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移民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子因素

一、语　言

语言是影响移民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移民的自我与群体的文化身份认同都与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在移民的融入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可能是因为“语言结构的差异会导致所谓世界观的不同。人们怎样看待时间和空间，怎样理解事物和过程，都会受到语言中的语法特征的重要影响”（波兹曼，2009，p．171）。因此，选择哪种语言的使用能够直接影响移民自我的文化身份认同，在移民自我的连续性发展上，使用本地语言是移民个体主动性选择融入本地的一个重要标志。

来自广东地区的移民由于有粤语的根基，稍加矫正用词习惯和语言即能很好地融入本地，而非广东区域的移民大部分因不能尽快地克服语言的难题，拖延了个人融入的进程，因此也影响了他们文化身份的建设。以E和L为例，E的老家在湛江，到澳门后语言上迅速地适应了本地的语言风格，在身份的认同上她也十分认同自己的澳门人身份。而L则不同，老家是河南的，尽管在广东和澳门生活很多年，也能够说一些日常的粤语，但是在对粤语使用的依赖程度和自信心上，则与E完全不同，这影响了她对自我澳门身份的认同度。“我觉得我面对讲粤语或者是讲粤语的人缺乏一种自信，语言的自信，文化的未知。我不知道这样说准确不准确，要不然为什么我会……不是特别有意愿地、有冲动地去讲粤语呢、跟他们沟通交流呢？”（受访者L）

有不少移民的粤语已经十分流利，但是拥有纯正的粤语才能够让他们产生完全融入的澳门身份感。同样来自福建的移民M和U就有同样的感受。“一般生活上我都是讲粤语的，（但是在语言上）你始终是外地人，哈，你聊家乡的事，那个乡音你改不了了啊！”（受访者M）。“（我现在说）广东话还是会有口音问题的，就是不标准的，那我希望是完全标准的。所以说语言方面，希望可以慢慢地尽量改善……拿到永久身份证后会感觉融入95%吧……然后还有可能语言上，再慢慢地改善，加上那5%。”（受访者U）

二、法律身份

法律身份的状态影响移民文化身份认同。本研究发现，法律身份的状态也对移民的文化身份认同产生重要的影响，非永久居留移民与永久居留移民在文化身份认同归属感上差异很大。单波（2010）认为，由于人具有归属感的需要，身份的确认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内在的、无意识的行为要求，尚未获得永久法律身份使移民无法获得心理安全感，导致自我与文化环境关系的失衡，引发文化身份焦虑（单波，2010，p．172）。移民在法律身份的等待期往往表现得比在法律身份获得后对身份的敏感度更高，对文化身份的投入更大。为了顺利地获取法律身份的确认，移民通常会采取更多的更积极的行为来融入本地，但同时由于不断地要压制自己文化冲突中的情绪，在此阶段移民对本地的消极情感、防御心理也最强烈。

以O为例，为了能够拓展在澳门本地的事业，他对法律身份十分重视，拿到法律身份前后心理变化很大。“但是真正拿到身份证有可能别人会对你有另外一种看法。（没移民之前）也许可能在别人看来，他认同你的武艺，他觉得你可能是一个真实的人，但不认同你的身份……但是真正你要做大了，（要移民了）他可能会排挤你……他就会另外来看你……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社会生态的生存法则……（拿到永久身份证后）心理上是有区别的，因为可能非永久的时候你认为你是澳门人，澳门人不认为你是澳门人。然后呢你拿到永久居民证，你认为你是澳门人，可能澳门人也会认为你是澳门人。因为你回到了内地以后，你不想说你是澳门人，但你已经确确实实是澳门人，因为你没有身份证了。”（受访者O）

三、社　交

社交是影响移民身份认同的另一重要的因素。所有的文化身份都不是在封闭的系统里形成的，而是在开放的对外的互动关系中建立的。移民文化身份的建构与移民与本地的社会互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与本地社会互动越密切，本地文化身份认同感越强，反之则越弱。在社交中，本地人是移民建构文化身份重要的参照对象，对本地人持有正面或负面的情感和评价影响着移民文化身份建构的偏向。正面的评价能够激励移民朝向本地身份转变，而负面评价则会使移民在偏向原有文化身份的维度上重建新身份。例如A、C、G、T等受访移民对当地人的负面评价较多，他们不愿意接受澳门本地人的一些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偏向于维持原有的文化身份。而B、E、I、U、V、W则对澳门本地人持有较积极的看法，他们在身份的塑造上更偏向于本地文化身份。

