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在少数民族认同序列中的变化

在前现代社会，少数民族成员性流动较小，各个少数民族村寨基本上以本民族成员集中居住为主，信息不太发达，各个少数民族成员一般是通过少数民族领袖来建立对国家忠诚，从而实现国家与少数民族认同序列之间的平衡。而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随着国家建设推进和市场经济成长，在整个少数民族认同序列重新排列过程中，国家认同也受到各种挑战，其包含的各种要素呈现出逐步减弱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全球化中的国家认同危机。上个世纪末最重要的事件即全球化的出现。作为包含领域广泛的现象，全球化对以民族国家为表现形式的国家建构和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它不仅可能腐蚀国家主权的独立性，引发社会成员对民族国家合法性的质疑，而且也影响到多民族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在各种新型媒体的介入和推动下，与全球化并生的跨文化、跨地域、跨组织、跨族群的人类交往使得潜伏的各种文化认同活跃起来。对于多民族国家治理来讲，多种认同兴起的背景下重新族群化的现象很突出，并且它已经突破了民族国家界限，成为国际范围内社会运动的一股重要潮流，族群成员的认同危机成为多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的重要任务。

“在这种身份危机时刻（整个社会和族裔群体都遭遇到危机），重新商定族裔成为一个紧迫的任务。辞藻、标记和仪式都得改写，他们既要通过主导群体的强制性检测，又得维护少数族裔文化中的基本价值观念。显然这一商定过程会受到各有关方面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影响。”^[22] 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过程中，认同关系的变化已经越来越紧密地与政治结构结合在一起。对于中国这样逐渐深入融入世界的多民族国家来讲，其民族地区治理模式的改变不可避免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在整个国家与少数民族成员的关系中，与国家认同相比较，包括与族群认同在内与原始族群身份相联系的认同类型，更容易接近社会成员的天然选择，其归属感和认同感更容易巩固。加上中国的少数民族成员身份具有很强建构性，就决定了族群成员选择的差异性^[23]，因此就更易受到国际认同危机的影响。

虽然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一直试图通过民族政策的调整来消弭这种差异，但实际上这种现象仍然存在，并且随着社会发展和全球化的影响而变得愈加明显。“如果认同是通过各个差异系统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那么认同将具有冲突、多元化、多样的和不稳定的特点。”^[24] 就全球化对西南少数民族影响而言，其发生作用的方式和途径是多样化的，最典型表现为新兴媒介的发展，尤其以互联网为依托的电子媒介的发展，在迅速传播各种信息的同时，也让“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25]。西南少数民族信息传播途径的逐渐多样化，在传递国家理念和价值的同时，也对少数民族成员生活的时间秩序和地理空间进行实质性改造，极大地改变了少数民族成员的社会感知和心理体验，为少数民族成员提供了现实意义上重新建构认同的可能与途径。虽然，在此过程中国家意义和价值可以得到展现，但是其他类型认同在此过程中也得以激发，一些地方性认同从而得以显现。当少数民族成员面对多种选择和多种机会时，必然和国家认同产生竞争关系，以至于有所冲击，加之族群化倾向和全球化融合在一起，使得这些危机一定程度上在少数民族成员中也有所体现^[26]。

第二，对于少数民族意识形态的感召能力减弱。“新国家建国问题的实质在于为全体人民寻求一种新的集体认同意识——一种在由现代世界普遍的世界主义文化的一切潜力所提供的前提之上建立的认同感，它是一种对一切自己固有特征中卓越优点自尊自重的全面的表达。”^[27]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进入民族地区时，当时就面临这个问题。基于对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具有高度的道德自觉意识，主张尊重各个少数民族平等和权利，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同时更注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崭新而又对少数民族具有号召力的意识形态，“充当了社会关系的黏合剂；它使个体彼此结合；它使当下的经验彼此相连，也使之于过去的、未来的经验相连。”^[28] 虽然国家在介入西南少数民族时，比较彻底颠覆了该区域的传统意识形态，但是并没造成社会秩序的紊乱。相反，依靠政党和国家的道德权威以及组织体系，从而迅速重建社会秩序。在新的社会秩序中，包括精英和大众在内的少数民族成员都形成对新国家的强烈集体认同感，一个崭新的现代国家形象在西南少数民族当中树立起来了。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改革在民族地区的广泛推行，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本价值理念已经成为共识的前提下，少数民族成员的个人选择成为其价值判断的重要标准。同时，少数民族成员在分别走向城市或者留在乡村的背景下，逐步发生分化，各种认同出现在少数民族的价值判断当中，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内涵和标准也在全球化的场景下发生变化。于是，国家就很难基于原有的道德标准意识形态来增强对少数民族成员的吸引力，加上新兴媒体的兴起也为少数民族成员创造了更多的价值空间，乡村宗教、习俗、家族的复兴使得民族成员有了多元化的选择。并且经济越繁荣越使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异质性更容易发挥作用，其影响是两面的，“文化可能具有整合作用，但它也可能具有分裂作用。它可能将默认的公民联合在某种共同的政体和共同的符号下，但它也可能是分化、斗争和冲突的焦点”^[29]。这就可能为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兴起提供可以发展的空间，尤其与族群、地方性相关的内容。因此，在西南少数民族当中建构符合各民族特点并有效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从理想状态来讲，“一个意识形态能在何种范围提供和增加散布性支持的手段，取决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捕捉系统大部分成员的想象力，并因此加强他们对当局和典则的合法性情感。”^[30] 对于少数民族成员想象力的有效捕捉，就需要基于少数民族成员身份特点的变化，即纳入公民权利和公民意识的因素。不仅如此，“在国家个性形成过程中，人格看起来也是文化和传统网络中的核心环节。”^[31] 通过培养少数民族的公民意识，可以影响到其价值判断和社会行动，并能达到提升国家合法性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讲，意识形态重建当中也应该纳入公民教育的内容。

