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意产业创造力培养机制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1．1．1 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种以人的智力为核心资源的高附加值产业,是一种低能耗、低污染、高产出的绿色产业,代表了战略型新兴产业发展方向,每年创造出的经济效益和释放的产业能量巨大,使得世界发达国家纷纷出台相关产业政策,营造创意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环境条件,大力推进创意产业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发展范围也从最初的几个大城市辐射到全国各大主要城市,所涉及的行业和领域越来越多,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柱产业。近年来,基于文化创意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取得重大突破的现实考虑,我国许多地区企图依托富有本土特色的文化优势,结合科技、人才、信息等资源,建立起技术、人才、资本、公共服务“四聚合”的创新服务支撑平台,通过资源整合、共存共生、协同进化,不断推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完善。然而,由于我国文化创意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强,政府在资源整合中的作用不明确,中介机构的配合不紧密,文化协同功能欠缺,致使我国各地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存在功能定位不清晰、主导产业不明确、公共服务平台不完善、产业链不完整、高端创意人才缺乏、产业创造力不强等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在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和跨国公司的兴起,处于全球模块化生产网络中最后一个环节的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组织,对国外大型文化创意公司的依赖度将会更高。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创造力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如何整合政府、企业、高校和社会资源,构建符合市场发展规律、主导产业分明、具有完整产业链、促进文化创意资源转化为经营资源的产业成果,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直以来,产业创新都是战略管理理论研究的重点问题,而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种全新的业态受到关注,而关于文化创意产业创造力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相关研究尚有待继续深入。通过文献检索可以看出,早期研究者认为,产业发展面临许多不确定性要素,产业要想求得长期生存必须进行创新。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巴纳德和钱德勒分别提出产业组织必须与外部环境协同发展的观点。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的发展,产业组织战略环境呈现出动态、复杂、多变趋势,管理的系统性危机也由单一的产业组织之争转变为整个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之争,任何产业只是扮演着产业链中的某一个环节,产业组织很容易因外部威胁以及内部僵化而失去竞争优势,产业组织为了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必须不断提升自身创造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文化创意产业创造力的研究引起了广大研究者的关注。美国经济学家Richard Florida将一个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程度和发展水平的高低归结为3T因素,即:科技、人才和社会宽容度。3T模式是反映高科技产业和创意阶层在特定地区的相对集中程度、地区的开放程度和其他多元环境指标,并说明外部生态环境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Hans J．Eysenck研究得出文化创意产业环境发展模型,认为政治宗教因素、文化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教育因素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此后,欧洲调整产生了用来衡量和评价创意产业发展状况的欧洲创意指数。香港创意指数认为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必须加强创意成果、人力资源、文化资本、结构与制度资本以及社会资本这五个方面的建设。国内也已有部分学者对文化创意产业形成与发展进行了相关研究,认为文化创意产业是在特定的组织生态环境中经过系统演化的结果,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经济环境、创意氛围、人力资本、文化基石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要素。

上述研究表明,理论界已经明确认识到产业自身创造力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得出了创意产业是创意经济主体与外部生态环境相结合产生的结果,创意产业发展必须与外部环境协同进化。然而,目前大多数理论成果主要是从静态研究角度展开对文化创意产业创造力进行研究,而缺乏对文化创意产业创造力更深层次的情境分析和技术分解,对于产业创造力到底源自何方、产业创造力的具体表征、产业创造力作用于文化创意产业并促进其发展的机理、产业创造力的评价等问题尚未达成一致的认识。

1．1．2 研究的背景

当前,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知识经济社会,全球范围的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国际分工,正面临着大调整与大变革,围绕资源、技术、人才、市场、标准等方面的竞争更加激烈,而文化与创意作为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核心要素,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受到高度重视。特别是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有形的物质资源由于相对容易获取而逐步退居为非核心资源以后,知识形态的文化资源则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根据《重新定义公司:谷歌是如何运营的》一书的观点,未来企业(产业)的成功之道,是聚集一群的创意精英(Smart Creative)营造合适的氛围和支持环境,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快速感知客户的需求,愉快地创造相应的产品和服务。因此,传统的公司管理理念不适用于这群人,产业组织的逻辑必须发生变化。而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也把过去200年的组织创新总结为三次革命:第一次是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核心是机器取代了体力,技术(Technology)超越了技能(Skills);第二次是生产力革命(Productivity Revolution),大致从188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核心是以泰勒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的普及;第三次是管理革命(Management Revolution),知识成为超越资本和劳动力的最重要的生产力。而目前我们正在面临的时代大变更可称为第四次革命,即“创意革命”(Creative Revolution)。

