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

今年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80周年的纪念日。50年前，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的周恩来在纪念孙中山逝世30周年的大会上说：“中国人民崇敬孙中山先生，因为他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是为我们祖国的独立与自由而奋斗终生的战士。”第二年，1956年，在孙中山诞辰9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著文盛赞孙中山先生，尊称他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孙中山先生逝世已经80年，他终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逐步在中华大地上变为活生生的现实，但是我们还不能说，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已经完全实现。我们依然不能忘记：孙中山先生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这份珍贵遗产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首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国家认同，即国族主义。值此纪念孙中山逝世80周年之际，拟就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作一粗浅的探讨，求教于读者和方家。

从驱逐鞑虏到五族共和

1904年，孙中山为洪门致公堂重订章程时，明确宣称：“本堂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第二年，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先生为该会起草的《同盟会军政府宣言》中明确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这时孙中山高举反满逐虏、兴中复汉的旗帜，号召国人起来革满清政府的命。孙中山提出反满逐满的革命目标，是因为清政府“以愚弄汉人为治世之第一要义。吸汉人之膏血，锢汉人之手足，以为满人升迁调补之计”^[1]。满洲“灭我中国。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其满洲汉军人等，如悔悟来归者，免其罪，敢有抵抗者，杀无赦。汉人有为满奴作汉奸者，亦如之”。孙中山强调：“中华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人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逐鞑虏之后，光复民族的国家，甘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2]孙中山先生认为，满洲政府是帝国主义的鹰犬，“彼外国者，欲取吾土地，有予取予求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3]。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即由“汉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反满斗争转向以“五族共和”为基础的国家独立与民族统一。民国元年，孙中山在几次演讲中，都提到“五族共和”。他认为五族已经成为一家，各于政治上有发言权，并且立于平等地位。他号召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策国家的进行”。“五族之人，皆如兄弟，合心合力”^[4]，为中华大民族的昌盛共同努力。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他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5]孙中山先生的“五族共和”主张国内各民族“皆如兄弟，合心合力”，平等友好，团结一致；对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推翻清政府后，他认为最大的威胁来自帝国主义：“当此国事濒危，日人驻兵于南满，俄人驻兵于蒙古，英人驻兵于西藏，法人驻兵于滇黔，日思瓜分，以印度波兰待我。”“共和虽已成立，而列强尚未承认，危险纷至沓来。”他主张国内要团结一心，发奋图强，对外要求列强尊重中国的独立，取消领事裁判权，恢复关税自主，收回租界，收复失地。他一再呼吁：“今日虽已共和，尚未大定，必须统一”^[6]。

“五族共和”与“驱逐鞑虏”一个显著而重要的区别在于：“驱逐鞑虏”将“中华”与“鞑虏”相对，视为水火冰炭，要恢复中华必须驱逐鞑虏，只有驱逐鞑虏才能恢复中华。孙中山先生说：“必朝野一心，上下一德，方可图治。而满人则曰：‘变法维新，汉人之利，满人之害。’又曰：‘宁赠友邦，不愿失于家贼’。是犹曰：支那土地，宁奉之他人，不甘返于汉族也。满人忌汉人之深如此，又何能期之同心协力，以共济此时艰哉”^[7]。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把满人排斥在中华之外，满人是革命对象。他们反复申明：“满洲人非中国之人”，“所谓中国，就是中国人的中国。谁是中国人，是汉人种。中国的历史是汉人的历史”^[8]。

由于辛亥革命成功，清政府已被推翻，“五族共和”把驱逐“满洲人”的反满旗帜彻底抛弃，废止了排满逐满的号召。把单一汉人的中国、中华重新回归到多民族的中华国家。从“驱逐鞑虏”到“五族共和”是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政治路线和建国方略的重大转变。“五族共和”抛弃了辛亥革命前狭隘的民族主义，继承多民族国家的中华文化传统，在面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的威胁的紧急关头，泯灭满汉之分，超越民族界限，各民族团结起来，同心同德、万众一心，树立共同的国家民族意识，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国家独立和统一的重大决策，对于巩固新生的中华民国，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元年积极倡导“五族共和”，他说，“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则我五大民族共同负荷之大责任”^[9]。不难看出，孙中山倡导“五族共和”的目的在于把中国建设成世界第一文明大国，说明这时的民族主义已经跳出狭隘的汉人种族意识，上升为国家民族意识。孙中山顺应历史潮流，与时俱进，及时修正了民族主义的思想和路线，推进了中华民国的统一与发展。

