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

三、对现代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拉开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序幕。特别是在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问世之后，现代社会的“异化”问题迅速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各种学说揭示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理论主题。正如卢卡奇本人所说的那样，“人的异化问题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决定性的问题”。作为对于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现实的理论反思，“异化”概念主要被用于描述现代社会无视、压抑或扭曲人的存在价值，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统治的非人性或反人性的本质以及表现这种本质的新的统治形式。因此，对异化问题的研究远远超出了对“异化”概念的传统理解，也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说，使异化概念以及围绕异化概念形成的基本观念成为现代性批判的主要理论范式。在这个方面，以“批判理论”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可以说是20世纪社会理论中最为卓越的代表。

法兰克福学派始建于1923年。该学派在学术上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早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述的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思想来源，继承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性研究，而他们的理论也被称为批判理论。

受卢卡奇物化理论和韦伯对现代社会合理性问题的探讨的深刻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起源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论证的批判性分析。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技术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对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并广泛实施社会福利策略，这使得社会中两大基本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尖锐对立、激烈斗争的状态在较大程度上得到缓解，使社会中产阶层的规模迅速扩大，无产阶级本身事实上也被多元化的阶层结构所吸收。这些发展变化给现代资本主义统治披上了“技术合理性”的外衣，即把资本主义的现代统治形态理解为一种具有理性意义的、技术上的必然性。但是，这种技术合理性论证却又无法回避或掩遮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以及在全球范围内频繁爆发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如贫富对抗、经济危机、民权运动、人权斗争、种族对抗、宗教冲突、战争威胁、霸权主义、恐怖主义、生态危机，等等。这些重大问题的存在不能不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统治的合理性产生质疑。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就是力图剥去现代资本主义统治的合理性外衣，揭露其内在的非人性实质。

