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批判

三、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批判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大致完成于1844年夏天。尽管这部手稿不是完整的作品，但由于马克思已经把劳动也就是生产活动理解为人及其社会历史的本质和基础，即“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48]这足以使马克思在历史观方面，也就是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产生出非同以往的新的理论见解。就在这一年的8月，恩格斯从英国的曼彻斯特来到巴黎，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英国状况》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两篇文章。在前一篇文章中，恩格斯对英国的历史、经济、政治文化作出了十分出色的分析。在后一篇文章中，恩格斯对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剖析，指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资本的增长和积累导致工资的下降和阶级斗争的激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能增加对工人的压迫，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才能提供强大的可能的力量。这两篇文章对马克思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被马克思称为“天才的大纲”，直接推进了马克思对经济学问题的研究。因此，当恩格斯在巴黎与马克思会面时，两个人相信他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并从此了他们的共同工作。他们的共同工作很快就产生了第一部作品，即他们于1844年9月至11月完成写作并于1845年2月在法兰克福出版的《神圣家族》一书。在这本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地清理了或者用他们的话说“清算了”他们曾经信奉的黑格尔哲学和他们曾经与之为伍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确立了从物质实践，更具体地说，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理解历史因素、历史性质和历史过程的基本观点。这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观上已经同以往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彻底决裂，并开始创立崭新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接下去，在1845年春天，马克思写下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这篇文章相当于宣告马克思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以往一切旧唯物主义分道扬镳。在这篇文章中，实践的观点已经决定性地挺进到哲学本体论层面，这标志着马克思(同时也包括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主义作为“新唯物主义”在欧洲传统哲学的遗产中破土而出。《提纲》中的基本论点很快就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11月至1846年夏天共同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得到了更为详尽的阐释和论证，从而基本上完成了唯物史观即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基础理论的建构。此后，尽管马克思本人没有就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作出元哲学层面的著述，但这一基本理论在他后来关于政治经济学、欧洲政治变革和无产阶级解放的诸多论著中得到了更为完善的发展和更为精确的表述。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本书的第二篇即《历史哲学篇》已予以比较系统的阐述。

历史唯物史观的确立使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获得了更为坚实的哲学基础和更为可靠的思维框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称赞费尔巴哈，说“只是从费尔巴哈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49]但是实际上费尔巴哈并没有真正完成这种“实证的人道主义批判”，而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的理论虽然把人道主义批判从宗教领域拉回到现实生活，但以“类本质”为中轴的理论阐释依然过多地具有形而上学的味道，“实证的人道主义批判”依然显得比较空泛。只有在唯物史观确立之后，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实证的人道主义批判才在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和意识形态理论中得以具体展开。

1.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

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考察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的。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50]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细胞形式，因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应当从对商品和商品经济的分析开始。

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可以说是迄今为止研究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也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的最为杰出的著作。在这本书中，马克思从商品的二重性即体现商品的自然属性的使用价值和特殊商品的社会属性的交换价值推导出劳动的二重性即体现劳动的自然属性的具体劳动和体现劳动的社会属性的抽象劳动。再从劳动的二重性中推导出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即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即由于某一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不是由生产者的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大多数生产者平均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商品生产者的个别劳动的产品能否作为商品而实现自己的价值，一方面取决于这个产品对他人是否具有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取决于生产这个产品的个别劳动时间是否低于或相当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难看出，正是由于这个矛盾的存在，才使商品经济具有能够带来巨大经济效率的竞争机制。

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首先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其中，剩余产品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得以产生的前提，而社会分工的发展则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当社会内部的分工发展到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相互分离时，商品经济就自然、自发地从人们的经济生活中产生出来。不过，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商品经济总体上属于“简单商品经济”，其特点是，商品交换的基本目的是满足商品生产者个人的直接需要，而不是为追求价值增殖。这种商品经济不过是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商品的交换价值逐渐成为目的本身，这时，简单商品经济就逐渐地过渡到发达的商品经济形式中，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市场经济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中。这种经济形态，就其自然、自发的演化过程来说，最初只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我们现在进一步研究，究竟在什么情况下产品才普遍作为商品来生产，或者说，究竟在什么条件下产品作为商品的存在才表现为一切产品的一般的、必然的形式，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只有在历史上特定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会发生。”^[51]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基本特征就是，商品生产者所关心的不仅是使用价值，而更是交换价值，“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52]这就是说，商品交换的基本目的不是满足个人的直接消费，而是为了无止境地追求价值增殖。在以往生产方式下，产品只有部分或者很小部分成为商品。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商品成为产品的一般形式，而资本主义生产在广度和深度上越是发展，情况就越是这样”。^[53]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其他生产方式的根本区别“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工人自己也只是表现为商品的出售者，因而表现为自由的雇佣工人，这样，劳动就表现为雇佣劳动。这样，“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商品是财富的这种一般的、基本的形式”。^[54]

