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批判：左中右的视角

第一节　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批判：左中右的视角

战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矛盾和危机，事实上一直是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分析对象。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福利国家的兴趣是由密里本德和普兰查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著名争论引发的。在这场争论中得出的理论观点，如国家相对于资本家阶级的相对自主性，国家表达了资本积累普遍的系统要求，以及国家不是一个无缝隙的整体等，为马克思主义的福利国家研究建造了一个新的平台。^[4]以此为出发点，新马克思主义者普兰查斯、密里本德等都探讨了现代福利国家，对福利国家作出了独具特色的批判性考察。其中，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er）（1973年）、哈贝马斯（1973年）和奥菲（1984年）因其对现代福利国家矛盾和危机的揭示而尤其为人瞩目。

奥康纳主要关注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在其影响深远的开创性著作《国家的财政危机》中，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实现两个基本的并且经常是相互矛盾的职能——积累和合法性的职能。这意味着国家既要为资本积累创造条件，同时也要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即其合法性创造条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国家机构都参与了积累和合法性职能，并且几乎每一项国家支出也都同时具有这种双重性”^[5]。奥康纳将国家支出区分为社会资本和社会性支出。社会资本（包括社会投资和社会消费）主要是为了加强有利可图的私人积累过程，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降低劳动再生产成本。例如由国家提供资金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保健、救济金和失业保险。社会性支出则旨在维持社会和谐。譬如各种为安抚失业者设置的福利项目，或者为平息抗议活动而支出的治安费用。奥康纳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为实现上述两种职能——积累和合法性职能——将不可避免地招致越来越多的国家干预，以及国家和垄断部门的膨胀。而经济和政治上的强有力垄断和国家部门的增加又迫使国家承担越来越多的费用，并反过来引发国家和垄断部门的膨胀。财政危机的牢固基础事实上就根植于与上述情况相伴随的成本的社会化和利润的私人占有。因为，尽管国家使越来越多的资本成本社会化，但社会剩余（包括利润）仍然是由私人来占有和分配，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将产生一种财政危机，即国家开支和国家岁入之间的“结构性亏空”。此外，“政府开支的数量、构成以及税收负担的分配不是取决于市场法则，而是在结构上反映着并且是由社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社会经济冲突决定的”。^[6]每一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都想让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但却不愿意担负新的税收或更高的税率。这必然导致政府财政支出的速度超过整个社会生产的增长速度，从而形成财政危机。具体地说，奥康纳认为引发福利国家财政危机的原因在于：（1）垄断资本的大规模发展，要求越来越大量的技术先进的现代化基础结构，需要有大量“社会投资”支持其发展；（2）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部门的日益扩大，使社会用于这个领域的支出不断增加，由于投资大、生产率低、就业人数很多、产量提高缓慢，这都加速了财政危机局面的发展；（3）旧的国家机构不断扩大，新的国家机构接连产生，这主要包括“福利机构”和“战争机构”两种，他称之为“福利—战争国家”。^[7]在奥康纳看来，这种财政危机无法借助资本主义框架而得到解决，摆脱它的唯一途径在于实现社会主义。

