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四章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当代批判作为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妥协的产物，福利国家曾一度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政治解决方式而广受称誉。[3]哈贝马斯在《合法性危机》一书中也明确指出，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过多地介入经济生活，承担起取代市场和补充市场的职能，这最终导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官僚福利体制陷入一种新的合法性危机。
第四章 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当代批判
作为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妥协的产物，福利国家曾一度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政治解决方式而广受称誉。通过广泛推行各种福利措施如社会救济、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从而承担起诸如健康、教育和社会安全等领域的公共责任，福利国家成功地限制和减少了阶级冲突、平衡了不对称的劳资权力，从而在超越毁灭性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上作出了巨大贡献。[1]也因此，作为战后的一种制度安排，福利国家不仅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迎来了一个经济发展的“黄金期”；而且也为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可能结合提供了一种制度支持，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建设。不过，自20世纪70年代世界石油危机爆发，福利国家体制“开始出现裂缝……家具开始变得陈旧”[2]，有关福利国家的危机话语一时辗转流传。约翰·基恩认为，把20世纪30年代不景气的、充满冲突的政治经济转变为战后世界官僚主义福利国家的繁荣计划，已经陷入绝境。“福利国家在政治的胜利已经演变成肯定的失败。福利国家所引起的问题和意想不到的后果，已经超出了它现在通过官僚主义管理手段所能解决的范围。”[3]哈贝马斯在《合法性危机》一书中也明确指出，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过多地介入经济生活，承担起取代市场和补充市场的职能，这最终导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官僚福利体制陷入一种新的合法性危机。由此，自20世纪70年代，有关福利国家的批判性叙事便成为各个理论流派的聚焦点，并构成一道极为亮丽的理论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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