文的民族身份并不纯粹,祖父和父亲是汉人,祖母苗人,母亲是土家族,按理说,沈从文应属于汉族。但进入北京以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新旧文化的冲突、苗汉对立的现实、城与乡的隔膜,最终使得沈从文在洞悉了都市文化及其人性的弊端——“琐碎、懒惰、敷衍、虚伪”,人们同“虫蚁一样”,“在庸俗的污泥里滚爬”——之后,建立起了以湘西世界为文化认同的苗族身份立场。在1931年为《龙朱》写的序里,沈从文毫不掩饰地承认了自己的苗族身份——“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健康的血液的我”,并称道苗人“诚实、勇敢、热情”。站在苗汉对立的立场,沈从文一方面在《有学问的人》《诱——拒》《篁君日记》《八骏图》《元宵》《菌子》等小说中对以汉族为代表的都市人性的萎缩、市侩进行批判与解构,认为他们“自大,骄矜,以及懒惰,私心,浅见,无能”,是“阉寺性的人”;一方面又以湘西世界为本位,建构其人性话语立场,在《月下小景》《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龙朱》《神巫之爱》《媚金·豹子·与那羊》等作品中,沈从文不仅赋予了苗人雄伟的体貌,而且也赋予了他们诚实、刚毅、果敢的性格与品德。两个世界互为映照,一破一立,前者代表了人性的堕落与退化,后者代表了人性的美好。
站在湘西世界的立场,沈从文不仅对汉—苗、都市—湘西、进步—落后、文明—野蛮等二元对立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阐释,实现了对以汉文化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文化的否定、排斥,而且也对以都市为代表,以理性、科学为进步的现代西方文化进行了质疑:“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以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不仁。这并非你们的过失,只是你们的不幸,造成你们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会。”[2]虽然沈从文认可现代文明民主科学的发展和现代民族国家的统一,却也对现代文明所造成的人性堕落、价值沦丧深怀隐忧,因此,他既不以传统儒家文化为贵,也不以西方现代文化为是,而是回归到以自然、原始著称的湘西文化立场。这种独辟蹊径的思路和选择,显然有别于老舍及其五四以来文学“向前看”的冲动——以现代西方文化为价值尺度的文学思考,显示出其人性书写的独特魅力。但另一方面,沈从文苗汉对立的文化视点,以“过去”世界为本的写作立场,也使得其“人性小庙”的建构犹如沙上聚塔:作为互为映照的文化世界,湘西世界只有以都市为参照,才能凸显出其意义和价值。离开苗族文化的支撑,离开都市世界的参照,湘西世界作为文化意义的世界也就无从建构了。
与沈从文大力书写苗族文化,彰显苗族身份不同,老舍直到解放前,都对自己的满族身份比较避讳,不仅从不在公开场合称自己是满族,而且作品中有描写满族的地方,也不标明。老舍自己也说:“那时,我须把一点点思想,像变戏法的设法隐藏起来,以免被传到衙门,挨四十大板。”[3]即便如此,作为满族作家的老舍,也不可能绕开自己熟悉的满族社会生活,去进行超民族写作,相反,从老舍作品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老舍强烈的民族意识,也可以找出丰富的满人生活、文化、礼仪、民俗等,这些都构成了一个丰富的“隐式满族文学”世界。这种潜抑的民族身份和立场,是老舍在特定历史境遇下的不得已而为之,但也正因此,老舍才能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在异国他乡的种族歧视下,超越个体族别限制,融会贯通,上升到现代民族国家的高度写作,对包括满族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疗救,为民族寻求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
二
如果说抗战前沈从文是通过“向后看”的方式建立民族身份立场,进而建构自己的话语和文学世界的话,那么,老舍对传统文化的解剖,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则无疑代表了五四以来现代文学的潮流与方向,蕴含着“启蒙”的冲动。抗战时期,这种来自文化内部的文学“启蒙”,逐渐让位于外部的“救亡”斗争,不同民族的文化冲突被置换为民族利益的博弈。虽然老舍也把“抗战”理解为是固有文化的一次重新洗牌,认为“在抗战中,我们认识了固有文化的力量,可也看见了我们的缺欠——抗战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4]。。但显然,在国家主义思想的主导下,老舍在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是功利的、现实的。他不仅改变了自二十年代以来驾轻就熟的国民性批判主题,以笔代枪,写下了《是的,抗到底!》《此仇必报》《写家们联合起来》等宣传抗日救国、铿锵有力的战斗檄文,而且还积极参与著名救亡刊物《抗到底》《抗战教育》和《抗战画刊》的编辑工作,积极创作通俗文艺作品,进行文艺大众化的尝试,将自己化为革命洪流中的文艺小兵。在《火葬·序》中老舍即说:“无分前方后方,无分男女老幼,处处全都受着战争的影响。历史,在这一节段,便以战争为主音。我们今天不写战争和战争的影响,便是闭着眼过日子,假充糊涂。”[5]抗战的炮火,民族的危难,不仅激发了中华儿女的斗志,也升华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无论男女老幼,满汉苗蒙,都“把民族复兴作为共同的意志和信仰,把个人的一切放在团体里去”[6],同仇敌忾,共御强敌。