结合现实来看,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科技与产业动作手段的广泛推广与应用,在全球数字工业化的发展浪潮中,作为文化、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全新产业形态——文化创意产业,凭借其独特的产业价值链,快速的成长方式和广泛的产业渗透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全面带动文化、旅游和关联产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产业模式升级,成为全球经济和现代产业发展的新亮点,其发展规模与影响程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文化创意产业因其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附加价值高而被认为是21世纪全球最有前途的产业之一,有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世界各国政府都对这一产业的发展给予了特别关注。时至今日,文化创意产业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停留在书本和杂志上的理论概念,而是借助现代科技手段,通过与现实产业相结合,每天产生着巨大经济效益的全新产业形态。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引领着全球未来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文化创意产业视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加以谋划和推动。

据韩国文化内容振兴院估算,2013年世界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市场营业额达到2．337万亿美元。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几十个国家最新调查的数据显示, 2013年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平均为5．26％,约3/4的经济体在4．0％~6．5％之间。在经济发达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甚至已经成为经济复苏的新希望,很多发达经济体都把文化创意产业定性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其增加值超过了其他产业,增长率高于经济总量的增长率。如美国达到11．3％,韩国、巴西、澳大利亚、中国、新加坡和俄罗斯均超过6％,加拿大、英国、中国香港、南非和中国台湾分别达到5．4％、5．2％、4．9％、4．1％和2．9％(见图1G1)。而在新兴经济体中,文化创意产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份额也正在增加,整个产业正在朝着支柱产业方向发展。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4年初预测,2015年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升至7％左右,每年平均提高0．7~0．8个百分点。著名经济学家罗默早在30多年前就曾这样预测:“新创意才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据联合国举行的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文化创意产业已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被誉为全球“创意产业之父”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金斯认为“创意产业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创造性倾向,是一个国家未来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增长点之一”。根据约翰霍金斯在《创意经济》一书中的研究表明,目前全世界每天创意经济的产值达220亿美元,并且正在以5％的速度递增。由于发达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创造力表现强劲,溢出效应明显,因此,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潮流和众多国家的战略选择。大力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如韩国提出要把文化创意产业培育成为“21世纪的骨干产业”。而文化创意产业在美国、英国、意大利、日本等发达国家,已成为促进这些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文化创意产业不仅强劲地推动着这些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极大地提升了这些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软实力”。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全球方兴未艾的基本趋势。

图1-1 世界主要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占GDP比重及就业贡献率

与当前低迷的经济形成鲜明对比,利用资源少、高附加值、高就业率的文化创意产业近年来增长迅速,正孕育巨大发展空间。由于文化创意产业以版权为中心,具有低污染、低排放、高科技、高附加值、融合性等特征,使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促进第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工具与方式。结合我国的情况来分析,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完全符合中国经济转型的大政方针,因而受到政府高度支持与重视,拥有较为宽松的政策条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经济社会开始进入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重要时期,为了提升经济发展实力,我国重新思考并制定了符合时代发展特征的产业发展政策,开始大力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由此导致文化创意产业成为我国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强化国家文化认同感、提高国家文化竞争优势的战略型新兴产业形态。随着中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传统的依靠资源投入带动经济发展和以低端制造业出口为核心的增长模式转型升级到以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产业发展模式,文化创意产业被公认为是提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具前途的产业之一。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正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人才、技术、资金等不断集聚,文化创意产业未来发展空间巨大。以2015年为例,在中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寻求经济新动力的关键时期,文化创意产业通过“文化＋”的模式注入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洪流中,正以矫健的步伐向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迈进,不仅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而且发展质量也正在逐步提升。据估计,2015年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将达到18000亿元,占GDP的比重将超过5％,文化创意产业将成为我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因此,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不仅可以从精神层面满足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要,对于拉动内需、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最终向“中国设计”转变,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城镇化、创新经济、“互联网＋”、建设新支柱产业、“一带一路”等趋势和背景下,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伴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优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目前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式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型增长。在国民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格局和大背景下,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应该有怎样的作为和定位,如何充分挖掘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潜力,进一步发挥文化创意产业对国民经济的积极促进作用,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然而,虽然我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文化渊源,文化资源相当丰富,我国是文化大国但并非文化强国。与发达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创造力表现强劲相比,虽然近年来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势头迅猛,产业规模和产业水平都在不断提升,但这主要是在政府主导和产业政策引导下,由外力推动而形成的现象,整个文化创意产业创造力尚没有释放出应有的能量,不仅难以持续为相关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也造成了文化创意产业自身发展后劲不足。研究表明,近十年来我国国产的具有原创性的作品数量极少,文创产品低水平同质化竞争现象严重,与美国、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而发达国家凭借资金的优势和高新技术产业融合,不仅向中国大量输出自己的文化产品,而且长期占据着中国的文化消费市场。以中国青少年喜爱的动漫作品为例,日本占60％,欧美占29％。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表明,自2004年来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高速发展,每年增速都在20％以上。但从2012年开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期”,当年文化创意产业的增速仅为16．5％。研究表明,除体制与机制上的原因以外,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高端创意人才缺失、资金投入不足、产业发展导向不明确、产业运作模式低端、资源整合不够是导致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创造力缺失的重要原因。因此,探讨如何通过培育文化创意产业成长环境,大力培养我国文化创意阶层,进一步激发和释放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创造力,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快速发展,成为我国理论界和业界共同面对的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1．1．3 研究的意义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传统的资源消耗型和投资驱动型经济逐渐退出舞台,转而被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知识经济所代替,经济增长方式也由传统的依靠自然资源为主向依靠知识(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为主。研究表明,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种不依赖资源的大规模消耗而能够增加内在价值含量的战略型新兴产业,自产生之初便显出强大的经济潜力,并成为世界各国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宠。