哈贝马斯则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倾向诊断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和动机危机。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推行国家资本主义和福利政策，资本主义的潜在危机被置换到了国家当中。因此，经济危机的倾向现在很可能累积为国家的财政危机，而很少表现为大规模的经济崩溃。同时，由于国家干预的增加，积累和合法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在政治系统中产生了两个另外的危机形式——也即合理性危机和合法化危机。首先，机会主义的社会政策以及国家机器的解一体化，很可能产生合理性危机，从而国家机器越来越难以产生出经济增长所必需的系统输出。因此，合理性危机乃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系统的“输出危机”，意指国家行政系统不能合理地制定和贯彻必要数量的行之有效的决策；同时也是一种置换的经济危机，“只有合理性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的时候，才有严格意义上的合理性危机。”^[8]在哈贝马斯看来，出现合理性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国家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必须发挥集体资本家的功能，另一方面，只要不消灭投资自由，相互竞争的个别资本家就不能形成或贯彻集体意志。这样，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一方面要求扩大国家的计划能力，从而能推行一种集体资本主义的规划，另一方面却又要求阻止这种能力的扩大，因为这会危及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合理性危机因此是“晚期资本主义所陷入的关系罗网的必然结果”^[9]。其次，当国家不能通过行政秘密和民主象征来隐瞒它的资本主义功能时，它无法在大众中创造出规范性的忠诚，获取群众的支持和忠诚，从而合法性的消解往往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哈贝马斯看到，作为社会政治系统的“输入危机”，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在于政治系统对市民社会文化系统的不断干预。“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政治系统的范围不仅推进到了经济系统中，而且也推进到了社会文化系统中。随着组织合理性的扩散，文化系统受到了损害和削弱。但是，传统自身不受行政的控制而继续存在，因为对于合法性具有重要意义的各种传统是不可能用行政手段再生出来的。”^[10]最后，这种经济系统和文化系统中的输出失败将演变为社会化系统以资源和符号下降形式的输入失败，结果有可能产生动机危机，从而削弱大众参与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或接受由资本主义系统所强加的政策界限的意愿。^[11]作为社会文化系统的“输出危机”，动机危机不仅表现在文化传统层面，而且表现在教育体系的结构变化方面。在这种情形下，国家和社会劳动系统在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所依赖的传统被逐渐吞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如占有性个人主义、成就意识以及交换价值取向，也因社会结构的变化而逐渐受到破坏；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保留部分，如对科学的崇拜、现代机械复制艺术以及普遍主义的价值系统，则构成了一种功能紊乱的规范结构。^[12]因此，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文化系统无法满足系统运行的功能要求，也常常难以有效地调动人们积极地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活动。“如果社会文化系统发生彻底变化，以至于其输出无法满足国家和社会劳动系统的功能要求，就可以说动机危机出现了。”^[13]

对福利国家矛盾和危机最洞幽烛微式的观察是由德国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奥菲作出的。在其代表作《福利国家的矛盾》中，奥菲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划分为经济子系统、政治—行政子系统和规范子系统，它们彼此分离，却又互相依赖。以此为出发点，奥菲把福利国家的矛盾解读为政治—行政系统不断扩张和干预其他两个子系统的结果。奥菲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具有累进性自我瘫痪的趋势。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商品交换原则已经难以正常发挥作用，劳动力、资本等一些极为重要的资本主义经济要素已经从商品形式中被驱除出去，它们很难自动地以交换关系的方式得到恢复。由于无法单纯通过交换价值原则进行自我修复，经济子系统因此需要政治—行政子系统的干预以维持商品关系的存在，从而保证商品价值形式的实现。二战以来，作为政治—行政子系统的福利国家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作用主要即表现于此。不过，如此一来，奥菲认为福利国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也因此而产生了一系列无法避免的矛盾：首先，由于福利国家试图通过教育、培训、地区发展政策等“行政性再商品化”措施，以提高劳动力以及资本和商品的可销售性，从而确保那些被排斥在市场之外的劳动力、资本和商品能够重新进入市场，重新商品化。福利国家因此破坏了资本主义商品化的运行逻辑，导致了福利国家管理上的非商品化与资本主义商品化原则之间的矛盾。其次，福利国家还引发了国家财政上的矛盾：一方面，各种福利措施的推行导致财政支出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福利国家财政的增长主要通过税收来获得，而税收的汲取又增加了生产者的成本，引发了利润率的下降，因而又阻碍了经济的增长。此外，随着福利国家职能的扩张，政治—行政系统的内部分工、政治系统的协调、政治系统所需的有关环境情况的充足信息、国家必须具有的预见能力都遭到破坏，组织结构的内部及其决策越来越趋于非理性化，从而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对经济系统的管理需要有理性的计划产生矛盾，造成了福利国家计划上的矛盾。最后，由于不断发展的“去商品化”以及“意义生产的商业化”，加之前工业社会的规范和象征日益被侵蚀，政治系统所能动员起来的文化规范、象征和自我理解趋于减少。政治系统就其结构、过程和实际政策结果要赢得大众的接受能力也日趋下降，从而不断引发福利国家的合法性危机。^[14]

