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移民文化身份认同”的研究

一、移民文化身份认同的过程和结果

移民是一群特殊的离开自己本土去往另一居住地生存的人群，在许多研究中移民属于离散的人（Dispora），它能指代在不同的地区分散居住但是有着共同起源的一群人，也能指代那些离开原居地流动的人群（Ember et．al，2004，p．61）。本书研究的移民不是广义的离散的人，而是国际移民中的移民概念。国际移民是“离开本人之祖籍国或此前的常住国，跨越国家边界，为了定居性目的而永久性地、或在一定时期内生活于另一国家的人。”（IOM，2004，p．62）

移民的文化身份认同是移民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研究者发现移民在移入地普遍存在文化的不适应现象，他们通常是由移民地与原居地生存环境变化而引起的，在这一阶段常常会引发文化身份认同的冲突或文化休克期。

例如，李若建对70年代后移民至香港的内地移民进行研究，发现内地与香港不同的社会制度、价值观、生活方式、教育制度、日常用语，以及客观上政府及民众对新移民群体的歧视，都造成了移民社会适应困难，妨碍了他们融入当地社会，造成移民极端不适应，导致发生自杀等社会现象（李若建，1996，p．63）。

文化身份认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移民对移入地主流文化价值观的适应与融合的进程，这一进程又反过来不断地影响移民文化身份认同的建构（Markus　＆Kitayama，1991，p．64）。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移民研究都不断为这一文化现象提供证据。

例如，左英姿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对比了犹太人在中西方不同环境文化适应产生的身份认同焦虑，她认为“移民对迁入地文化的抗拒与融入为移民调节身份焦虑提供了可能性的选择，通过调适身份的焦虑，可以改造原有的文化和原有的身份意识”（左英姿，2008，p．65）。

又如，香港学者林霭云在对一个晋江－香港移民的家庭空间实践的田野研究中发现，“移民不能以过往的空间认知去理解新的环境，但又不能摆脱自己过往的知识去拥抱新的空间呈现”，在两地不同的空间实践和编码转换中，他们形成了自我的对家庭空间的文化身份认同，它“不单是纯粹的混杂或精神分裂，而且是新的、具有自己一套逻辑的空间呈现”（林霭云，2006，p．66）。

不少学者将研究焦点放在移民遭遇到文化冲突或文化碰撞后文化适应的过程及所产生的认同结果上，他们提出了相似但又不同的观点。在这些研究中，其中Berry的双维度文化适应理论得到了普遍的关注。他认为移民在移入地的文化认同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保持对自己母文化（native culture）的认同，另一个是保持与当地社会群体的关系，由此提出四种态度：整合（integration）、分离（separation）、融入（assimilation）、边缘策略（marginalization）（Berry，1990，p．67）。

在华人移民的研究中，陈国贲的研究值得关注。通过多年对东南亚移民的研究，他整合了研究者Femminella的观点，认为文化相碰撞时可能产生五种过程和结果：（1）强化，“使双方都各自强化、本质化和硬化，以至分别退居各自的‘堡垒’”；（2）交替，两种文化交替转变身份，“好像变脸”；（3）改宗，又可以称作同化；（4）混成化，双方不再固执所谓的“固有文化”，“双方的角色差别在有意或无意中被去掉”；（5）创新，从两种文化的纠缠、迷茫和不安中产生一个全新的文化（陈国贲，2012，p．68）。

二、移民文化身份认同的维度

许多研究者支持文化身份认同是双重性、多重性、多元性的观点，认为移民文化身份认同存在不同的维度。不少研究者通过文化研究、历史分析、量化实证等，为此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其中Oetting　＆Beauvais（1991），陈秀容（1999），吴琼洳（2009），刘燕玲、吴金平（2014）的实证研究值得关注。

Oetting　＆Beauvais对土生的美国人和墨西哥裔美国青年人酒精和毒品使用的比较研究发现：第一，对不同的文化认同是呈矩形的。第二，文化认同的维度是彼此独立的，对一种文化的不断增加的认同并不需要减少对另一种文化的认同。第三，对一个文化的认同与拥有这个文化的朋友，和接受一个这样的婚姻有关。第四，对文化的认同是个人和社会力量的来源。第五，对个人行为产生影响的是他所认可的对这种行为允许或不允许的文化的数量（Oetting　＆Beauvais，1991，p．69）。

陈秀容通过对海外移民历史分析的方式，认为华人族群存在双重认同：既效忠于所在国，又在文化情感上保持着自己的种族与文化认同（陈秀容，1999，p．70）。吴琼洳通过对台湾云林县181名就读国民中学的新移民子女的问卷调查，发现新移民子女对母亲原生国文化在情感上也存在多重认同，且具有“相互依附、归属、共荣共灭、不可分割的感情”（吴琼洳，2009，p．71）。

刘燕玲、吴金平通过对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华人专业技术新移民的个案研究，表明跨国文化认同“是一个多层次、多类型的结合体，既包括中国人的族裔认同为主与美国人的国家认同为次的双重认同，又包括混杂性的中美双重文化认同”（刘燕玲、吴金平，2014，p．72）。

在移民多维文化身份认同的变量与表现形式的研究上，也是百家争鸣。许多学者认为语言、教育、宗教、地域、出身、血统、政治、职业等都可能是移民关注的文化身份认同维度。不过，也有行为主义学派的学者强调从文化的觉知、投入、行为与态度、文化归属等维度来理解和测量文化身份认同（Phinney，1990，p．73）。有学者特别强调从移民传统文化或宗教的保留程度来认识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Dehyle，1992，p．74），有学者整合不同研究者的成果提出了新的测量维度，如文化统合的维度（吴琼洳，2009，p．75）。其中陈国贲（2012）和吴琼洳（2009）的实证研究的结果尤具启发意义。

陈国贲通过对新加坡华人的田野研究以及对1025个华人的问卷调查，从中发现，“过去华人的认同变量基于方言、本地性、地域、宗教、政治和职业，现代则以语言、教育和宗教为主，今天的区分变量则只有出身和血统”（陈国贲，2012，p．76）。

吴琼洳在对新移民子女的量化研究中整合了Dehyle（1992）、Hill（2004）和Phinney（1990）关于文化认同的量表，提出了文化投入、文化归属与文化统合三个测量维度，涵盖了对原生国文化、语言、传统技艺或歌谣、历史等综合方面的认知、情感、行为、态度、投入、归属的文化身份认同的测量（吴琼洳，2009，p．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