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身份的演变及其认同

2.4.2　农民身份的演变及其认同

“身份”是社会上人们使用较多的一个词，也是社会学一个重要的概念，在社会结构的分析中具有重要的地位^[1]。“身份”一词，有多种不同的表述，《辞海》解释为“人的出身、地位、资格”；《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人在社会上或法律上的地位或资格”，各个学科及其学科内部解释也是多种多样，不再赘述^[2]。社会学家认为“身份是在特定社会结构模式中所占据的一个位置（拉尔夫·林顿，1936）”，是“地位、声望、权利和义务的集合”，^[3]等等。

农民，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其定义直接与身份紧密联系。一种定义是按照职业划分，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英语是Farmer。例如范宁注：“农民，播殖耕稼者”；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汉书·食货志》中，曾有“辟土殖谷曰农”之说。在当代发达国家，农民（Farmer）完全是个职业概念，指的就是经营Farm（农场、农业）的人。这个概念与Fisher（渔民）、Artisan（工匠）、Merchant（商人）等职业并列。第二种农民的定义是按照身份来划分的，指下等人，用英文表示为Peasant。“农民（Peasant）”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或准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区乃至社会的组织方式，一种文化模式乃至心理结构。”例如，在本世纪初英属印度孟加拉地区，绝大多数下层的非农职业人口称为农民，在中世纪多指下层的、卑贱的、附庸的人，这与职业已经没有多大关系。

同样，在北方的农民也经历了概念及身份的转变。解放之前，农民主要是按照职业划分的，士、农、工、商，农民作为臣民或“亡国奴”，处在社会底层，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其“身份体系最基本的特征是等级性，并具有较强的先赋性、自然性、强制性和稳定性。”^[4]其自身也认同自己的低贱身份，并且依附国家，其统治阶级剥削的底线不是“拿走了多少”，而是“剩下了多少”，是否触及到其生存底线、正义伦理。

土地改革时期，H镇的贫下中农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国家通过阶级成分划分的方式，导致了农民身份系统的颠覆与重构（李海金，2008），一部分人，贫下中农，是国家的主人，另一部分人，地主、富农、坏分子，是阶级斗争的对象，其农民的概念并不是职业上的农业从业人员，而是按照阶级的成分进行划分。严格意义上来说，贫下中农是共产党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紧密同盟，而地主、富农、坏分子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国家通过政治渗透、社会分类和组织重建等方式，达到了对乡村社会政治的整合，乡村及其农民也被纳入到国家政治生活之中。与此同时，农民的认同类型和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认同类型从社会文化认同向政治认同转型，认同对象从家庭、家族为主转向以政治体系为主。”（李海金，2008）

1953年开始，H镇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从初级到高级直到人民公社，农民的身份开始变成了合作社社员、人民公社社员。在1958年通过户籍制度建设，建立了城乡二元的分割体制，农民的身份是以是农业户口还是非农业户口而确定，和是否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没有关系，并且城乡之间、乡与乡之间不可以自由流动。所以，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身份制度主要由四个方面构成，包括阶级身份、户籍身份、就业身份和所有制身份。不同的身份，拥有不同的资源和机会，相对与城市户口来比较，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情况下，工农业剪刀差，农业向工业倾斜，农民可以说是“二等公民”，即便在社员内部，其资格条件和资源分配不仅与阶级身份有关，也与政治觉悟和个人表现相关，并以此确立了政治分层体系。陈光金（2004）认为，这造成了至少四方面的社会不公正：一是阻断了社会流动的路径；二是导致了农村人口无法分享工业化成果；三是导致不同层级的单位制之间资源占有的不公平；四是阻断了政治出身不好的社会群体向上流动的可能。国家给予农民“社员”身份的同时，在各种运动、斗争和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农民与国家的行为逻辑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例如H镇人员修建水利工程的热情。但也出现了裂痕，艰苦的劳动、生存的压力、各种“运动”的折腾，也让农民怨声载道，“偷懒”，“磨洋工”等“日常抗争”行为，预示着农民对其国家给予“身份”的不满和抗争。

改革开放以来，“革命”消解，“阶级”淡出，公民身份证制度得以确立，阶级身份快速退出历史舞台。“原有的身份制度或身份体系逐渐瓦解或衰落，原来泾渭分明的两大社会主体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下分化出不同的社会阶层，多元化的社会雏形初显。”^[5]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户籍身份限制开始松动，农民可以自由流动，例如进城务工、经商；二是档案身份已被突破，多种类型单位的出现使人们在就业时不再为其所困；第三，农民可以从事多种职业，例如农村中可以成为农业方面的“专业户”，也可以从商干“个体”，等等。社会地位出现了身份分层地位下降，经济分层地位的上升。但是，户籍身份、就业身份和所有制身份虽然都有所松绑和突破，但是还没有完全放开，例如，农民的概念还是以户口是农业户口还是非农业户口来确定，而非西方发达国家是以职业来确定的，经商的、到城里打工的也还是农民，整个农民群体在社会保障、工资福利、户籍调到、人口流动等多方面还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没有享受到同一个国家同一个身份。同时，在改革开放深入，市场经济深化的情况下，一些农民从事非农行业，一些失地农民成为“无地、无业、无岗”的“三无”农民，在身份的认同上发生了危机，发生“去身份化”以及“再身份化”的现象，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继续研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