(1)理论意义: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土壤,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纽带。文化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力量,也是一种生产力。自古以来,便有“文以载道,文以化人”之说。文化因素对特定区域空间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运行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在高科技与产业化运作手段的催生下,伴随着创意的萌生,文化、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产生了一种全新的产业形态——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延伸了产业价值链,提高了产业的附加值,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极大的活力。文化创意产业通过创意对文化资产的整合,激活了“存量”,挖掘了“增量”,实现了对文化资产的保值与增值。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当代人类社会新的财富创造形态,其所产生的巨大的乘数效应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正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文化与创意相结合形成的全新产业形态也成为世界各国竞相争抢的战略高地。到目前为止,文化创意产业是一种新兴的朝阳产业,已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支柱性产业,成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助推器,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进步和经济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

(2)现实意义:提升文化创意产业创造力既具有重大的经济价值,又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逐渐进入到一个高速城镇化的发展时期,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城市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由此带来的城市功能布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批老的重工业城市,尤其是资源型城市,由于体制、产业类型自然资源的枯竭等原因,经历了由兴盛到衰败的过程,其功能布局、物质空间和人文空间已经、正在或即将经历大的变动和重构,面临着复兴的巨大挑战,不少城市工业遗产亟待抢救性保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日益严峻。因此,发展现代服务业、增强产业的科技、文化含量,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改造,成为缓解资源环境矛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培育文化创意产业创造力不仅可以阻止城市化过程中简单的大拆大建和一味的推倒重来,避免仅仅简单地关注土地价值而忽视历史文脉的传承等现象的发生,而且可以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调整和优化传统产业结构,促进传统经济更新换代,增加就业岗位,扩大社会效应。

(3)应用价值: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上的形象、影响力与地位不仅取决于其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文化和科技等“软实力”也非常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文化的产业形态,不同于传统产业,不仅具有产业属性,而且还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根据法国学者马特尔历时5年的实地调查和对1250名产业领袖和文化精英的访谈表明:“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大战已经爆发,各大国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已然不会运用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手段,而是通过电影、电视、流行音乐、时尚服饰、餐饮、媒体等各种文化创意产业手段展开竞争。”当文化创意产品作为意识形态的传播载体时,首先必须对文化创意产品进行资本化和产业化,通过占领文化市场,传播意识,从而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我国进入到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大力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我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国“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产业政策,促进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明显提高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使得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十八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在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将“文化创意产业建设成为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着力点在经济建设,那么经济社会后期的着落点将在加强精神文化建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我国是文化资源大国,但并不是文化强国。提升文化创意产业的创造力,是中国实现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的必经之路。可以预测,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和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目标的提出,特别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将全面激发创业热情,未来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必将迎来新一轮重要的发展契机。而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既要回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面对的一系列问题,又要根据我国的特殊情况解决产业自身发展的实际问题。通过提升文化创意产业创造力,提高文化创意产品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扩大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增强主流文化的号召力,可以有效预防西方国家通过经济方式进行文化入侵和文化渗透,杜绝不健康和低俗文化,鼓励积极向上的思想,有利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因此,加强对文化创意产业创造力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文化产业顶天立地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解决自身大发展大繁荣问题,又可以回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面对的一系列问题,加速中国梦的实现,因而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