在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后，孙中山继续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他指出：“有人说，清室推翻以后，民族主义可以不要，这话实在错了。即如我住的租界，外国人就要把治外法权来压制中国人，这还是前清造的恶因。现在清室不能再压制我们，但各国还是要压制的，所以我们还要积极的抵制”。“现在脱离了满人的奴隶，还要做外国人的奴隶”。“我们要除去一切不平等的事。脱离做外国人奴隶的地位，所以还要提倡民族主义”^[10]。民国建立后，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掠夺，争取国家的完全独立。

从五族共和到国家民族

中华民国建立初期，孙中山先生曾积极倡导“五族共和”，但是到了民国8年，孙中山先生却指出：“更有无知妄作者，于革命成功之初，创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而官僚从而附和之，且以清朝一品武员之五色旗，为我中华民国之国旗，以为五色者，代表汉、满、蒙、回、藏也，而革命党人亦多不察”^[11]。孙中山先生从倡导“五族共和”到否认“五族共和”的转变，是在建国实践中，他逐步意识到“五族共和”是“五族”联合起来一起建立共和，五族之间是独立平等的联合，但是，当时“五族”都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控制。他敏锐地察觉到五族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满洲是处于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内，蒙古向来是俄国的范围，西藏几乎成了英国的囊中物。由此可见他们都没有自卫的能力，我们汉族应该帮助他们才是”^[12]。如果被帝国主义控制的一个民族在帝国主义怂恿下，要求独立自治，则“五族共和”的原则不仅不能维护中华的统一，反而可能成为别有用心的人作为分裂、独立的依据。孙中山发现“五族共和”不仅不利于国家统一，而且有被帝国主义用来分裂中国的危险。

民国9年11月，孙中山先生在《修改章程之说明》中指出：“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中华民族（如美国本是欧洲许多民族合起来的，现在却成了美国一个民族，为世界上最光荣的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13]。

如何“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孙中山先生说：“现在满虏虽然推翻，汉族是光复了，但是我们的民族还没有完全自由。此中原因，是由于本党只做了消极功夫，没有做到积极功夫。”“汉族光复了之后，把所有世袭的官僚顽固的旧党和复辟的宗社党，都凑合一起，叫做五族共和。岂知根本的错误就在这个地方。讲到五族的人数，藏人不过四五百万，蒙古人不到百万，满人只数百万，回教虽众，大多数都是汉人。……汉人向来号称四万万，或者不止此数。用这样多的民族，还不能够真正独立，组织一个汉族的国家，这实在是我们汉族莫大的耻辱！这就是本党的民族主义还没有彻底的大成功！由此可知，本党还要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必要满、蒙、回、藏，都同化於我们汉族，成一个大民族主义国家”^[14]。民国8年，孙中山先生在文言文本《三民主义》中，把民族主义分为“消极的民族主义”和“积极的民族主义”两种。他说：“夫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亦称以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斯为积极之目的也。五族云乎哉？夫以世界最古最大最富于同化力之民族，加以世界之新主义，而为积极之行动，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吾决不久必能驾美轶欧，而为世界之冠。”民国11年孙中山在桂林做《军人精神教育》的演讲时说：“三民主义中，第一为民族主义，欲言此主义，当回溯武昌革命以前……直至武昌起义，是将满人推翻，光复汉族。然则时至今日，民族主义，可以不言乎？未也。前者满人以他民族入主中国，潜称帝号，故吾人群起革命。今则满人虽去，而中华民国国家，尚不免成为半独立国。所谓五族共和，直欺人之语。盖藏、蒙、回、满皆无自卫能力。发扬光大民族主义，使满、蒙、回、藏同化於我汉族，建设一个最大之民族国家。”在孙中山先生的倡导下，国民党在1923年的《国民党宣言》中强调：“我党民族主义的目的在于，消极地除去民族间的不平等，积极地团结国内各民族实现一大中华民族。”消极的民族主义是“驱逐鞑虏”，推翻满人统治，光复中华。积极的民族主义，是汉族与满、蒙、回、藏等各民族“相见以诚”，合为一炉冶炼融合成为新的包括中国各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建立一个各民族共同的“大中华民族国家”。