抗战以前,老舍认为文艺者“最大的使命便是以自己的这信仰去坚定别人的这信仰”,希望通过文学来筑就整个民族、国家的信仰。抗战时期,老舍更注重文学的宣传功能和功利作用。在抗战与文艺的关系上,老舍清醒地意识到:一方面,文艺是时代的产儿,“大时代的文艺,不用说,必是以民间的言语道出民族死里求生的热情与共感”[7],文艺是中华民族解放斗争新疆场上的一位身经百战的勇士!“它在中国民族的喋血苦战之中生长,紧紧地伴随着为痛苦而挣扎的民族,以血泪为文章,为正义而呐喊。”[8]另一方面,“我们必先对得起民族与国家;有了国家,才有文艺者,才有文艺。国亡,纵有莎士比亚与歌德,依然是奴隶。”[9]在《大地龙蛇·序》中,老舍又说:“抗战的目的,在保持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在老舍等知识分子看来,文艺(文化)与抗战并不冲突,抗战的目的,不仅是为民众争自由,也是在为文艺(文化)争自由,否则国亡了,文艺(文化)也就失去了根基。因此,反映时代发展的文艺,应责无旁贷地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立在全民抗战的旗帜下,尽责地掌起救亡图存的号筒”[10]。
与老舍以抗战胜利来谋求民族解放不同,沈从文则立意以民族心灵的解放来实现民族重建、国家重造。在这方面,沈从文延续了三十年代湘西世界的人性视角,将具体的人性、生命思考纳入新的民族精神成长的层面,思考个体与整体、族别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在《凤凰》《苗民问题》等散文中,沈从文从民族国家建设和稳定的立场出发,提出了湘西未来的建设问题。在《绿魇》《文运的重建》《长庚》《新的文学运动与文学观》《白魇》等文章中,沈从文又提出了以文运重塑人心,以人心重造实现国家重造的理想。“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造起始。文学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瘪了的理性。两者必须解放,新文学应负责任极多。我还相信人类热忱和正义终必抬头,爱能重新粘合人的关系,这一点明天的新文学也必须勇敢担当。”[11]在沈从文看来,民族的危难,虽然一部分是因为战争,但更重要的则在于人心的堕落。而人心的堕落又在于工具与思想的误用。只有以文学重造人的心灵,才能为这个民族培养新的信仰和人生观,民族重造、国家重造才能成为可能。
抗战是中华民族检讨自身的一面镜子,它既是克敌制胜的外部工程,也是国民性再造的内部行为,既是兵刃相见、真枪实弹的军事较量,也是刮毒疗伤、涅槃新生的文学救赎。如果说老舍所走的是“强调民族的统一性、同源性,并借以整合中国的抗日力量,从而达到其‘国家主义的目的’”[12],“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从而战胜敌人的“救亡”文学之路的话,那么,沈从文则更注重民族内部的心灵“救亡”。而要实现这一宏伟工程,文学的作用不可小觑。在这方面,沈从文不仅相信文字的力量,“相信一切庸俗腐败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都可以用文字作为工具,去摧毁重建”[13],也相信:“在当前,在明日,我们若希望那些在发育长成中的头脑,在僵化硬化以前,还能对现实有点否定作用,而又勇于探寻能重铸抽象,文学似乎还能作点事,给他们以鼓励,以启示,以保证,他们似乎也可望有一种希望和勇气,明日来在这个由于情绪凝结自相残毁所作成的尸骨瓦砾堆积物上,接受持久内战带来的贫乏和悲惨,重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国家!”[14]
文学与救亡并不冲突。不同的是,老舍视抗战为“用血肉的牺牲赎取国土河山”,是“全国军民都骨肉相连的共赴国难”,因此“抗战期间已无个人可言,个人写作的荣誉应当改作服从——服从时代与社会的紧急命令——与服务——供给目前所需——的荣誉”[15]。相反,沈从文则视救亡为中华民族心灵的重造与国民信仰的培养和更新,是同一切“庸俗腐败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斗争。因此,在老舍等知识分子放弃自我,以个人融入群体不同,追求革命胜利同时,沈从文却批评“革命,继续战争和屠杀,他的代价是人命和物力不可衡量的损失,它的所得是自私与愚昧的扩张,是复古,政体也由民主式的自由竞争而恢复专制垄断”[16],主张以“哲学之再造,引导人类观念转移”,进而修正一切制度的谬误和习惯的惰性,实现民族重造和国家重造。
在抗战的烽火中,沈从文的这种民族重造思想,很容易就会被认为“与抗战无关”。但正所谓,爱国之心相同,救国之路有异。无论是强调实实在在对敌斗争,甘当号角与吹鼓手的老舍,还是以人性视角救治民族劣根性而近于迂阔的沈从文,其对民族、国家的思考,都无不饱含着拳拳赤子之心。不同的是,一个与主流、时代话语合拍,呼应了文艺为现实服务的救亡主题,一个则与时代、主流背离,开启了以生命美学建构民族国家的密钥。两人同而有异,既显示了在抗战的洪流中,在现代民族国家语境下,个人或个体族别以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为依归的民族认同,同时也显示了少数民族作家以文学表现自我,参与民族国家建构的不同选择和路径。
三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文化特质和价值认同。但在近现代革命史上,由于救亡图存,文学不得不与时代同步,充当时代的号角。在这种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学作为边缘文学,多少会受到忽略或冷落。不仅如此,由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同源共生性以及国家主义的理念,使得抗战时期,少数民族作家自身也会放弃自己的民族意识,而参加民族团结、救亡的大合唱。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作家对自我民族意识的书写,不仅成为“问题”,而且还会被误认为“反动”“不革命”,受到批判。如郭沫若在解放战争后期就将沈从文称为“桃红色作家”“反动作家”。这种革命/反革命的二元政治划分法,不仅在事实上造成了少数民族文学的被遮蔽以及边缘化,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
