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当代演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取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页）。随后，在《资本论》第1卷中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为未来的社会奠定现实的基础，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页）。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将这一社会概括为“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这些论述，在他们逝世之后很少为他们事业的后继者所提及。尤其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的声音淹没了任何关于“自由”、“个人”的呼声。在有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在中国当代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在200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突出地重新提出“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主题，深刻阐明：建立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的最高纲领，而现阶段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党的最高纲领与现阶段奋斗目标的统一点，被明确地确定下来，这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十月革命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第一次。

这是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做出的极具现代性的演绎，是对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和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服务人民的实践，高屋建瓴做出的新的概括与总结。中国共产党自重新提出这一主题以来，不仅一直非常明确而坚定地坚持这一最高价值目标，而且为在现今历史阶段如何切实推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落实“以人为本”，努力构建和不断改善它所需要的制度体系与行动纲领。而这正是当代中国民族复兴的不竭动力之所在。

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使传统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获得了全新的内涵与外延。

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重构了人们的人生价值取向。人们由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发展，越来越克服自身自然属性的局限，而依靠社会属性的不断扩展、不断提升，使其“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不断增强。个人的存在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他们终于能够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109页）。人不再是自然状态及半自然状态下以生存斗争或种的繁衍为其本质，以范围非常有限的家庭、等级、阶级利益为其本质，而能真正地以每个个人与整个人类直接相联系的社会性为其本质，以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为其本质。

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重构了整个物质生产活动的价值取向。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建立在科技进步与人的素质普遍提高的基础之上，由于物质生产资料的主体部分已经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支配，物质生产活动将不再以攫取最大利润为终极目的，不断满足人们为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而日益增长的需要，将越来越直接、越来越全面地支配着物质生产过程。亦因此，生产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将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谋生手段或沉重负担，生产过程、生产成果对于他们来说，都将不再是一种异己力量。劳动将逐步成为人们生活的自觉需求，是人们发挥自己能力、潜能，实现自己的普遍性、全面性社会本质的必要过程。劳动将使人们得以实现自我价值，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都将成为人的自我价值的具体体现。而随着劳动时间的缩短，人们将有越来越多的闲遐时间从事其他创造性活动，享受自己的和他人的劳动成果。人们的劳动将不受职业、地域或身份的局限，而有足够的机会选择最适于自己发挥所长的空间。人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其他各种享受，将越来越讲究品位、质量以及文化内涵。

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能最有效地将每个个人的发展和人类集体、人类整体的发展紧密地、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因为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都要受到生产力水平与交往程度的限制，人们的发展不可能是孤立的行为，它必须与社会和群体的发展紧紧结合在一起。先前，当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人们的交往范围十分有限时，人们或隶属于氏族与部落，或隶属于家庭与家族，或隶属于等级与阶级，从而为某种异己力量所支配。今天，生产力和人们的交往关系已经为形成新的自由个人的联合体提供了可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发达的生产力和广泛的社会联系为基础而形成的这种新的联合，使得将自己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实际置于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控制之下首次有了真正的可能。

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没有集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4页）因此，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核心构建起来的新的价值体系，很自然地要求整个社会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要求社会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优越、适宜的环境和必要的制度性保证。这就使“民惟邦本”解决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原有传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即在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中，这种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6页）在具体解释这“三个方面”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要消灭关系对个人的独立化、个性对偶然性的屈从、个人的私人关系对共同的阶级关系的屈从等等，归根到底都要取决于分工的消灭。”（第516页）

他们还指出：“只有交往和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这样普遍的程度，以致私有制和分工变成了它们的桎梏的时候，分工才会消灭……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即才可能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现代的个人必须去消灭私有制，因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它们在私有制的统治下竟成了破坏力量，同时还因为阶级对立达到了极点……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础上的联合。”（第516页）

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取决于分工和私有制的消灭；而分工和私有制的消灭，又有待于人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悖论如何解决？江泽民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这既是中国百年来民族复兴经验的总结，也是对近代以来的及此前历史发展经验的总结。

中国目前的生产力远未发展到消灭分工和全部私有制的水准，社会分工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将继续存在。只有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确定为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目标，我们的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发展才会有明确的方向和正确的发展战略；反过来说，只有坚持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才能给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最可靠的保证。只有通过这两者的积极互动与自觉配合，才能最终达到消灭私有制与分工，使全部社会生产力和全部社会交往变成人们自己的自由的生活。

这就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现代版。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6页）他们对这一结论作出过更为具体的解释：“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页）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也是如此。