不少学者批评孙中山的“积极民族主义”是强烈的“汉族主体论”或者是“汉族中心论”。实质上就是一种“民族同化论”^[15]。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历史和现实。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孙中山先生特别强调：“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这里就不单是用汉族“同化”其他民族，也包含汉族要在共同融合为中华民族的过程中必须抛弃有碍民族融合的血统、自尊自大的名称。新的民族既不是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也不是汉族，而是融合成新的中华民族。这就是新的国家民族。很明显，孙中山受到西方民族主义的理想的启发和影响，把建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作为积极民族主义奋斗的远大目标和不懈追求的理想。孙中山先生的积极民族主义，在当时推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设大中华民族国家，的确有重大的积极作用。建设大中华民族国家是中国各民族走向团结、统一、稳定、繁荣、富强的重要保证，是中国向近代化与现代化迈进的重要步骤。

民族国家与国家认同

民族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国族主义，基本原则是“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孙中山先生认为，只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能建设最强盛的民族国家。“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外国有一个民族造成几个国家的，有一个国家之内有几个民族的，像英国是现在世界上顶强的国家，他们国内的民族是用白人为本位，结合棕人、黑人等民族，才成‘大不列颠帝国’”^[16]。“我们鉴于古今民族生存的道理，要救中国，想中国民族永远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义。要提倡民族主义，必要先把这种主义完全了解，然后才能发扬光大，去救国家。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我们这种民族，处在世界上，是甚么地位呢？同世界上各民族人数比较起来，我们人数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应该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但是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底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为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17]。

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精髓就是“国族主义”^[18]，他希望中国的各民族团结起来逐步融合成为一个新的中华民族，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华民族国家。他认为这是中国救亡图存的根本途径。“中华民族国家”对外能够万众一心抗击侵略，取消不平等条约，恢复国家权益，收复被帝国主义侵占的领土，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与民族的平等自由；对内可以凝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共谋发展与繁荣，反对任何形式的离心、分裂、独立的倾向、阴谋和行动，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19世纪末，民族主义从西方传入中国，很快得到革命者的拥护，成为他们推翻清政府的有力武器。孙中山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反对清王朝和帝国主义。推翻清政府后，孙中山试图以西方先进国家的体制建立中华民族国家。孙中山建立民族国家的理想未能得到实现，便满怀悲愤离开了他终生奋斗的事业。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高扬民族主义的旗帜，动员全国民众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各民族人民团结一心，同仇敌忾，经过八年抗战，终于将日本侵略者全部赶出中国领土，取得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完全彻底的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使我国取消了强加在中华民族头上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使中国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五常任理事国之一。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是民族主义的伟大胜利。在抗日战争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达到空前一致，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结合得到充分体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20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保卫了中国的独立与尊严。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保卫了祖国领土的完整。20世纪末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自1949年以来，半个多世纪，国家统一的大业不断发展和巩固。孙中山先生为之终生奋斗，但来不及实现的理想，已经变成令世人瞩目的现实。

中国现有56个民族，其中汉族的人口最多，占人口总数的91%以上，其他55个民族因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小，一般称之为少数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废除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制度，贯彻实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对少数民族实行诸多优待优惠政策，开创了国内各民族团结友好、共同生存、共同发展的新篇章。中国56个民族，正在相互依存、相互帮助、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中发展为一个共同的国家民族：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正在日益加强。