因此,民族意识的提出,不仅有助于我们在汉族文化语境中重新认识少数民族文学的意义和价值,而且也有助于我们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在族别、地域等阈界下向中心策动的路径和话语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与老舍的差异,就不仅是文学观念的差异,也不是民族意识彰显与隐匿的差别,而是少数民族文学不同写作路向的差异:一种是本位升华型,即以本民族文化为本位,以民族文化建构为己任,由个体之思进阶为民族国家之思,最终达到对人类共性揭示的写作表达;一种是本源融汇型,即以本民族文化为基础,博采众长,以个体勾连国家,以族别汇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写作思路。不可否认,两种文学都因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对本民族文化的表达而具有民族特色,但不同的是,前者由于坚持自我的民族意识及个性表达,而与主流意识呈现出紧张、背离的关系,后者则因为怀抱民族国家的理念、信仰,而能被主流认可。老舍在建国后即被称为“人民艺术家”,这一崇高的荣誉,是对老舍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为人民写作的礼赞。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抗战时期老舍视笔杆子为枪杆子,强调文艺的宣传性和鼓动性,因此降格相从,努力创作通俗文艺,但其中的艰辛,身份角色的转换、“工作上与心理上的双重别扭”却是“个中甘苦只自知”的。在《保卫武汉与文艺工作》一文中,老舍即表达了这种在文艺的独立性、审美性与现实需求之间寻求平衡的两难,以及为抗战而牺牲文艺、牺牲自我意识的苦衷:“说真的,写这种东西给我很大的苦痛。我不能尽量的发挥我的思想与感情,我不能自由创构我自己所喜的形式,我不能随心如意的拿出文字之美,而只能照猫画虎的摸画,粗枝大叶的述说;好象口已被塞紧而还勉强要唱歌那样难过。”
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离不开各民族文学和各地域文化的广泛参与,这一方面来自各民族、地域文化对“中国”这一政治主权和文化意识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也来自“中华民族”的涵容性和包容性。因此,中华民族文化,应是承认多元、容忍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文化。而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不仅提供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性和差异性,而且也在事实上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构成和发展。因此,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我们不应画地为牢,因为民族不同、描述对象有差异将其视为异类,而应以开放的心态,尊重它们的特异性和民族性,鼓励它们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多样添光溢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作家虽然也可以代言或建构自己的族别和身份意识,书写有别于整体主义或中心主义的个体话语,但他脱离不了民族、国家等整体主义语境,因此,只有跳出狭隘的民族主义视角,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度,以其书写揭示人类普遍的生存境遇和可能,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作者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史所)
【注释】
[1]熊锡元:《民族意识初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
[2]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3]舒济:《回忆我的父亲老舍》,《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辑。
[4]老舍:《大地龙蛇·序》,《老舍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58—359页。
[5]老舍:《火葬·序》,《老舍全集》第3卷,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
[6]老舍:《快活得要飞了》,《老舍全集》第14卷,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128页。
[7]老舍:《三个月来的济南》,《老舍全集》第14卷,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
[8]《抗战文艺》发刊词,1938年5月4日。
[9]老舍:《努力,努力,再努力!》,《老舍全集》第14卷,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第208页。
[10]老舍:《抗战中的中国文艺》,《老舍全集》第16卷,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第627页。
[11]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76—377页。
[12]魏巍,马玥玥:《现代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以沈从文、老舍为中心》,《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13]沈从文:《长庚》,《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14]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91页。
[15]老舍:《写家们,联合起来!》,《老舍全集》第14卷,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第96页。
[16]沈从文:《凤子》,《沈从文全集》第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