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要求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要求人与人之间形成互相全面依赖的关系。在家长制、奴隶制或封建领主制统治时代，人们只在极小的范围内互相联系。当人们为不开化的利己性所支配时，自然不可能形成多方面的需求和全面的能力体系，生产力发展便只能局限在非常有限的水平上。资本主义出现后，一切产品和活动都转化为交换价值，每个人的生产都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每个人的消费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活动和产品的交换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条件。普遍的物质变换带来人与人全面的关系，人们突破了原先的地域、家庭或其他古代共同体的局限，形成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然而，资本的支配，一切都演化为交换价值，又使每个人陷入全方位的异化：生产资料、生产过程、生产产品、生产流通和消费中全部人与人的关系，都成为一种异己的、和个人相对峙的外在力量。不过，由于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加上活跃的商品交换、市场经济，包括世界市场上的全面联系，使人们从传统不开化的利己性控制下解放出来，让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这就为人们战胜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克服人自身的异化，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还同所有制的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资本论》在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有一段人们所熟悉的名言：“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这种生产方式……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建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

对这一段名言，曾有过许多不同的解释。其实，了解马克思关于所有制演进历史的整个论述，就不难对此作出正确的解释。马克思早就指出，氏族与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都曾以某种共同体为基础，在这些所有制关系之下，社会绝大部分成员都不可能自由而全面发展。即使是统治者也绝不可能全面发展，因为奴役他人的人自己不可能真正自由，更不可能克服自己的狭隘性与局限性。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要使生产工具受每一个独立而自由的个人支配。财产受所有的个人支配，这显然同等级权力控制下的国家所有制及寺院经济、庄园经济式的共同体所有制不是一回事。个人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指的是每一个个人都有同样的劳动权、自由选择职业权，不分地域、出身、性别，都有施展自己才能的同样的权利和机会，要逐步打破现有城市与乡村之间、地域之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等各种界限。而财产受所有的个人支配，实际上是指人们在消费方面都能够得到必需的供给；真正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最根本的内容是给每一个人都提供同样的“各尽所能”的基础和条件。

为使“各尽所能”逐步由理想变为现实，除了给每个人提供发挥其能力的外在条件外，还必须依靠社会力量，大力增加教育与科学技术的投入，营造广阔的公共空间，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现代先进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以使人们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培育和开发。这样做，就是给每个人提供同样的接受教育的机会，接受科技、文化熏陶的机会，使全面提高自己道德、文化、能力素质具有同样足够的空间。没有这一切，“各尽所能”就只能停留在口号上。而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大大缩短劳动时间，就能使每个人都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其他工作，发挥自己的潜能。

这样去努力，无疑才能真正做到“本固邦宁”。

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表现为千差万别的自由个性，然而这并不排斥以一定的指标体系来加以衡量和检测。这个指标体系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人们的认知、抒情、审美、创新能力的培育与开发体系。这方面包含学校教育规模、水准及人们受教育的程度，社会教育的渠道、水准及影响人们的程度，信息联系发展水准以及所传递信息的质与量，社会联系的时空范围及密切程度。

人们的智慧、知识、感情、意志、能力发挥与实践体系。这方面包含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的自由空间或公共空间；择业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的开放的环境，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各种机会。

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获得基本保证的制度体系。这方面包含政治、法律、道德建设，社会各类保障体制建设，社会安全和协调体制建设。

人们享受生活、发展自由个性、不断完善自身的自律体系。这方面包含人们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完善的普遍性程度，生活品质，自尊、自爱、自重、自律以及彼此之间互敬、互助、和而不同、友好相处的水准。

上述这些指标大体都可量化。按照这一指标体系，可以较为具体、清晰地显示出中国当代各主要社会群体在走向每个人自由而平等发展方面究竟达到了哪一个层面，主要问题究竟在哪里，这样就可以更准确地确定努力方向与重点，抓住关键所在，实现突破性的发展。“民惟邦本”中的“民”是非常具体的，它是非常现实的活生生的一个个社会群体，是非常现实的活生生的各个社会群体中的每一个人。

占中国人口总数过半的农民，是中国数量最为庞大的社会群体。现在中国农民相当一部分（主要是沿海地区及内地大中城市周围的农民、离开乡土进城打工的农民）比起传统的农民有了很大变化，他们已经深深融入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同世界形成越来越广泛的直接联系，正在成长为现代农业经营者。但是，当今中国农民中尚有相当一部分还没有真正走出古代。他们仍然被束缚在一小块固定的土地上，孤立、闭塞、无法真正自主自立。如果说，前一类农民（包括一批现代农民企业家、农业经营者、现代农业工人）已有了走向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初步基础，那么，后一大类农民走向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则仍然非常困难，甚至可以说还没有真正具备前提。