20世纪70年代困扰西方社会的经济停滞、通货膨胀以及财政赤字，也引发了新右派对福利国家的批判。其中，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写作于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著作，如《集体主义经济计划》（1935年）、《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自由秩序原理》（1960年）以及《资本主义与自由》（1962年），成为新右派借以攻击福利国家的重要思想资源。

作为自诩为“老辉格党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几乎毕其一生都在为自由市场秩序辩护，并展开对各种干预主义理论的激烈“讨伐”。其中缘由，或许可以从哈耶克对建构论理性主义的批判，以及对“自发秩序”的倡导和偏爱中窥见一二。在哈耶克看来，近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有两个分立的传统。“一为经验的且非系统的自由理论传统，另一为思辨的及唯理主义的自由理论传统。前者基于对自生自发发展的但却未被完全理解的各种传统和制度所做的解释，而后者则旨在建构一种乌托邦。”^[15]“一派主张有机的、缓进的和并不完全意识的发展，而另一派则主张教条式的周全规划；前者主张试错程序，后者主张一种只有经强制方能有效的模式。”^[16]哈耶克指出，那些试图支配、控制和组织一切社会秩序的理性主义，是一种狂妄的建构论理性主义。受制于这样一种理性主义，人们会误以为自己掌握了重建社会所需的一切知识，并有可能经受不住建构论理性主义的诱惑，试图对社会进行全面合理的组织。哈耶克同时指出，人类一旦以建构论理性主义作为行事指导原则，将不可避免地破坏知识和理性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个人自由，不仅是思想自由，还有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所说的“生活实验”的自由。^[17]因此，哈耶克认为，“必须维护那个不受控制的、理性不及的领域，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领域，因为正是这个领域，才是理性据以发展和据以发挥作用的唯一环境。”^[18]“如果我们想取得进步，我们就必须为不断改进我们的观念和理想留出空间”^[19]，也因此，以哈耶克之见，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肯定是一个自发秩序基础上的自由社会。与建构论理性主义基础上的人造秩序不同，自发秩序是那些追求自己目的的个人遵循一定的行为规则自发生成的，这意味着任何个人都不知道他的行动与其他人的行动相结合会产生什么结果，“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的制度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条理井然的，然而这既不是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并未明确意识到其所做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20]围绕着对自发秩序的辩护，哈耶克极力捍卫并表达了对个人自由，以及对于维护个人自由极为重要的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制度的称颂。在哈耶克看来，“自由预设了个人具有某种确获保障的私域，亦预设了他的生活环境中存有一系列情势是他人所不能干预的。”^[21]个人自由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所有人对于实现其目的以及福利所赖以为基础的众多因素，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无知。“如果存在着无所不知的人，如果我们不仅能知道所有影响实现我们未来需要和欲望的因素，那么主张自由亦就无甚意义了。……正是因为每个人知之甚少，而且也因为我们甚少知道我们当中何者知道的最多，我们才相信，众多人士经由独立的和竞争的努力，能促使那些我们见到便会需要的东西的出现。”^[22]而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制度则是确保个人自由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基于上述分析，哈耶克认为用国家干预来代替市场机制，其结果不仅是效率低下、个人积极性的丧失，资源配置失衡，而且还将导致对人的奴役。^[23]因此，哈耶克对福利国家的基本判断是，福利国家对个人的自由构成了威胁，并抑制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

