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

七、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

20世纪中叶以来，生态问题迅速地成为最重要的全球问题之一。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以几何速率倍增，不仅已经给当代人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困难，更威胁着人类生存的未来。对此，各国科学界、经济学界、政治界纷纷提出用以缓解环境危机的方案，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环境意识也已在大众意识中形成共识。但到目前为止，有关环境保护的各种方案似乎并不奏效，无论是单纯的技术革新、自然市场化的尝试，还是公众的环保意识和活动，都没能触及生态危机的本质，因而也不能使人们真正摆脱人与自然环境间的尖锐冲突。这种情况促使关注生态问题的学者进一步深入探讨造成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即检讨和批判与现代社会密切相关的生产方式、经济模式和社会制度的关系，从而使生态问题的研究成为现代性批判的主要内容。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福斯特在他的三部著作《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2000)、《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2001)、《脆弱的星球:环境经济简史》(1994，1999)中，对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解读。《马克思的生态学》的主旨是“挖掘对自然和生态危机的唯物主义认识”，^[48]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原著，阐释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范畴，并提出了“物质变换裂缝理论”，成功地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立场提供了哲学基础和切入现实的路径。《脆弱的星球》则展现了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到当前阶段的生态破坏情况，面向资本主义经济和生态的本质对立，“为读者提供了一幅前资本主义社会到今天生态环境恶化的简明历史画卷”。^[49]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福斯特不再作单一的历史性描述，而是试图直接介入当代政治经济领域对资本主义和环境的争论，以直接解读当今生态危机的各方面具体问题。

在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主流绿色理论中，兴起了一股以生态学的形式复活马尔萨斯主义的思潮，即新马尔萨斯主义。在生态危机面前，这一思潮重新强调了马尔萨斯理论的主要观点:资产阶级社会乃至全世界所遭遇的所有问题的关键都可以归咎为穷人的过多生育，并且穷人的秉性是倾向罪恶和贫困，所以帮助穷人的企图只能是他们继续生存繁殖，最终导致所有人的共同毁灭，改进未来社会的方法只能是继续富人的财富积累。福斯特依据马克思的自然观和人口理论对这一思潮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指出，新马尔萨斯主义将生态危机归咎为人口过剩危机的言论，无非是试图证明，未来社会条件的改善和穷人境况的根本改善是不可能的，这实际上远非对生态的贡献，本质上讲是非生态甚至反生态的，是企图赋予生态学以保守的维护资本主义的特性，因而“是统治阶级的无耻献媚者”。针对当代主流绿色思想把马克思曲解为一个支持技术进步的反生态论者，把唯物主义等同于机械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等观点，福斯特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指今天所使用的这个词中的所有积极含义)世界观，而且这种世界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50]他强调割裂社会和自然联系的主流绿色思想不可能真正解决当代生态问题，这就凸显出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优越性，他说:“不仅在于这种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社会生产条件这个社会前提，以及这些条件如何限制人类的自由和可能性，而且因为，在马克思那里，至少是在恩格斯那里，这种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些物质条件与自然历史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是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必然联系。”^[51]因此，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中内在地蕴涵着生态思想。

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他在梳理马克思唯物主义发展史的过程中发现了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通过这个理论，福斯特找到了马克思思想与当代生态问题间有机联系的切入点。他认为，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源于对德国农业化学家李比希“物质变换”概念的继承。李比希于1840年出版了《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一书，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对土壤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个“归还定律”，即“要维持地力必须全部归还从土壤中拿走的东西。如果拿走的东西不全部归还的话，那么不可能指望再收到那么高的产量。”^[52]他还指出，造成土壤贫瘠的两大根源，是资本主义掠夺式的农业制度和城市污染所造成的城乡分离，以及人类和动物的排泄物无法有效收集并返回农业。因此，只有建立在归还原则基础上的理性农业才能根本解决土壤贫瘠问题。马克思吸收了李比希的物质变换概念，并将其纳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和劳动概念结合成有机的整体，来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农业、工业对人力的自然力和土地的自然力的破坏。

从马克思运用物质变换概念分析自然和人类社会间物质变换的联系和矛盾(裂缝)中，福斯特看到了马克思的生态学及其解读当代生态问题的可能。他认为，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包含自然和社会双重内涵:一方面是物质变换的“自然内涵”，主要是指自然界内部的物质交换和以劳动为中介的自然与社会间的物质交换，如自然界内部的物质交换即是指所有生命体都具有的新陈代谢过程，无机界的新陈代谢过程以及自然和社会之间的物质交换。其中，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物质变换是最能体现物质交换的自然内涵的形式。马克思在阐释这种交换时，将劳动作为中介，把劳动定义为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要对自然物的占有，人类通过主观能动的劳动创造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间的物质交换。在现实的生产劳动中，这种物质交换最突出的表现为人与土地的物质交换，人在主观能动的劳动同时又受到“归还定律”等农业化学定律的约束，这说明自然的物质变换受到自然的生命律的调控。另一方面是物质变换的“社会内涵”，即社会的物质变换，包括人类在劳动过程中以劳动组织为基础形成的各种需要和关系构成的网络，人类通过劳动获得的产品或商品根据这个网络在人类社会内部进行分配、交换和消费，不同的社会形态有不同的需要和关系网络。福斯特强调，物质交换的社会内涵(社会的物质变换)是以自然内涵(自然的物质变换)为前提和物质基础的，二者的结合就能够表达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既强调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客观性，又强调人类改造自然条件的能动性。

