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的国家化：从文化认同走向国家认同

二、民族认同的国家化：从文化认同走向国家认同

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具有自身运动的逻辑，民族的内涵发生了从文化认同走向国家认同的过程。从词源上看，“民族”（nation）一词最初是从拉丁文natio派生出来的，原意是“生存之物”，而natio一词又来自古希腊文nasci的过去分词natus，意思是“生育”^[50]。后来，“nation”的生物、生理含义逐渐淡化，文化、政治色彩越加浓厚。在西方，民族和国家是同一个词“Nation”，指的是一个文化—政治共同体，成员们分享共同的文化和领土^[51]。因为西方大多数国家都是单一民族组成的。故而许多学者承认，“民族”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构建的，是在政治权力的推动和保障下构建的。英国、法国等国家在文艺复兴时期就相继形成了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促进了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等民族的形成。1789年，法国教士奥古斯丁·巴洛首先使用了“Nationalism”（民族主义）这个词，用来指称推翻封建君主政体的一种社会力量，其来源于社会领域，对血统和谱系的重视超过基于领土的认同，在情感上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动员效果，对本土文化（语言、价值观、习俗和传统）的重视超过了法律。由此可见，民族主义与领土上有组织的政治集体具有某种可以觉察的同一感，标志是疆域意识，具体表现形式是对本民族文化的亲近感和对于“敌人”的恐惧感。民族主义已经与疆域意识结合起来并形成了某种同一感，民族认同便不知不觉地走向了国家认同。

现代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兴起后的内容是不同的，并且与爱国主义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17世纪的英国是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当时的民族主义与个人自由和普遍参与公共事务等主张并驾齐驱，英国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交织在一起，无法区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界限。美国的民族主义贯穿着“合众为一”的精神，虽然学界有人认为美国更强调民族主义，但实际上支撑美国民族主义的支柱是爱国主义，或曰爱宪法主义，因为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国内存在众多历史迥然不同、文化千差万别、宗教信仰各异的民族和族裔群体，其之所以形成一个整体，最根本的原因来自美国宪法所体现的一系列价值原则和组织体制。法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浪漫扩张民族主义，从罗伯斯庇尔激情鼓呼，“诞生在你们中间就是最大的幸福，为你们的幸福而死去便更加幸福”，到拿破仑高昂雄壮地喊出，“法兰西，这支军队，这支军队，这支军队”，法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洋溢着法兰西民族主义的浪漫激情，是世界各国民族主义情绪释放的典型代表。德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种族民族主义，德国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姗姗来迟者，并且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良产品。面对来自英法等先进民族国家的挑战，德国思想界充斥着有机体理论和神秘国家观念。最典型的是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他认为个人只是国家的工具，真正的政治天才在于那些知晓如何将民族国家的生存、成长和繁荣等等更高的准则统一起来的人们中间，故而德国的民族主义是与国家结合最为紧密的典型，也是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合作最为无间的代表。可见，民族主义尽管来自特定历史和文化的想象，但民族主义并不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具体的和历史的。理解民族主义必须坚持辩证的、发展的观点，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认识民族主义的构成及其影响。然而，一旦对民族主义从具体的和历史的客观条件加以理解，从不同民族国家的特定历史理解，民族主义便与爱国主义结下不解之缘，两者呈现彼此促进和相互激发的发展轨迹。

其实，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不同的，彼此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英国政治学家肯尼斯·米讷格（Kenneth Minogue）在其《民族主义》（1967）一书中曾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作出一种学理上的区分。他认为两者的区别在于，爱国主义是热爱本国的现实状况，因此主要表现为抵抗外来侵略以捍卫现实存在的祖国；反之，民族主义则是致力于实现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52]故而爱国主义来源于热爱本民族的过去，而民族主义则是寄希望于本民族的未来及其独一无二的伟大性。列宁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53]显然，和民族主义相比，爱国主义是一种更高层次但更具体的政治理念，体现为对国家的某种政治原则、政治体制和制度的深厚感情。而民族主义带有很强的主观偏见，体现为对民族文化和民族本体的珍视和热爱。对于国家来说，爱国主义比民族主义更加久远，爱国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成分只不过是某一个特殊阶段的产物。因此，爱国主义比民族主义更加重要，特别是在多民族国家里，以整个国家利益为前提的爱国主义理应高于一切，任何民族主义都应服从于爱国主义。

由此出发，全球化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发展所导致的国家认同危机，虽然解构了现代国家的民族主义认同基础，但没有解构爱国主义的认同基础。特别是在社会流动加速的年代，只要存在着作为社会管理单位的国家，一个最简单的逻辑是哪一个国家的价值原则、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环境更吸引人，人们就会自动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选择自己喜爱的国家，这一点在全球化时代是国家所无法阻挡的。作为一个整合社会资源和履行安全维护职能的现代组织和制度体系，国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会像纺车、青铜器那样放到历史博物馆中，只要现代国家依然存在，其忠于国家和愿意为某一国家而献身的爱国主义情感就不会失去其赖以存在的躯体。至于追随这一国家的民众是来自同一个民族和种族，还是来自完全不同的多样化的民族和种族，都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与跨国交流速度的加快，不同民族和种族的人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人民经过流浪和混种，“共同的人类物种得以形成，即有着无限权力的一个多种肤色的奥菲士通过流通人类群体得以构成……仿佛在一个神圣的圣灵降临节，身体混合了起来，流浪者讲着同一种共同的语言。”^[54]于是，人作为类的存在，在科学、知识、情感和交流的力量作用下，将人民虚化成为仅仅作为“过去行为的合成产物”，别无其他。

为此，在民族主义逐渐消退的未来社会荒原，基于新的政治纽带的爱国主义情感必将得到急剧释放，形成了全球化时代国家的新政治基础，在此基础上的国家建设逻辑是一种理性的公民社会契约的结果。以申请加入某一个国家的国籍，并遵守和服从该国的法律和政府为主要标志。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越来越成为一种契约国家，国家政治系统深深受到社会复杂性压力限制，忽视这一点很可能也是幼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