《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的基本观点是：“竞争的资本主义——即通过在自由市场上发挥作用的私有企业来执行我们的部分经济活动——是一个经济自由的制度，并且是政治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24]弗里德曼认为，竞争性的市场制度可以起着扩大和维系人类自由的作用，可以抵御或者说牵制强制性权力的影响，从而把政府的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因为市场允许广泛的多样性的存在，经济力量能够广泛地分散开来，“并没有一个守恒定律来规定：新的经济力量的中心的增长必须以牺牲现有的中心作为代价。”^[25]因此，假使经济力量保持在和政治力量分开的人手中，那么，它就可以用来作为政治力量的牵制物和抗衡物。此外，市场的作用在于没有顺从的情况下可以取得一致的意见，“它实际上是一种有效的比例代表制。”^[26]而直接通过政治渠道行动则经常需要相当程度的顺从，“典型的争论问题必须决定‘是’还是‘否’，最多也不过能提供非常有限的不同选择。甚至使用比例代表制这一直接政治形式也不会改变上述结论。”^[27]弗里德曼进一步指出，在国家以权力干预经济的制度中，责任分散而权力集中，这使得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带有偶然性的个人风格，因而错误难以避免。国家干预不仅阻碍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对个人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也构成了威胁。也因此，弗里德曼认为，福利事业的目标虽然崇高，但结果却常常令人失望。国家干预所形成的各种福利措施，如社会保险、公共住房和城市复兴计划等，不仅使政府在财政上陷入严重的困境，降低人们对工作、储蓄和创新的积极性，减少资本积累，而且也在社会上构筑了一个新的特权阶级。为此，弗里德曼提出了改革福利制度的两项计划：用统一的现金收入补贴计划即负所得税来取代种类繁多的福利项目；在履行现有各种义务的同时，逐步取消社会保险，要求人们自己为退休后的生活作出安排。^[28]

总之，在新右派看来，福利国家效率低下，并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竞争力的丧失以及因国家集权而来的对个人自由的侵蚀；同时，新右派也攻击由于福利国家而产生的“依赖性文化”，认为福利救济扼杀了个人的积极性和责任感。^[29]作为拯救方案，新右派重申个人利己主义、家庭和自立价值观所支撑的道德和社会秩序；倡导回归自由市场、私有化以及解除过多的国家管制，并把它当作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介于福利国家批判性分析的左、右阵营之间，一些学者如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承认新右派对福利国家提出的批评，指出自上而下的福利分配制度，没有为个人自由留下足够的空间，并且，某些类型的福利机构是官僚化的、脱离群众的、没有效率的。不过，第三条道路政治并没有把这些问题看成剔除福利国家的信号，而是把它们视作重建福利国家的理由。吉登斯提出用“社会投资性国家”来代替“福利国家”，并倡导一种“积极的福利政策”：一方面主张福利开支将不再完全由政府来创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和其他机构通过合作来共同分担；另一方面强调“积极福利的思想将把贝弗里奇对提出的每一个消极的概念置换为积极的：变匮乏为自主，变疾病为积极的健康，变无知为一生中不断持续的教育，变悲惨为幸福，变懒惰为创造”^[30]。由此，以往福利观念中的匮乏、疾病、无知、肮脏、懒惰等公民个人形象，将被富有进取心、有责任心的公民个人形象所替代。此外，在“社会投资性国家”的设想中，国家将在管制和解除管制、经济生活和非经济生活之间的平衡中得到重新定位。在新的混合经济中，国家将承担如下职责：维护经济竞争；控制自然垄断；保护公共的、政治的或文化的产品免受市场冲击；利用市场实现中长期目标，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减少市场波动；保护工人的健康和合同关系；应付灾难和处理灾难；等等。^[31]

尽管上述左中右阵营的不同理论家都对福利国家作出了批判性分析，甚至还构想了一些改革福利国家的措施。但这些批判要么只专注于福利国家的某一层面（如财政危机分析）；要么所作分析太过抽象（如哈贝马斯的分析）。更重要的是，上述分析大多停留于揭示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危机，而没能对福利国家的重构，或者说对资本主义未来的国家形态作出详细阐述。与上述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批判性分析相比，200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显然是一部更“雄心勃勃”的作品，它试图对当代的政治经济提供一种细致入微，但却概要、优雅而言简意赅的说明，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重构作出了“理论上更精致且极具雄辩性”的解释。^[32]