第三，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整合能力下降。从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来看，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少数民族政策的实施是政府试图兑现其革命之时对社会所做的承诺，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组成部分。”^[32] 在民族地区的国家建设道路中，由于有强大的政党组织体系进行保证，国家在进入该地区过程中，通过制度建构、社会重组、区域调整等方式迅速将西南地区整合到统一国家当中。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在民族地区的整合能力出现新的情况。

首先表现为整合手段层面上，在以经济发展为主轴的社会转型中，国家已经很难用单纯的暴力或者说服的方法来对少数民族成员进行整合，因为经济发展和大众传媒的扩展，使得少数民族成员向个体化以及多样化方向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还能使人们较少顾忌他人的舆论及他们所在社会的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的束缚，使他们只要自己愿意，便能以某种非正统的、往往采自其他文化背景的生活方式来生活。” ^[33] 面对各种新兴的利益选择，少数民族成员往往基于自身意志的表达而行动多样化，加上其少数民族身份和多种认同体系，经常会陷入传统习惯和现代实践、狭隘本土情感和整体国家实践之间的治理困境，整合的难度加大。这就需要国家在创新民族地区治理方式时，“经由公民身份及其权利的确认，构成了各个社会集团组织间基于合约基础上对等社会关系，从而创造出新的整合秩序。”^[34]

其次则表现为国家过度干预的情形，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整合过程中，经常可能出于基于发展战略需要而对少数民族事务进行过度干预。比较典型的事例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往往热衷举行各种少数民族文化活动，表面上看起来是弘扬民族文化、增进民族团结、展示少数民族风貌，但实际上普通少数民族群众很少参与类似这些活动，其效果更多是象征性的，并且有意无意地制造出自我与“他者”的感觉。与此相类似情形还表现在民族地区一些重要或者官方场合，为了突出氛围的庄重和严肃，当地政府一般都要求参加人员穿上当地少数民族服饰^[35]，并且似乎已经成为民族地区的重要政治惯例。如果说在国家整体层面上，这种行为展现了对国家统一理念的宣扬，而在地方层次上则体现为精英阶层对少数民族特殊身份的显示，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一方面似乎在提倡民族团结，另外一方面则在凸显少数民族身份的独特性，从理论和行动上都会陷入矛盾境地。类似的国家过度干预情形使得少数民族文化表征变成具有认同行为取向的问题，影响了国家整合在少数民族群体中的实现，减弱了国家在少数民族当中的整合能力。

“关于经济持续增长的许诺一向是人们接受作为一个更大的政治整体内的一个少数群体这一地位的主要原因。当这种许诺未能兑现时，现代民族国家的全部合法性便成为有争议的了。”^[36] 对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尤其如此，经济增长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并成为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在这样背景下，少数民族的认同序列结构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既有序列层次，也有文化层次。而在其中，国家认同的地位正在发生微妙变化，原有的忠诚感在不同成员中被多重分配，这样就有可能产生矛盾和冲突，由于认同冲突是与情感价值结合在一起的，“当冲突剧增至危机状态且感情的激流骤升时，人们立即感到被一种共同的激情所获而失去其社会自制力” ^[37]，其后果无论对于国家，还是社会都是极其严重的。因此，“就要在它们在一般人类社会生活过程中产生和出现的地方重建特殊的社会情境，改变特定的社会联系结构。这些重建和改变要由个体的心灵来进行，这些冲突发生在他们的经验和他们的自我之间。”^[38] 而对于少数民族成员来讲，心灵改变和价值重建也是对认同序列重构的过程，因此“必须有一种教育，使每个人都对社会关系和社会控制有个人兴趣，都有能促进社会的变化而不致引起社会混乱的心理习惯”^[39]。而实际上，公民教育就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