1.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技术理性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首先着眼于对资本主义“合理性论证”的历史反思。在他们看来，自近代欧洲启蒙运动时起，理性主义的发展就逐渐地为这种合理性论证奠定了思想基础。1947年，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领袖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作出版了《启蒙的辩证法》一书。这本书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对以“启蒙精神”为名义的理性主义的批判。在这本书中，所谓的“启蒙”，不仅仅是指17—18世纪欧洲进步知识分子发起的反对神权和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解放运动，而是泛指人类社会在近代以来的理性化进程中所发生的强调理性至上和人类对自然的技术征服的启蒙运动或思想解放运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运动或启蒙精神就是强调理性万能、理性至上，用知识取代神话，把人类从迷信中解放出来，使世界变得清醒。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成就就是确立了理性能够统治世界的信念，确立了人对自然界的无限统治权。在启蒙精神的鼓舞下，现代人把从内部和外部支配自然界变成了他们的绝对的生活目的，而人征服自然，使理性统治世界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增强人的自由，实现人的自我确定权。在理性精神和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人类也的确极大地改变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但是，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启蒙精神同时又悄悄地走向自己的反面。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话说:“天堂和地狱是连在一起的”，“进步转化为退步”。启蒙的悲剧性的辩证法就在于，它所设想的人对自然的无限的统治权和人的普遍的自由等目标并没有真正得到实现，相反却走向了启蒙的“自我摧毁”，“人类不是进入到真正合乎人性的状况，而是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14]首先，启蒙以消除神话为己任，意欲以知识来代替想象;但是，在现实中，实证化的启蒙理性却走向了反面，走向了新的迷信，即科学理性由于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巨大成功，逐渐地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使人们顺从于理性的逻辑，停留于对事物的直接的认识和精确的描述，而缺乏对现存世界的否定性的理解和超越，亦即“思想机器越是从属于存在的东西，它就越是盲目地再现存在的东西。从而启蒙精神就倒退为神话学，但它也从未想到要摆脱神话学”。^[15]其次，启蒙理性的宗旨是确立人对自然的无限的统治权，然而，人征服自然的结果并没有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也没有使自然成为属人的存在，相反，人对自然的统治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导致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再次，在完全被技术理性统治的世界中，不但人与自然相异化，而且人与人也相互异化，人在普遍异化的世界中相互冲突，“现代工业社会的整个挖空心思想出来的机制，也不过是相互残杀的自然界。……人们相互之间以及人们与自然界是在彻底地异化，他们只知道，他们是从那里来的，以及他们要做什么。每个人都是一个材料，某种实践的主体或客体，人们可以用他来做什么事，或者不能用他来做什么事”。^[16]最后，在技术理性统治的世界中，理性和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像启蒙精神允诺的那样，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实现人的普遍自由。相反，技术本身成为自律的、总体性的统治力量，成为扼杀人的自由和个性的异化力量，即“今天，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它具有自身异化的社会的强制性质”。^[17]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进而认为，启蒙精神的自我摧毁特别体现在现代社会中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的发展中。他们认为，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典型的异化现象。因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文化与技术结合起来，并服从于技术的统治，现代大众文化是一种技术化的文化，电影、广播、杂志、音乐等是依赖于新科学技术的发明。本来技术应该为文化艺术服务，使之更好地表达自己，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艺术反而为技术所统治，其发展和繁荣为技术所支配，这样，文化工业所做的就是证实“技术理性对真理的胜利”。因此，文化工业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商业生产的延伸。文化工业的产品并不是艺术品，而是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它表现出文化与资本的结合，并服从于资本的商业利益，这就必然导致大众文化产生一系列负面的社会效应。它使艺术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不再体现人对其生存价值和意义的追求，而是沦落为一种为商业利益服务的商品;它使艺术的功能蜕变为一种虚假的或虚幻的个性，真正自由个体不复存在，“个人只有当自己与普遍的社会完全一致时，他才能容忍个性处于虚幻的这种处境”。^[18]这种大众文化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它在娱乐大众的同时，也在麻醉着作为消费者整体的大众，使人们日益失去思想与深度，渐渐远离超越与批判，在文化消费主义的享乐中迷失自己。大众文化对艺术的异化和对人的异化最终使大众文化与技术理性一样成为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它提供越来越多的娱乐消遣来迎合在机械劳动中疲惫的人们的消费需求，消解人们内心的超越维度和反抗维度，沉溺于无思想的享乐中，逃避对现实的批判和改造。“与自由时代不同，工业化的文化可以像民族文化一样对资本主义制度发泄愤怒，但不能从根本上威胁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工业文化的全部实质。”^[19]

总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力图通过文化批判挖掘导致异化和社会危机的深层根源，他们之所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现代社会的整个社会生活已经为交换机制和消费逻辑所控制，人的异化不仅存在于经济的诸领域中，而且业已深深地渗透到大众媒介和文化中，并通过大众传媒把异化了的意识散布到社会各个地方，由此形成了一种整合社会的力量。这种整合力量实际上构成了对人自身和自然的宰制。同时，这种宰制只能在超越个体的社会秩序中才能够实现，也就是说，宰制和社会秩序是互动的，宰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这表明工具理性已经深入到人的主体内部和社会秩序的建构中，这就不能不导致异化的深化和社会危机的不断加重。

2.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异化的分析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上述观点对人们透过自由、民主的合理性形式，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统治的内在的非人性或反人性的实质具有十分重要、十分深刻的启发意义。但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把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精神归结为一种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否认了理性精神的积极价值，这就使他们的理论具有明显的片面性。针对这个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人物哈贝马斯认为，把理性归结为工具理性就不能不使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把理性和工具理性看做是同一种意识形态，即一种当做应该抛弃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不再相信理性;但是，另一方面，没有理性就不可能形成任何规范，没有理性的规范也是不可理解的。这种两难的矛盾境地使“他们陷入了一种批判的绝境”，^[20]实际上无法提出和论证社会规范与秩序的基础。为摆脱这个“两难境地”，哈贝马斯从语用学的角度提出以“交往理性”概念为核心的交往行动理论。他认为，人不仅具有对象化、工具化的特征，更重要的是人具有交往的特征，应该从人的交往角度理解人的异化和社会的危机，理解社会规范和秩序的基础。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陷入理论困境，就在于完全忽视了人的交往理性的存在。根据这一理解，哈贝马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作出了重要的修正，认为人的异化和社会危机根源于“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分离。