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对福利国家危机之后的一种当代解读，《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的出发点依然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时综合了制度和演化经济学、由葛兰西和普兰查斯所启发的政治经济分析研究途径、批判的话语分析以及自组织系统或自创生系统的研究。杰索普指出，无论是作为制度整体的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发展所依赖的资本—劳动关系，都无法仅仅依靠市场关系得到再生产，两者都需要补充性的再生产和调节方式；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资本本身是不完善的、充满矛盾的，其自我增值随时都有可能中断，这些矛盾也无法通过资本按照一些所谓的自我校正和自我扩张逻辑得到解决，其连续的再生产必须依赖经济之外的条件；同样，作为虚构性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y），劳动力也无法单独通过工资形式和劳动力市场得到再生产，各种非市场机制在这里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杰索普认为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即存在着一个清楚界定的、倾向于总体平衡的、社会没有嵌入其中的经济关系领域难以令人满意。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本质上都被社会所嵌入和调节，而不是一个纯粹的、自我控制的市场现象。基于上述理解，杰索普认为应该广泛分析资本主义的生存前提，并将资本主义形式理解为“积累体制＋社会调节形式”，它包含着社会嵌入其中的、社会规制的和策略选择的制度、组织、社会力量等。它们在整体上呈现为一个特定的社会时—空定位，有助于保护局部的、临时的和不稳定的，然而对于巩固积累制度和它的调节方式而言是必要的妥协性平衡。也因此，在考察作为生产方式和调节对象的资本主义时，杰索普不仅采用了经济概念，同时也引入了其他非经济概念，恰当地分析了政治、国家、生活世界、市民社会——它们与经济范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追随意大利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希腊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普兰查斯——前者把国家定义为“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后者把国家权力理解为形式决定的国家内外运作的政治力量的凝聚。杰索普把国家视作一种社会关系，把国家定义为“围绕着（或至少涉及）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作出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而组织起来的社会镶嵌的（socially embed-ded）、社会规制的（socially regularized）和策略性选择的制度、组织、社会力量和行为的相对统一整体”^[33]。如此一来，国家不是一个主体，国家权力也不全然源自国家内部或来自国家人员，相反，它取决于社会内部力量的对比，以及国家机关内的力量对比。基于这种理解，在强调不同福利体制的社会基础，以及它们在巩固特殊的积累体制和相应的调节模式中的作用时，杰索普运用了葛兰西的领导权、历史集团和知识分子等概念、范畴。强调了政治、智识和道德领导权的行使对于特定时期资本主义再生产需要的重要性；强调了知识分子在领导权的行使和历史集团的建构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他们发展了替代性的经济策略、国家计划和领导权视界（hegemonic visions），因此有助于围绕着特定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来巩固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不稳定的妥协性平衡。

此外，在批判的话语分析以及近来有关社会世界的叙述性特征著作的启发下，杰索普强调了话语对于把资本主义经济建构为调节对象、把民族国家建构为想象的制度整体的贡献；坚持经济、政治制度，权力关系的文化，社会嵌入性。在这种视角下，作为调节对象的经济被认为是想象的叙述系统，该系统有其特殊边界、存在条件、经济主体、倾向性和反倾向性以及特定的整体动力。国家则被视作具有自己特殊边界、存在条件、政治主体、发展倾向、合法性来源和国家计划的想象性政治实体。杰索普指出，经济以及政治关系非常复杂，以至于指向它们的行动都需要某些话语意义，从而把社会关系中的子集建构为其行动的社会、物质和时空地平线。在这点上，有许多经济和政治想象展开了领导权的竞争，或者至少为占据当代社会中的支配地位展开了竞争。概括地说，在经济、政治和其他系统的建构和巩固之中，话语意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它塑造了它们的制度化分离形式以及随后的连接形式。譬如，近来的全球化话语就包含了经济或政治理解的一个转变，并在经济和政治关系的重构以及经济政治策略的重新定位中得到了反映。最后，在探究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时，自组织理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律系统、政治系统、科学和教育系统、宗教和艺术系统，都有自己的运行方式、组织原则和特定逻辑，各自构成了制度化系统的自组织均衡，这些系统既独自运行又相互依赖。这个思想对于研究结构耦合和政治经济在资本积累和国家权力行使上的共同演化具有重要意义。^[34]

基于上述理论视域和立场，杰索普首先考察了战后大西洋福特主义的本质，以及在大西洋福特主义调节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凯恩斯式福利国家——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西北欧各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等；同时探讨了后福特主义的本质，以及后福特主义时代的新国家形式——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它将如何促进资本积累的新时空修补的结构连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