对价值增殖的追求始终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16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欧洲商业革命刺激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移，从而使欧洲手工业的发展逐渐实现了从简单协作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过渡。工场手工业以同种手工业者的协作为出发点，把这种个人手工业分成各种不同的特殊操作，使每一种操作成为特殊工人的专门职能。这样，在生产过程中引进了分工，最终形成了“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工场手工业为机器体系对生产过程的划分和组织提供了一个自然基础和技术基础，因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工场手工业又迅速地向机器大工业过渡。大工业发展又进一步引发了一系列的生产革命，带来了产业结构的巨大变革，实现了资本主义早期工业化过程，并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经济形态中获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工业和商业的迅速增长不可避免地使社会的经济中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经济活动大都集中在各种乡村共同体中，城市主要是政治和军事的中心。机器大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逐渐改变了城市的性质，使之成为工商业的中心，并最终战胜了乡村。同时，由于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也使农业经济对市场和工业品的依赖表现为乡村对城市的依赖。因此，“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是象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55]城市化所具有的历史进步意义在于，城市依靠其集中的市场，使社会各种生产要素向自身转移，从而“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56]城市化把商业的统治权和大工业的各种条件的或大或小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空前高涨，彻底结束了社会缓慢进化的历史;城市化造就了以实业家、手工业者、商人和工业无产阶级等为主体的市民阶层，这个阶层成为现代政治的社会基础;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的集中也极大地推动教育、科学、艺术等社会精神文化事业的高速发展;现代城市也是世界贸易的活动场所，直接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发展，使现代城市成为国家间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中心或枢纽，集中、快捷地反映、传播、显示现代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发展的成果。

2.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资本统治的社会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资本统治的社会。只有通过对资本统治的深入分析，才能揭示出现代社会的内在矛盾。

关于资本，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历来把资本和资本所采取的形式混为一谈，认为货币、生产资料就是资本，李嘉图甚至把原始人使用的石块和木棍也都说成是资本。马克思批驳了这种把资本看成是超历史范畴的观点，他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象金和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57]正如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成为奴隶一样，纺纱机就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成为资本。从资本的形成条件看，资本固然最初表现为货币的一定程度的积累，但是货币本身并不就是资本，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劳动力转化为商品的时候，资本才会产生。劳动力这一商品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它创造出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也就是能够给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因此，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条件，而资本则是一种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的是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而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统治地位的确立也是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指出:“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过程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这一历史过程开始于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原始积累“无非是那些作为同劳动和工人对立的独立力量的劳动条件的分离。历史的过程使这种分离成为社会发展的因素。既然资本已经存在，那末，这种分离的保持和再生产就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中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发展起来，直到发生历史变革”。^[58]然而，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是相当残酷的，用马克思的话说，是用血和火载入人类编年史的，征服、奴役、劫掠、杀戮等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常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对此，马克思不无讽刺地说:“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59]

经过资本的原始积累完成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资本的统治就获得了可靠的基础，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资本统治的特征是劳动的一切力量都被资本所汲取，资本成为统治一切的力量。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发生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60]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因此“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61]同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也不是一种个人的权力，而是一种社会的权力，因为“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也只有通过社会的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动作起来。由此可见，资本不是一种个人的力量，而是一种社会的力量”。^[62]正是因为资本是一种统治一切的社会力量，社会本身的普遍发展都被资本所利用，表现为资本的发展。

马克思指出:“资本关系的全部秘密就在于劳动向资本的这种转化。”^[63]由于劳动与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相互分离，使“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它们同工人的关系中，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社会规定性，这种社会规定性使它们变成资本，给它们以支配劳动的权力。因此，它们在作为资本同劳动相对立的情况下，是劳动的前提”。^[64]工人若是要进行劳动，扬弃自身劳动力与劳动条件的分离，就只能把自己的劳动力转让给资本，亦即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资料的价格出卖自己一生的全部能动时间，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本身。资本与劳动这种交换的结果就是劳动从属于资本，使资本获得了对劳动的支配权。在生产过程中，劳动本身扬弃了自身与资本的对立，其中，“资本是死劳动，它象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6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雇佣劳动理解为:同资本相交换、转化为资本并使资本增殖的自由劳动。^[66]这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的保存能力，劳动创造价值的力量，均表现为资本的自我保存能力，资本的自我增殖力量。