福斯特认为，物质变换的自然内涵所面对的是人类一般劳动过程，而社会内涵面对的是随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劳动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具体劳动方式，它把一切都卷入了生产和再生产，把包括人的生产劳动和自然的产物在内的一切都贴上了商品的标签，资本主义作为特殊的社会形态在管理、调整现实的社会物质变换以及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存在巨大局限性，使物质变换产生了裂缝，给人类社会和自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生态破坏就是它的现实的具体的表现形式。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使人口向大城市聚集，城市中人与动物排泄物流失，造成人以衣食形式消耗的土地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到农村土地中，破坏了人和土地间的物质变化;另外，资本主义农业的进步、化学肥料的使用，都反而使土地更为贫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为了经济目的，破坏了人与自然间正常的物质变换过程，最终导致了自然生态遭到破坏。

通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和对物质变换概念的自然和社会内涵及其辩证关系的理解，福斯特将物质变换裂缝理论总结概括为:“自然的生命律规定并控制着社会的物质变换。自然的生命律要求土壤营养成分的‘系统归还’，然而社会的物质变换却掠夺了土壤的营养构成要素，使之不能‘系统归还’，而是导致了‘土壤构成要素异化’。”^[53]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出现的物质变换裂缝实质上是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异化:首先是人与外部自然间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人与土地间的异化，在原始资本的积累中，绝大多数人被少数土地垄断者所控制;其次是人的内部自然的异化，即在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生活的基本条件和身心的异化。也就是马克思曾解释的，在资本主义状态下，人类生存的无机条件和人类自身的积极的生存状态相分裂，这种分裂从物质基础上看就是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与自然的异化，也就是自然本身的异化，同时也是作为人与自然间物质交换中介的劳动异化。也就是说，导致物质变换裂缝或者说导致生态危机的本质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下，土地被少数资本家所控制，大部分人与土地的直接联系被切断，沦为雇佣工人。因此，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发展的前提是自由劳动同其赖以实现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即劳动手段和劳动资料的分离。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逐利益，土地私有制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必要条件。福斯特认为，马克思一直坚持强调人同土地的异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条件。因此他指出，无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业在技术和管理上如何进步，它都不可能成为合理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裂缝的产生是必然的。

裂缝产生的原因决定了其无法弥补性，在马克思时代的物质变换裂缝在当代仍然没有被消除，反而随着城乡的进一步分离、全球化贸易的发展而不断加剧，人与自然间的异化已经成为了人类生存与发展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这表明，生态与资本主义是在本质上和整体上对抗的，从资本主义的立场上解决环境问题的所有尝试都将是徒劳的，物质变换裂缝的不可修复性证明了资本主义下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

福斯特的上述理论，可以说是非常成功地发展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劳动异化理论，他用马克思的自然异化观统领了其劳动异化观，从自然异化的角度重新解释了劳动异化的概念，突出了人与土地、人与自然的异化是劳动异化的前提和基础，引申出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全新的维度，并通过物质变换裂缝理论的重新建构找到了用马克思主义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切入点。福斯特的理论充分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生态问题研究中的重要价值，确立了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新的角度和方法。

【注释】

[1]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郑学稼译，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3页。

[2]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田世锭、何霜梅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

[6]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93页。

[7]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页。

[8]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99页。

[9]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页。

[10]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页。

[11]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页。

[12]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

[13]国内学界，亦有不少学者将“hegemony”一词译为更具中性色彩的“领导权”。本书采用“霸权”这个译法，以突出葛兰西使用这个词时所采取的批判态度。

[14]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15]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16]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41页。

[17]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页。

[18]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45页。

[19]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32页。

[20]Jurgen Habermas.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Thomas McCarthy，Polity Press，1984:383.

[21]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86页。

[22]Jurgen Habermas.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Thomas McCarthy，Polity Press，1984:385.

[23]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1966年政治序言》，第1页。

[24]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1966年政治序言》，第12页。

[25]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1966年政治序言》，第9页。

[26]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1966年政治序言》，第5页。

[27]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导论》第6页。

[28]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1966年政治序言》，第3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1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31]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64页。

[32]Henri Lefebvre，1991，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trans.by John Moore，Verso，1994，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trans.by Sacha Rabinnovitch，Transaction Publisher:66-67．

[33]Henri Lefebvre，1991，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trans.by John Moore，Verso，1994，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trans.by Sacha Rabinnovitch，Transaction Publisher:97．

[34]参见吴宁:《列菲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探析》，《哲学研究》2007年，第2期。

[35]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袤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页。

[36]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袤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页。

[37]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袤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38]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袤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39]转引自张一兵:《社会征兆和非完全拜物教——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解读》，《理论探讨》2004年第5期。

[40]转引自苏平复:《“征兆”:意识形态的创伤性内核——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初探》，《现代哲学》2006年第4期。

[41]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

[42]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0页。

[43]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页。

[44]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页。

[45]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页。

[46]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页。

[47]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

[48]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49]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50]福斯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51]福斯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52]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刘更令译，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53]福斯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