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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时间:2022-09-3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即世界范围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攫取更大的利润,必然要求帝国主义国家扩大势力范围。总之,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空前激化,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日益成熟,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剧烈。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法兰克福学派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即世界范围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列宁指出,“帝国主义,作为美洲和欧洲然后是亚洲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截止1898—1914年这一时期已完全形成。”(13)

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而言,是垄断资本主义。垄断是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也是帝国主义最根本的经济特征。而垄断之所以能够产生,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运行和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过十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自由竞争必然引起生产集中,而生产的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导致垄断。

早在十九世纪50—60年代,即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极盛时期,德国就已经出现了卡特尔这种萌芽形式的垄断组织。1873年以后,世界范围内连续爆发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加速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各种形式的垄断组织如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先后在美、德、英、法、俄、意等国的新兴工业部门和重工业部门中广泛出现。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特别是1900—190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后,由于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垄断组织在一系列重要的经济部门逐步占据支配地位,从而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深厚基础。

与此同时,银行资本迅速集中。1907—1908年,德国九家大银行就集中了全部银行存款的47%。1913年,英国五家最大的银行的存款占全国银行存款总数的40%。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互相渗透,混合生长,逐渐结合起来并且形成了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

列宁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阶段经济上的巨大变化,从理论高度概括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他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14)

垄断组织的统治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这主要表现在:垄断组织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超额利润,垄断生产技术和科学发明,人为地阻碍生产和科学的发展,使生产和技术逐渐出现停滞的趋势;垄断统治形成了专靠“剪息票”为生的食利者阶层,由于资本输出日渐重要,还出现了专门依靠剥削殖民地国家为生的食利国。帝国主义的腐朽性还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垄断资产阶级从剥削殖民地国家得来的巨额利润中拿出一小部分,专门用来收买一小撮工人上层分子,培植为垄断资产阶级效劳的工人贵族阶层,以便制造工人阶级的分裂,加强工人阶级内部的机会主义倾向,分化和破坏工人运动,抵消和淡化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强大影响。

经济上的垄断,还使帝国主义在政治上走向全面反动。列宁说:“政治上的全面反动是帝国主义的特性”(15)。在国内,帝国主义实行赤裸裸的反革命暴力统治,民主、自由和宪法遭到践踏;在国外,它到处发动侵略战争,支持黑暗反动势力,横行肆虐,为非作歹。政治上的全面反动,正是帝国主义腐朽性的集中表现。它说明资产阶级已经从上升的先进的阶级变成了腐朽的、没落的、溃烂的、反动的阶级,从而日暮途穷。

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垄断和政治上的反动,使资本主义固有的三种矛盾更加激化,使资本主义进入了它的垂死阶段。

首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极度尖锐化。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获得高额利润,采用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时间等办法,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而且在流通领域利用垄断价格进一步掠夺工人血汗;同时,由于资产阶级进行疯狂的扩军备战,军费开支不断增加,以及苛捐杂税、通货膨胀、经济危机造成的失业的威胁,使工人阶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在政治上,垄断资产阶级为了镇压革命和对外扩张,撕下了民主法治的外衣,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实行法西斯暴力统治。所有这些,必然激起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情绪。二十世纪初,不论在欧洲还是在亚洲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运动都出现新的高涨,罢工斗争频繁发生,规模越来越大。

其次,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攫取更大的利润,必然要求帝国主义国家扩大势力范围。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极其野蛮的暴力手段,掀起疯狂的争夺和抢占殖民地的浪潮,激起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强烈反对;他们还通过向殖民地输出资本,在殖民地开办工厂和矿山、修铁路、开银行,掠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倾销产品,残酷地剥削和压榨殖民地人民,摧残当地民族工业,造成这些国家的贫困落后;为了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政治上永远处于附庸地位,他们还与当地反动势力相勾结,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实行残酷的反动统治,这就不可避免地加强了这些国家的人民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仇视。

第三,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大大加剧了。帝国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几个大国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霸权。

总之,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空前激化,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日益成熟,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剧烈。所有这些,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

列宁在分析这个时代时指出,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已经步入其衰败和没落阶段,资产阶级也从上升时期的先进阶级转化为阻碍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衰朽力量,无产阶级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中心力量,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成为这个时代的发展方向。

正是在这种深刻而广泛的历史与现实条件的综合作用下,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此后,经过不到二十年的时间,苏联建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促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国家,标志着社会主义公有制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不仅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和政治基础,而且为国际无产阶级开创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宝贵财富。

但是,由于苏联是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其本身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又十分复杂而艰巨,因此,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走过这样或那样的弯路,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首先,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以过高过大的比重来发展重工业,这是欠妥的。而且,苏联长期坚持中央控制的、统一计划经济管理的体制,造成了僵化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虽然这一模式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但却严重制约和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主义的声誉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损害。第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要求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但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斯大林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当时的肃反问题上。1934年12月,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基洛夫被暗杀。不久又发生了高尔基被凶杀和其他凶杀案件。由此开展了大规模的肃反斗争,出现了大量的冤、假、错案,错杀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善良的革命同志和普通公民,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第三,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随着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逐渐发展,权力越趋过分集中,一切重大问题往往都由斯大林个人专断,这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破坏了党和国家生活中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以至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严重不正常,迷信盛行,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大行其道,在许多问题上造成了严重后果。第四,由于沙皇俄国是一个封建军事帝国主义国家,民族压迫极为深重,其流毒影响难以在短期内肃清,加之不能正确地对待当时苏联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处的突击队和开路先锋的特殊地位,因此,在对外交往上苏联逐步产生了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的倾向,这些现象的存在,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蒙受了比较大的损失,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造成了比较恶劣的影响。这一切惨痛的教训客观上为法兰克福学派将苏联视为“独裁国家”提供了某种口实。