通过对资本的本性的分析，马克思重申了他在《手稿》中阐述的关于异化劳动的观点。由于劳动成为资本增殖的手段，“劳动条件作为某种独立的、人格化的东西同活劳动相对立，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正因为这样，劳动条件才成为资本”。^[67]并且，由于劳动向资本的转化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自我运动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是产生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工人把他本身作为劳动能力生产出来，也生产出同他相对立的资本，同样另一方面，资本家把他本身作为资本生产出来，也生产出同他相对立的活劳动能力。每一方都由于再生产对方，再生产自己的否定而再生产自己本身。资本家生产的劳动是他人的劳动;劳动生产的产品是他人的产品。资本家生产工人，而工人生产资本家。”^[68]如果“从整体上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就可以得出结论:作为这个过程的真正产品，应考察的不只是商品(尤其不只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即产品);也不只是剩余价值;虽然剩余价值是结果，它表现为整个生产过程的目的并决定着这个过程的性质。不仅是生产一个东西——商品，即比原来预付的资本具有更大价值的商品，而且是生产资本和雇佣劳动;换言之，是再生产［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并使之永存”。^[69]。也就是说，劳动转化为资本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的再生产。“不仅生产过程的物的条件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结果，而且物的条件的特殊社会性质也是如此;社会关系，从而生产当事人彼此的社会地位，即生产关系本身，被生产出来，是生产过程的不断更新的结果。”^[70]资本家阶级作为上层社会被生产出来，是因为社会的生产资料作为他们的不变资本被再生产出来，而劳动力不断地形成他们的可变资本的组成部分;工人阶级之所以同时作为雇佣工人被再生产出来，因为物质财富都是作为资本，作为他人的财产同他们相对立，生产资料作为不变资本同他们相对立，生活资料作为商品资本的一部分同他们相对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资本家与工人相对立的生产关系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马克思确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这一本质属性，不会由于资本组织生产形式的变化而改变。

由于资本的统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劳动形式的任何发展都表现为资本的发展形式，并且不断强化着资本的统治。如协作劳动产生的生产力本质上就成为资本的生产力。因为，在协作劳动中，资本只支付单个劳动的报酬，并不支付由协作而产生的生产力的报酬，由协作而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是无偿的，它成为资本自身的力量。协作劳动中劳动的相互联系是寓于资本中，而不是寓于劳动中，由此产生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分工的劳动同样是加强资本统治的形式。在分工的劳动形式下，工人只是工厂总机构的某种片面操作的生产者，而不再是商品的生产者。工人的简单职能的操作，只有与工厂的整个机构发生联系，才能生产出商品。这种劳动形式使工人成为资本的附属物，因此，“由分工即劳动的这种社会存在形式引起的生产力的提高不再是工人的生产力，而是资本的生产力。这种结合劳动的社会形式作为资本的存在与工人相对立。结合作为有强大威力的天命与工人相对立，工人受到这种天命的支配是由于他的劳动能力变成了完全片面的职能，这种片面的职能离开总机构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它完全要依赖于这个总机构。工人本身变成了这个机构的一个简单的零件”。^[71]以分工协作为自然基础和技术基础的机器生产更是“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72]机器的发展，机器工业的发展，都是资本通过压制劳动来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为了获得剩余价值，资本利用科学、占有科学。机器、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都是资本的武器，“这种武器部分是用来把工人抛向街头，把他变成多余的人，部分是用来剥夺工人的专业和消除以专业为基础的各种要求，部分是用来使工人服从工厂中精心建立的资本的君主专制和军事纪律”。^[73]因此，应用科学的机器生产的劳动形式，对于工人来说是异己的、敌对的统治力量。

