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批判

二、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批判

这里所说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是指活跃在20世纪前半叶欧洲学术舞台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匈牙利)、柯尔施(德国)和葛兰西(意大利)等，他们被公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奠基人。“总体性”和“总体性批判”就是在他们的理论中提出的，并且在后来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一个基本特征。

1.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卢卡奇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批判是基于他所提出的总体性观念。他反对那种只着眼于对来自经济生活的直接资料进行个别研究的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认为这种方法不是把直接的事实放到社会生活的总体过程中加以理解，而是孤立地看待“事实”本身，因而对“事实”的理解必然是支离破碎、空洞无物的。在卢卡奇看来，不管经验主义者怎样简单地列举事实，不管他们对事实抱有怎样一种“不加解释”的客观态度，都已经意味着一种对事实的“解释”。因为，所谓“事实”一旦被揭示出来，就已经被一种理论或一种方法所领会，就已经把它们从原来的生活内容中提取出来，并固定在一种理论中。因此，当经验主义者坚持认为来自经济生活的直接资料是科学考察的基础时，他们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通过对事实的解说而确立了自己的立场。这就使经验主义不可避免地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为此，卢卡奇强调，只有将来自社会生活中的个别的、直接的材料放到社会生活的总体过程中加以理解才能真正成其为“事实”。因此，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关键在于把握它的总体性质、结构和特征。应当说，卢卡奇的这一思想是与马克思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总体思路和方法完全一致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并不否认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对私有财产运动及其规律的揭示和描述有其正确性和合理性，但他认为，问题不在于国民经济学的语言和规律是否正确，而在于“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3]这就是说，国民经济学所研究和揭示的规律只有在私有财产运动的范围内才有其合理性的，因而“国民经济学只不过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4]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通过对蒲鲁东经济学—形而上学方法的分析，进一步指出，经济学家们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但他们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在他们眼里，“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5]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依据的经验事实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发生的事实，他们用以描述这些经验事实的范畴或规律也只有在这种经济关系中才能被理解。

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过程和总体性质的理解而言，卢卡奇充分吸收了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发挥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和物化理论。卢卡奇认为，马克思所描述的商品拜物教现象正是现代人的物化现象，它使商品结构中物的关系掩盖了人的关系，或者说，使人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物的关系。他说:“商品结构的本质常常被人们所指出。它的基础是，人际关系具有一种物的特征，这样它就获得了一种‘幻想的客观性’，一种自主性，似乎它成了如此精确的理性和包囊一切的东西，以致人际关系——他的这个根本性质的一切痕迹都被掩盖住了。”^[6]

卢卡奇认为，物化现象是在商品经济成为普遍现象，商品结构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时才出现的，只有当商品作为一个整体成了社会的普遍范畴时，人们才有可能正确地理解它的本质。据此，卢卡奇把“物化”现象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生产的总体特征。他指出，所谓物化“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因为这种情况:人自身的活动，他自己的劳动变成了客观的、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某种东西，变成了依靠背离人的自律力而控制了人的某种东西”。^[7]受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卢卡奇把物化和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结合起来，从理性特别是技术理性对人的主体性发展的负面效应的角度揭示了物化现象的种种表现形式:其一，人的数字化，即发达的商品经济遵循着“建立在被计算和能被计算的基础上的合理化原则”，这种理性化的高度发展逐步清除了工人在特性、人性和个性上的特殊性，形成和强化了依据商品本性和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机械化体系。这个专门化、理性化的生产体系和社会机制取得了超人的自律性，劳动者被整合到这一机械体系之中，变成了抽象的数字，失去了主体性和能动性，其活动变成一个专门的固定动作的机械重复。其二，主体的客体化，即人由生产过程和社会历史运动的自由自觉的主体沦为被动的、消极的客体和追随者。人不再是劳动过程的真正主人，“相反，他是被结合到机械体系中的一个机械的部分，无论他是否乐意，他都必须服从于它的规律。由于劳动被逐渐地理性化和机械化，随着人在这个活动中或动力的减少，他丧失的热情也越来越多。他的意志的沦丧日益加重。人们对于它自己所机械地面对着的客体采取了被动的态度，这种客体就是被固定的规律和被确定的独立于人的意识，不受人的干涉所影响的客观过程即完全封闭的系统”。^[8]其三，人的原子化，即生产过程的机械化把人“分裂成孤立的、抽象的原子，他们的工作不再把它们直接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由于禁锢他们的机械抽象规律的作用，在日益扩大的范围内，他们成了中介”，^[9]这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隔离、疏远和冷漠。

卢卡奇强调，当商品普遍地属于支配地位时，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人所面临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性，不仅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成为被物化的阶级，而且物化命运也随之普遍化为社会的命运，乃至政治领域和整个官僚体制都不能避免物化的命运。上至国家司法、行政机构，下至公司的管理均实现了形式上的标准化和理性化，成为自律运转的机构。在这种“非人性的、标准化的分工”中，工作与工作人员的个人能力及其需要相脱离，成为一种无主体性的例行公事，而工作人员本身则片面化和抽象化，成为给定机构的被动的客体。

