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为邦本”与“立君为民”

（一）“民为邦本”

“民为邦本”是先秦民本论的最基本的含义，意谓民众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力量。它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

1．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首先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为社会政治各项生活提供了经济基础。周宣王时期的虢文公认识到这一点，他说：“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国语·周语上》）在他看来，民众创造了基本的生活资料，国家各项政务有赖于此才得到开展。春秋时期楚灵王的大臣伍举也认为，君主财富来源于民，民富则君富，民贫则君贫，他说：“夫君国者，将民之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国语·楚语上》）孔子的一位弟子也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孟子则进一步认识到了这样一个普遍的事实，统治者是靠老百姓来供养的，他说：“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统治者对民众态度如何关涉到国家兴衰。陈国的大臣逢滑对陈君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左传·哀公元年》）正因如此，先秦思想家强调“民为君之本”（《春秋谷粱传·桓公十四年》）。

2．民众是国家兴亡和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力量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礼乐崩坏、极度无序的时代，是一个以“战争”著称于后世的动荡年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发现，在这种动荡现象的背后，有一个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就是民众。当新兴的楚国灭了寥、六两国时，鲁国的大臣藏文仲总结寥、六灭亡的教训时说：“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左传·文公五年》）春秋时期，管子辅助齐桓公成为五霸之首，影响深远。《管子·霸形》有这样一则记载：“管子对曰：‘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桓公变躬迁席，拱手而问曰：‘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这对话不一定发生于管子与齐桓公之间。但它表明民众对于成就霸业的决定性力量。孟子通过考察上古三代更迭的历史，指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离娄上》）又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同上）这就充分表明了民心向背是国家兴亡的决定性力量。这一点更具体地表现在民众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力量。先秦法家很重视富国强兵，而强兵的关键在于强“心”：“用兵者，服战于民心。”（《韩非子·心度》）荀子说得更明确：“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荀子·君道》）如果民众不愿参战，或战而不力，那么败亡坐而可待。荀子还说：“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荀子·议兵》）这表明民众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力量。

3．民众是一切事业成功的主要力量

国家的兴衰存亡当然是头等大事。但除此之外，尚有许多事业需要人去做。而在成就大业的过程中，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管子·五辅》说：“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如果说这里所谓“人”主要是针对特殊人才的话，那么《吕氏春秋》则更重视普通民众的力量、重视民心的向背，它说：“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吕氏春秋·季秋纪·顺民》）先秦道家的重要政治思想是“无为”。但殊不知，这个“无为”是以民众的“有为”作为现实基础的。所谓“昔之君子，其所以为功者，以其民也”（《鬻子》卷上）。这里所谓“君子”，实指帝王将相。他们所获得的一切功业都是依靠民众的力量。

正是基于上述诸方面的原因，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的口号：“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荀子则提出了君民舟水之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这两句话深刻表明了民的地位、性质及其历史作用，是先秦“民为邦本”的最高表现形态。

（二）立君为民

在先秦思想家看来，君主是上天为了民的需要才设立的，所谓“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既然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不仅养育了统治者，而且决定着国家兴亡和事业成败，那么作为国家君主就必须重民、爱民，为民众服务，这样才能赢得民众拥护，从而做到长治久安。所以，先秦民本论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大力阐发“立君为民”的思想，那么，君主怎样做到治国为民呢？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23]

1．思想上重民、爱民

先秦民本论认为，要做到治国为民，统治者本身思想上要重民、爱民。孔子认为治国要重民，他说：“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孟子在政治上提出仁政说，要求统治者推广仁爱之心来治国，他说：“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于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在与齐宣王的谈话中，他还要求统治者与民同乐、与民同忧，所谓“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荀子也说：“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荀子·君道》）

2．经济上利民、富民

统治者要为民众谋福利，解决好民众的衣食住行，使民众过上富足生活。民富则国富，国富则易治；反之，民穷则国衰，国衰则易乱。《管子·治国》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这就是说，治国首先要使民众生活富裕，只有民众生活富裕了，才会服从统治；而民众穷困潦倒，就容易犯上作乱。那么，如何利民呢？孔子提出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的原则。荀子则进一步概括、总结了三种利民之道。（《荀子·富国》）他主张统治者应该立足于爱民、利民，然后才能利用民众，巩固和发展政权。

3．政治上安民、济民

夏禹曾经与他的大臣皋陶讨论治国问题。“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尚书·皋陶谟》）他们把安定民众和选拔官吏并列为治国的两大法宝。孔子十分重视安民问题。他说：“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孟子提出了安民的具体办法，就是“制民之产”。他认识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荀子对安民做了一个深刻的比喻，他说：“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荀子·王制》）马安则舆安，民安则政安，而安舆在静马，安政在惠民。自古至今，没有民乱而政安，民穷而国富的。荀子接着说：“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荀子·王制》）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先秦民本论中的安民、济民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在政治实践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落实。《周礼》就制定了十二种救灾政策和六种济贫措施：“以荒政十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眚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贼。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周礼·地官·大司徒》）

4．文化上教民、育民

中国古代君王不仅把自己定位为政治上的统治者，而且更是文化道德上的教导者。周武王就曾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尚书·泰逝上》）先秦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对此特别重视。《论语·子路》有这样一则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认为，人丁兴旺、生活富裕还是低层次的，政治上最高境界是教导民众，使他们有文化、有道德。孟子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善教”即是启发民众理性，培养道德情感，所以能得民心，属于更高的政治境界。先秦民本论这种重视在文化上教民、道德上育民的思想给予后世极大影响，形成了中国历代政治中强调君师合一、政教合一的重要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