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社会发展出的劳动形式都表现为资本的发展形式，劳动形式的任何发展都成为资本加强自身统治的社会力量。这样，马克思在早年的《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非人性的揭露，现在可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客观事实中得到充分的论证。正如马克思所说:“从这些社会劳动形式发展起来的劳动生产力，从而还有科学和自然力，也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事实上，协作中的统一，分工中的结合，机器工业中自然力、科学和劳动产品的用于生产，所有这一切，都作为某种异己的、物的东西，纯粹作为不依赖于工人而支配着工人的劳动资料的存在形式，同单个工人相对立，正如劳动资料本身在它们作为材料、工具等简单可见的形式上，作为资本的职能，因而作为资本家的职能，同单个工人相对立一样。工人自己的劳动的社会形式，或者说，工人自己的社会劳动的形式，是完全不以单个工人为转移而形成的关系;工人从属于资本，变成这些社会构成的要素，但是这些社会构成并不属于工人。因而，这些社会构成，作为资本本身的形态，作为不同于每个工人的单个劳动能力的、属于资本的、从资本中产生并被并入资本的结合，同工人相对立。并且这一点随着下述情况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实在的形式。这些情况是:一方面，工人的劳动能力本身由于上述社会形式而发生了形态变化，以致它在独立存在时，也就是说，处在这种资本主义联系之外时，就变得无能为力，它的独立的生产能力被破坏了;另一方面，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劳动条件在工艺方面也表现为统治劳动的力量，同时又代替劳动，压迫劳动，使独立形式的劳动成为多余的东西。工人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作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化的东西同工人相对立(例如，在机器生产部门，劳动的可见产品表现为劳动的统治者)，在这个过程中，各种自然力和科学——历史发展总过程的产物，它抽象地表现了这一发展总过程的精华——自然也发生同样的情况:它们作为资本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科学及其应用，事实上同单个工人的技能和知识分离了，虽然它们——从它们的源泉来看——又是劳动的产品，然而在它们进入劳动过程的一切地方，它们都表现为被并入资本的东西。使用机器的资本家不必懂得机器。但是，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而事实上，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资本使用这一切手段，当然只是为了剥削劳动，但是为了剥削劳动，资本必然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这些手段。所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这个发展的条件就表现为资本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是不管单个工人的意志如何而完成的，而且是直接反对单个工人的。”^[74]

随着资本的日益积累，“资本主义关系以扩大的规模创造出资本主义关系”。^[75]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这种关系的再生产，而且是这种关系在日益扩大的规模上的再生产。因而通过劳动本身，客观的财富世界作为与劳动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越来越扩大，并且获得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完善的存在。这个过程同时也就是劳动异化的不断扩大的过程，社会生产条件人格化为资本家而同它们的真正创造者相对立，“资本越来越成为社会力量(只有资本家才是这个力量的执行者，而且这个力量同一个个人的劳动创造或能够创造的东西毫无关系)，然而是异化的、独立的社会力量，这个力量作为物并且通过这种物作为个别资本家的权力而同社会相对立。因而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个人失去了生产条件，处于同生产条件的对立之中”。^[76]“资本转化成的普遍社会力量同单个资本家控制这些社会生产条件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触目惊心，并预示着这种关系的消灭，因为它同时包含着把物质生产条件改造成为普遍的、从而是公有的社会生产条件。这种矛盾的发展是由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决定的，也是由生产力完成这种发展的方式决定的。”^[77]

3.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

资本的统治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制度，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形成是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前提的。同时，劳动力成为商品，也标志着简单商品生产过渡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阶段。

劳动力这种商品在使用价值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它能够创造新的价值的使用价值，而且这个新的价值比劳动力本身的价值要更大。因而货币所有者购买到劳动力以后，在消费它的过程中，不仅能够收回他在购买这种商品时支付的价值，还能得到一个增殖的价值即剩余价值。与以往的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不同，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不是完全占有，也不是人身依附，而是基于劳动者的完全的人身自由。资本家只能通过购买劳动力的方式，将出卖了劳动力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进行生产并取得剩余价值。因此马克思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78]

在马克思看来，价值增殖过程从最根本的方面说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所谓价值增殖就是超过劳动力价值的补偿这个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为了进一步说明资本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中所起到的作用，马克思把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前者是指以生产资料形态存在的资本，它的价值通过工人的具体劳动被转移到新产品中，其转移的价值量不会大于它原有的价值量;后者是指用来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它是由工人的劳动再生产出来的，它不仅包括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而且还包括一定量的剩余价值。这表明剩余价值不是由不变资本产生的，而是由可变资本产生的，即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产生的唯一源泉。