物化的普遍化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物化内化到人的生存结构和活动方式中，成为一种物化意识。所谓物化意识是指人自觉地或非批判地与外在的物化现象和物化结构认同的意识状态。也就是，物化的结构逐步积淀到人们的思想结构中，人从意识上缺乏超越这种物化结构的倾向，反而将这种物化结构当做外在的规律和人的本来命运而加以遵循与服从，由此，人丧失了批判的和超越的主体性维度。也就是说，“当资本主义的体系本身不断地在越来越高的经济水平上生产和再生产的时候，物化的结构逐步地、越来越深入地、更加致命地、更加明确地沉浸到人的意识中。”^[10]卢卡奇认为，要彻底打破这种物化结构，只能依赖于无产阶级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既是物化的彻底的牺牲者，又是扬弃物化的根本力量。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现，又有待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成熟。所谓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实质上是关于无产阶级作为社会历史进程的“统一的主体和客体”的地位的自觉意识，这既是无产阶级关于自身的阶级状况和社会地位的一种自觉的阶级意识，也是超越无产阶级的阶级局限、关于扬弃物化结构的、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存在的意识，因而无产阶级的命运同人类一般命运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无产阶级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就应当在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存在层面上，扬弃自身存在的分裂和社会历史进程的支离破碎，不再单纯地作为一种客体，而成为积极的、自觉的主体，这其中的“关键是应该有一种对总体性的渴望，行动应该为我们上面在讨论过程中的总体性时提到的目的服务”。^[11]“如果阶级意识从个别阶级的利益出发，它就不能发现社会存在的总体;如果一个阶级把思想归因于个别阶级的利益，并认为依赖于这种利益的思想可以达到它们的逻辑结论，这样，它就无法击中社会存在总体的要害部位，那么，这个阶级注定要起次要作用的”。^[12]

2.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

葛兰西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亦是一种总体性意义的批判，不过他更侧重对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分析。他认为，在西方现代社会中，国家政权是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方面构成的。所谓政治社会，就是被用来控制群众，使之与特定的生产和经济类型相一致的专政或强制性机器;所谓市民社会，是指一个社会集团通过像社会、工会或学校这样一些所谓的私人组织来行使的整个国家的领导权，这种领导权是通过知识分子来实现的。因此，同以强权和暴力为本质特征的传统国家根本不同的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构成了权力关系的两种形式，资产阶级不但拥有政治上的“霸权”(hegemony)^[13]而且取得了文化上的或意识形态的“霸权”，采取了“强权+同意”这样一种统治方式，也就是说，政治社会的强制功能与来自市民社会的同意相互补充。这样一来，西方的民主制度使市民社会变成了一个非常的结构，它能够抵御直接的经济灾变所导致的政治危机。

葛兰西特别重视对这种“文化霸权”的分析，指出这种霸权具有许多渗透在生活各方面的微妙形式。为延续资本主义社会所必需的各种不同的世界观和组织原则，不仅在国家和生产范围内起作用，而且还通过教育制度、宣传媒介、文化、宗教、家庭和日常生活而发挥作用。这些原则是由信仰体系、价值观念、神话和习惯组成的。所谓文化霸权就是指社会中的各种统治集团用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一种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手段或社会控制方式，它通过协商建立一种将统治和被统治集团合为一体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舆论，以确保各种从属集团的“自动赞同”。如果一个政治阶级成功地说服了社会其他阶级接受它自己的道德、政治和文化价值标准，就意味着它取得了霸权。它会使统治阶级对武力的使用降到最低限度。而要使霸权得到保证，统治者也必须对从属集团作出各种让步。因此，围绕这种霸权建立起来的文化也会以某种方式表现从属集团的利益。但统治阶级的这种让步不可能触及本质，不能对统治结构形成威胁。如果说政治国家负责的是高压统治，那么市民社会负责的就是霸权的生产和再生产。霸权在文化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运作，要通过市民社会的各种机构，这些机构包括教育、家庭、教会、大众传媒和通俗文化，等等。通过这些市民机构来形成和行使霸权，是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他进一步认为，知识分子是投身于在市民社会的各种机构中建立主导霸权的人，他们具有指导、组织、教育和智力方面的功能，其作用是保证人民大众对于由统治集团加诸社会生活的总方向予以“自发的”同意。他们实际上是代表统治集团行使社会的领导权。

依据上述分析，葛兰西认为，在西方现代社会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达到了一种平衡。而无产阶级革命屡遭挫败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资产阶级的霸权，特别是其中的文化霸权。同时社会主义的反霸权也没有强大到足以保证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变成政治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的地步。因此，对来自市民社会的文化霸权的掌握应当先于对国家政权的夺取。没有这种夺取文化霸权的斗争，夺取国家权力的一切努力都将是枉费心机。只有当无产阶级能够对市民社会行使有效的霸权，并将这种霸权扩大到社会的决定性阶层，诸如警察和军队，这样的国家强制性制度才会被瓦解和消亡，并最终使国家成为社会的一切成员的国家。这表明，一种革命性的社会变革应当是包括社会一切方面的总体革命，而其中意识形态的革命又具有突出的地位，因为它是维护现存秩序的强大工具。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努力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将群众从一种消极接受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客观性的状态，引导到具有革命意识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