以T为例，她对澳门本地社交圈十分不认同，也没有可以聊得来的澳门朋友，因为感到澳门的同学太幼稚，但如果在澳门有非常好而且稳定的朋友，她会更愿意住在澳门，更愿意认同自己的澳门身份。“可能跟澳门的同学没办法交流下去，可能就是想法、思维方式不一样。比如你上课想要议论一下老师，你会觉得大家想讲的点大家感觉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老师上课，他到了学期末就说我自己很喜欢烹饪，想做点巧克力蛋糕给你们吃。然后我觉得很好啊，做给我们吃好开心。然后就听到两个澳门同学在旁边打闹说，一个说‘要不要吃，要不要多吃一块’，另一个说‘不要，老师会记恨你的’，就说‘老师会记恨他’。我就想插话，但是我实在是笑不出来，我就觉得好幼稚，难道这个话题不是我们初中才聊的吗？再另外一个‘你小心他会记恨你啊，你看你看，他在看你啊’，我就觉得蛮无聊的，他们就经常会有这种无聊的举动……我生活圈子在哪还是跟朋友圈有关，我朋友圈没有转移的话，那生活重心肯定还是在珠海……如果我有这样子的朋友圈在澳门，我当然愿意住在澳门啊……一般我跟别人都说我是珠海的，很少说我是澳门的……”（受访者T）

四、身份优越感

身份优越感影响移民文化身份的建构，其中身份自尊感是身份优越感的核心。研究发现，在移民对原有身份价值感知处于优越感较高的阶段，移民的文化身份认同偏向于原有的文化身份，而较低时则更倾向于现有新的身份。当两者都处于较低值时，移民会选择一个更能体现自己身份自尊感的文化身份或者通过“文化自我贬损的归因问题”（单波，2010，p．173）来将身份自尊感缺乏的问题归因给一个外部原因来维护自我文化身份的尊严。

这一现象在许多受访移民身上都有所体现。例如A和C在文化上认同自己的上海人身份而不认同自己的澳门人文化身份，但是在面对内地人和澳门人的文化身份的时候，他们又选择成为澳门人来维护自我的文化身份尊严。A肯定自己上海人与其他中国内地人和澳门身份的不同，但在比较内地身份与澳门身份时，又会倾向于认同澳门人的文化身份。“我们上海肯定是大城市，它解放前是远东第一大城市东方巴黎呢，我们整体的市民的素质，整个在中国都排在前面的嘛！那你肯定会觉得澳门它很土气、很乡下，他们的意识观念各方面与这个城市和它的人文和知名度（不匹配），它绝对不是一个现代化的都市，它称不上，因为人的基本素质不够。据我们了解啊，澳门在80年代有一个移民潮，这个移民潮中有很多是偷渡潮，大部分的偷渡者主要是农民，广东福建的农民。这些人没有读过书文化水平很低，所以这种文化层次的人在澳门，还有他们的孩子占了一定的比例后，整体的素质就比较差……我觉得内地人的素质蛮差的，我说的是文化素质、市民的基本素质。澳门人的素养是比内地人高的……你过马路也不用担心，你过人行道时，车永远会让你过去，但现在（内地人多了）就开始不行了，就开始卡道的也有了。但总体，澳门这一点我觉得它的文明程度还是比内地要高，在公共秩序上他们遵守不闯红灯，汽车让行人，路上都是慢慢悠悠的。它总体素质是很好的，是绝对高于内地的。”（受访者A）

C移民很多年，虽然对澳门本地人有许多不满和偏见，但是对于澳门身份与内地身份相比，她仍然是认为澳门身份是有价值的，是有优越感的。“如果我们不觉得骄傲的话，我们就不会移民到澳门，就会移民到其他地方去了……澳门是一个小城，它也很平稳、很舒适，也没有其他大城市那么压力大。本身我们澳门人还是很有人情味的，只不过说现在是给稀释掉了。澳门人还是很富足的那种心态的，没有那种急功近利呀。只不过现在澳门有那种其他的人（不同帮派的人——作者）多了，就稀释掉了。”（受访者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