剩余价值在量上的大小直接决定了资本价值增殖的程度。这就是说，资本家越是更多地占有剩余价值，其资本价值的增殖程度也就越高。这样，对价值增殖的无止境追求客观上就决定了资本家阶级如果没有生产的外部因素的制约必然会无止境地加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程度。为了说明这一点，马克思又进一步把剩余价值的生产区分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是指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由于延长劳动日的长度而产生的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下，工人的劳动日包括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两个部分。在必要劳动时间既定的条件下，劳动日越长，剩余劳动时间越长，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就越多，从而剩余价值率就越高。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由于生产技术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增加生产主要靠增加劳动量来实现，因此延长劳动日就成为资本家提高剥削程度的基本方法。“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即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条件下，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生产的剩余价值。由于绝对延长劳动时间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受到工作日时间长度的限制，也容易引起工人阶级的反抗，为了在劳动日既定的条件下提高剥削程度，资本家通常会调整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也就是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来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最简单的方式是提高工人劳动的强度，迫使工人更加紧张地劳动，让他们在同样长的劳动时间内比以前消耗更多的脑力和体力，从而也就在同一劳动日内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但这种方式与延长劳动日没有本质的区别。真正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是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的。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资本家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结果。超额剩余价值，是指企业由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使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的差额。对资本价值增殖的追求，使每个资本家总是力图不断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其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从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为了追求超额剩余价值，资本家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个别企业采取先进的技术，其他企业也会竞相采用新技术。因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较高阶段上产生的，是以普遍的技术进步为前提的。

对资本价值增殖的追求促使资本家把从工人那里剥削来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实现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以达到扩大再生产的目的。也就是说，资本家获得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后，并不是将其完全用于个人消费，而是将一部分转化为资本，用以购买追加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使生产在扩大的规模上重复进行，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显然，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而资本积累的源泉却是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因此，资本积累规模的大小取决于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所用资本和所费资本之间的差额以及资本家垫付资本的大小等。显然，这些因素都是以扩大对剩余劳动的占有为前提的，同时又都是以扩大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为目的的。资本积累就是依靠剥削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实现的，没有剩余价值，就不可能有资本积累。由于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没有止境，因而随着资本积累和生产规模的扩大，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资产阶级手中，而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无产阶级则只占有少部分社会财富，其结果必然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

资本积累不仅造成财富分配上的两极分化，而且也是造成失业现象的根源。资本对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的追求必然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动机和直接目的是不断扩大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为此，资本家便尽可能地改进技术或采用新的技术，从而使每个劳动力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表现在价值形式上就是不变资本部分日益增多，可变资本在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日益下降，从而资本有机构成得以不断提高。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由于可变资本的相对量的减少，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相对地减少，其结果，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形成相对过剩人口即劳动力供给超过了资本对它的需要。这种过剩人口不是因为它们不为社会生产所需要，而是因为他们不为资本价值增殖所需要。

资本统治的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完全是基于马克思本人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客观的、实证的科学分析。这种分析不仅客观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非人性，而且也客观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内在否定性。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愈来愈具有社会性，如生产资料的使用社会化，生产过程成为许多人协同进行的社会化的大生产，各个企业、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程度日益加强，生产的范围从一个企业扩展到一个国家，甚至扩展到全球，整个经济活动密切地联结成一个整体;另一方面，资本愈来愈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完全服从于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的目的，按照资本家个人的意愿来进行，生产出来的产品完全由资本家所占有，并按照他们的私利来进行交换和分配。这样，在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形式之间便发生了深刻的矛盾。这个矛盾日益加剧，从而使能够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社会形态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可能。所以马克思确信:“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79]

马克思早年揭露资本主义生产的非人性的异化劳动理论现在获得了实证意义上的论证，使这一理论的每一点内容都可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关系、客观机制、内在矛盾和规律中找到可靠的依据。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并没有弱化更没有取代马克思早年给予异化劳动理论的人道主义批判，而是使这个批判获得了更为坚实的科学基础。在这里，马克思既不像他之前的那些人道主义者或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抽象地议论人道主义原则，把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变成抽象的道德清谈和空疏的乌托邦幻想，也不像他那个时代的国民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者那样，以私有财产为前提，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仅仅当做需要认定和解释的客观事实来加以分析并使之永恒化，而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基本规律的基础上，一方面客观地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合理性，另一方面又指出这种生产方式的自我否定性和历史暂时性，也就是指出“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80]从而使他对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批判、对无产阶级解放的呼吁和他期待的共产主义理想获得实证科学意义上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