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仅仅是由文化传统和制度秩序以及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认同所构成的。……生活世界是日常交往实践的核心，它是由扎根在日常交往实践中的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以及社会化相互作用的产物”。^[21]这个生活世界的主要特点在于:(1)生活世界的主要因素是文化、社会和人格。(2)生活世界是我们日常交往实践活动的核心。(3)在生活世界中人们使用语言相互交流，人们这种行为目标是为了达成理解，并形成共识。(4)由于在生活世界中，人们之间的交往是互动的，所以交往者需要具备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在这种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活动中起规定作用的就是交往理性，这种交往理性不同于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它要求在施行任何言语行为时，必须满足普遍的有效性要求，即具有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所谓“系统”是指经济系统和国家管理系统。它们原属于生活世界，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活世界转向合理化，经济和社会管理活动的复杂性大大增加。而当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就逐渐从人们的生活世界中独立出来，形成了各有其特定制度和运行规则的两个系统。经济系统和国家管理系统运作的媒介是货币和权力，主要机制是市场和科层制度。在这些系统中，人们的行为指向成功，而不是指向理解，并通过货币和权力媒介与作为环境的生活世界形成交换。

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合理化是社会现代化的起始条件。但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中，经济系统日益获得自己的增长动力，在整个社会中占据优先地位。这种优先地位对生活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要求生活世界适应自己。生活世界和系统所遵循的逻辑原本是不同的，各自具有在一定范围内保持秩序的整合力量。而当经济系统要求生活世界适应系统自身的逻辑时，也就开始侵犯生活世界，并进而造成社会异化和社会危机。最早的社会性经济危机是商业循环中的需求不足和商品过剩，后来又表现为经济停滞、通货膨胀。产生这种危机的原因是，市场对于生活世界的反应必须通过货币这个媒介，如人的需求，只有表现为有效的货币性市场需求或者价格变化时，市场才会做出反应。人服从市场的规则，就是要服从货币的规则和交换的规则，而人在生活世界的交往中所奉行的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规则在市场制度中不能实现，这样人的异化就产生了。与此同时，以科层制度为机制的国家管理系统也构成了对生活世界的侵犯。国家管理机制要良好运转，从内部来看，就需要以权力而不是语言作为媒介。需要解决的问题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进入权力系统，然后才有可能利用国家资源予以解决。对于仅仅具有语言能力和一般行为能力的人，如果没有足够的货币和权力，无法或者不愿意对市场或科层制度做出反应，社会的危机和人的异化就产生了。在哈贝马斯看来，货币、权力一类的媒介应该有自己的活动范围和适用范围，如果这类媒介成为支配人的生活世界的规则，使人们不得不顺应而又难以适应时，就必然“或者直接形成危机，或者形成生活世界的病态”。^[22]

哈贝马斯认为，异化和社会危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普遍存在就是因为以交往行动为基础的生活世界被以成功取向的行动为基础的系统侵害。要确立消除异化和危机的社会策略，就必须认识到，社会秩序和规范的基础不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货币和权力等媒介的法则，而应该是话语法则，亦即促使人们在生活世界的交往行动的基础上达成理解和形成共识。在人们行动中占主导地位的媒介应该是语言，而不是货币和权力。任何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人，无论占有多少货币和权力，都应该成为建构和遵守社会规范和秩序的平等参与者。要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避免危机的发生和异化的蔓延，就必须限制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把系统及其媒介的活动限定在一定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