在同一历史时期,1929—1933年西方社会爆发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灾难性的大危机或曰“大萧条”。这次危机迅速冲击和弥漫到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危机期间,各国的工业生产遭受重创,损失达2500亿美元,失业人数超过4000万。经济危机的爆发,给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工厂倒闭,物价飞涨,田园荒芜,农民破产,数以千万计的工人被抛上街头,断绝了一切生计。

这次遍及全球的大危机,具有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它是工业危机、农业危机、金融信用危机相互交织的总危机,其历时之长,范围之广,危害之烈,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充分而全面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腐朽没落本质。

经济危机的爆发,进一步改变了帝国主义的实力对比,加剧了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激化了帝国主义争夺霸权和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随着这种斗争的不断升级,当不能再用政治经济的“和平”方式继续下去时,武力就成为唯一的选择。从1929年经济危机开始,整个30年代,穷兵黩武,纠纷不断,局部战争愈演愈烈,一场帝国主义大战的序幕徐徐拉开。

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危机,完全抛弃了资本主义仅有的一点民主形式,建立了法西斯主义反革命专政,推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成为最富于掠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

法西斯主义的大肆泛滥和甚嚣尘上,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全世界人民经过坚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终于彻底打败了法西斯侵略者,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的一页,具有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首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雄辩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不可战胜的。其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国际帝国主义,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获得了巨大发展。最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开辟了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新阶段。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西方社会的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给广大中小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心灵特别是心理机制造成了强烈的震撼和难以愈合的创伤,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

我们还应当看到的是,在这一历史时期,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飞跃。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对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又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更为深刻的变化,其中首推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发展,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分子生物学等许多新学科不断涌现出来,而不同学科又日趋接近、融合。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一场以微电子技术为主导的科学技术革命迅速发展起来。这场革命直接导致了相当数量的高科技工业的建立,如核工业、电子工业、生物工程、新材料和新能源工业、航天工业、海洋工程、光通讯技术等等,特别是促进了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这场革命对产业结构、生产组织、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至人们的社会生活、文化需求等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点,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有相当程度的反映和表现。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之间(以及它们与其他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的各种社会和阶级关系出现了新的格局,虽然社会的动荡、分化、改组仍在继续,但毕竟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仍然存在,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经过自我调整以后仍然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西方各国开始普遍采用新兴科学技术来发展本国的经济,以巩固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从而使得西方国家在战后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经济得到了比较快速的增长,社会事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和改善。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的对立有时能够伴以他们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协调,但表现形式确与以往有别。而且,必须注意的是,“二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减少了贫富对立,改善了人民生活,对维护社会的稳定起了比较显著的作用。与此同时,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存在误解等因素的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严重偏差,加上战后出现的“冷战”所造成的封锁、禁运、制裁等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从而导致各项事业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严重的挫折,因此,不得不逐渐突破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改革和开放。总之,“二战”后的西方与东方世界,呈现出战争与革命逐渐消退,和平与发展逐渐降临的鲜明的时代特征,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相对繁荣稳定的局面。这一切,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有特别集中和典型的反映和表现。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十九世纪末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变化、新特征也为法兰克福学派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提供了广阔的思想理论背景。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革命时期正式结束,主要西方国家开始向资本主义的更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发展,这是一个西方社会变革和科学技术变革最为显著的时期,也是现代西方各种哲学流派和思潮相继出现的时期。原有的新康德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实证主义则采取了新的形态——马赫主义,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被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及德法等国的生命哲学所取代。在英美等国又出现了新黑格尔主义、实用主义和各种类型的实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人格主义等宗教哲学流派也是在这一阶段产生的。

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诸多矛盾和危机极度激化的时期。十月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这些矛盾和危机的产物。在这样的条件下,当权的垄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反动性大大加强了,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广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不满与抗议也加强了。这一切在哲学上都必然有所反映。这一时期在欧洲大陆流行的新黑格尔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在欧美流行的分析哲学以及各种类型的宗教哲学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面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西方哲学的总的特征是各种不同哲学思潮和流派在不断地分化,又不断地融合,原有的流派形态上有不少改变,新的流派层出不穷。二十世纪上半期形成和广泛流传的分析哲学在50年代以来仍然是西方(特别是英语国家)最主要的哲学思潮。

最后,特别应当注意的是,由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肇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这些流派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结合起来,正好表明研究者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从人类文化的整个氛围中孤立出去。这些流派呈现出既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又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的两种不同的倾向。一般来说,这些流派的研究者们思考了下列一些共同的问题或曰呈现出下列理论上的热点:1.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2.重视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3.重视对物化或异化问题的研究;4.重视对历史辩证法的研究;5.重视对意识形态的研究;6.重视对实践问题的研究。总之,这些流派的宗旨是以自己的哲学来重新解释、改造、补充马克思主义。它们的产生和流传在一定程度上固然表现了西方哲学流派“补充”、“改造”马克思主义的企图,但同时可以说又表现出了他们对自己原来的哲学信念的动摇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某种承认。

总之,在这种波澜壮阔、五彩缤纷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思想理论背景的共同作用下,法兰克福学派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产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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