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有人主张“国内少数民族自决”。这种主张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周恩来总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单一体的多民族的国家，而不是联邦国家，也无法采取联邦制度”^[19]。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也强调：“在我国的条件下，区域自治的形式不宜采取联邦制，而宜于采取自治地方制”^[20]。90年代初期，江泽民在与中国台湾清华大学沈君山教授的谈话中十分明确地表示强烈反对民族分裂主义，他说：“邦联、国协等，这种说法也是不实际，不具体，不了解民族历史背景，中国自来就不兴那一套。中国是一个民族的主权国家，少数民族就是少数民族，公平对待，甚至优待，但中国是绝不许分裂的。只要我坐在这个位子上一天，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中央政府。别人坐在这个位子上也是一样”^[21]。2001年3月23日，江泽民在北京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说：“邦联是两个国家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结合在一起，基本上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联邦也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及国情不合。”历史证明，中国不实行联邦制，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国家体制上保证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建设，对于建立民族国家，推进国家认同，发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有重大意义。

并不是所有的民族主义都会取得成功，仅仅有民族感情和民族认同感，也不一定发展为民族国家，没有民族国家的制度保证，民族主义只能是一种无根的情感。在建立民族国家后，如果没有国家认同感，已经建立的民族国家会因为没有凝聚力而松散。民族国家的制度建设与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培养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江泽民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大会上致辞，盛赞孙中山先生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合作者和继承者。”

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继承、发扬、光大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中国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上，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民族实现了国家独立，实现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宏伟理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中央政府”的民族国家和民族认同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现实，以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磅礴气势奔腾向前。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国家的统一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在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和国家认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是也不是不存在应该引起密切关注的问题。在台湾，问题更为严重。台湾有识之士指出：“蒋经国主政台湾，未能坚守民族主义，积极进行两岸统一，反而使国民党及其政权本土化、台湾化，尤其错选李登辉为接班人，而国民党各级干部及党员未能阻止李氏背叛中国民族主义，坐视其进行台独。”“李登辉主政台湾十二年，利用台湾居民乡土情感，扩大省籍矛盾，阴谋诡诈，专权恣肆，甘为日帝国主义马前卒，瓦解国民党，壮大台独势力，丧失国民党政权。国民党政权丧失不足惜，所可虑者，是‘台湾民族主义’滋生，中国民族主义在台湾遭受挫折，使两岸统一益形困难，并使美日强权得以利用台湾，遏制中国之复兴强大”^[22]。

孙中山先生建立民族国家的理想已经大部分变成现实。尽管两岸至今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海峡两岸人民对一个中华民族的中国都是认同的。海峡两岸人民共同追求的一个统一、繁荣、昌盛、强大的中国必将变为事实。这是任何人、任何党派都无法改变的历史潮流。

建设民族国家认同是一项长期艰苦的事业，我们一方面要不断加强国家认同的制度建设，要让广大人民积极参与到国家认同建设的机制中来。另一方面要注重民族国家认同感的思想建设。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民族国家认同的建设是中国的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

“中国”过去不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范畴（category of culture）。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是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近代革命开始的。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建设民族国家的过程，因此民族主义也就是支撑现代化的建设的主要思想观念。民族主义的思想观念引导人们自觉地建设民族国家、建设国家认同，勇敢地义无反顾地捍卫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民族主义是国家认同建设的核心理念。民族国家的建设与国家认同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民族主义，但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其发展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各民族融合为一个中华民族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都是行不通的。

民族主义，建设民族国家、加强国家认同，是孙中山先生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在全球化的时代，在国际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时代，如何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加紧建设民族国家的同时如何顺应全球化的大趋势？是新时代弘扬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必须认真思考和妥善解决的问题。

（原载《第八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台湾“国立国父纪念馆”2005年11月出版）

【注释】

[1]《总理遗教·谈话》，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2]《军政府宣言》。

[3]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一集，民智书局。

[4]《总理遗教·演讲》。

[5]《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页。

[6]《总理遗教·演讲》。

[7]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论》，《江苏》1903年第6期

[8]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中华书局1986年版。

[9]《总理遗教·演讲》。

[10]《总理遗教·演讲》。

[11]孙中山：《三民主义》1919年文言本。

[12]孙中山：《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总理遗教·演讲》。

[13]《总理遗教·演讲》。

[14]同上。

[15]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系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16]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2页。

[17]同上书，第5页。

[18]同上书，第2页。

[19]《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0页。

[20]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1页。

[21]《江泽民与沈君山的三次谈话》，《九十年代》（香港）1996年8月，第94页。

[22]孟德声：《中国民族主义之理论与实践》下册，（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4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