要在中国最广大农村中推进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必须允许农民自主地走向现代市场经济，发育出发达的农村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人才市场、信息市场、产品市场，从而形成完整的农村市场经济体系，使农民真正自主、自立、自由，通过市场而使自己具有现代的全面性。更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现代经营管理、现代国内外信息传递给农民，使他们不再处于无知、落后状态，将他们的能力包括潜能开发出来，使他们也同样能够直接汲取世界范围内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成果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而这样做的前提则是必须尽全力缩小剪刀差，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同时通过村民自治，让农民进行自我管理。农民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中都是一支最为庞大的队伍，要做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最为艰难的也正是这一社会群体。但是，一旦将这一社会力量真正解放出来，使他们能自由而全面发展，就使中国民族复兴拥有了世界上一支最为庞大乃至最为强大的生力军。

为数约1.5亿的产业工人和近2亿由农村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是中国第二大社会群体。他们中间很大一部分与市场经济及社会大生产联系比较密切，经由工业生产活动和商业、服务业活动，他们互相之间乃至与世界范围的生产、贸易形成了全面的依存关系。在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方面，他们较之大部分农民前进了一大步。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不断升级，出现了一大批下岗职工，而且这些人中大多年龄偏大、知识层次较低、再就业能力较弱，女性所占比率又特别大。至于大多数农民工，常常干着最为艰苦的工作，却未能享受和城市工人同样的待遇，权益得不到足够的保护。他们大多年轻力壮，但是文化基础较差，科学技术水准不高，在全面发展方面局限较大。除去这两部分人之外，还有一大批已经退休的工人以及一批仍在参加工作却有残疾或其他困难的工人，他们在发展方面所遇到的障碍可能更多。对于他们，应当由社会给予更多关爱与帮助。

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还有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互相结合的日益壮大的社会群体，包含科学家、工程师、专业技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科学研究人员、卫生技术人员、中学以上教师、商业服务业中级以上从业人员。这一社会群体一般具有较高教育水准和专业技术培训资历，与市场经济联系紧密，了解国内外先进科学技术和其他各类信息，工作环境较好，对其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调度权、支配权、控制权、发言权、监督权，工资薪金收入较高，熟悉市场经济秩序，具有较强的现代价值意识，能较自觉地按照现代文明规范行动，生活质量较高。在走向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方面，他们有较好的基础和条件。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这一队伍将会进一步扩大，并将逐步成为劳动者的主体部分。根据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要求，需要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以保障他们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并得以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整体水准。同时，还要协调好他们与广大农民、工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关系，两者之间应在尊重劳动的基础上形成积极互动、优势互补的关系，防止形成对立化、两极化。

中国民营企业主已有数百万人，个体工商业者已有数千万户，他们自负盈亏，密切关注劳动、资本、技术、信息等各级市场状况，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中国推动生产力发展、吸纳劳动力及满足人民生活多方面需要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许多私营企业主还积极走向海外，不仅与国内市场而且同国外市场结合在一起。他们中不少人有较高收入，有较强的独立性。但是，他们中企业规模较小者特别是广大个体工商业户受各种管辖与牵制过多，企业规模较大者也必须面对一些现行体制的约束和属下职工不断改善待遇的强烈要求，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空间并不很大。他们特别需要的是从外部提供更为宽松、更为规范化的法治环境，并从内部加强企业及行业的活力以及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机制，协调好与国家、市场及企业内部职工的关系。这无疑是使他们扩大自由而全面发展空间的基本前提。

为数500万以上的各级党和政府机关公务员以及为数约与此相当的乡村行政事务和公共事业管理者，是我国当今又一大社会群体。拥有8000万以上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更是当今中国组织最为严密的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社会政治力量，它承担着领导者、执政者、决策者多重角色。这一巨大的社会群体的主导部分有着世界眼光，有着广泛的、直接的国际联系，具有相当高的学历和工作历练，整体素质较高，在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对于他们说来，最重要的是真正全力以赴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推动先进文化的成长，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又不被权力所腐蚀，在带动整个社会向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方面起到先锋作用、表率作用。由于他们是国家权力的直接掌控者和运行者，他们同全社会其他各阶层群众能否真正形成水乳交融的一体化关系，对全体人民能否自由而全面发展实际上在相当大程度上具有决定性意义。

上述不同的社会群体及这些群体中不同成员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进程不可能完全一样。人们需要承认发展的不平衡性，即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群体乃至不同的个人，发展不可能同步。但是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目标，无疑可以使我国所有的不同社会群体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协调好彼此关系，共同扶携前进。

只有这样，“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方才能够真正在现代中国落到实处，民族复兴方才能够持续，达到它的真正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