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批判的视角

崔英超／译

摘要：本文提供了21世纪以来信息通信技术（ICT）在政府治理和民主领域发展的概况。信息通信技术在电子政务和电子民主领域的发展，逐步体现出它在治理领域内的四大优势，即效率、透明、参与和协商。第一类优势对应电子政务，其他三个则与电子民主紧密相连。本文提供了三个信息通信技术在政府中使用的具体案例，并说明每个工具如何体现出四类优势。最后，本文得出结论，认为信息通信技术虽然已经在帮助政府提高效率、透明度及参与度上颇有成效，却很少涉及电子民主的核心——民主协商。

信息通讯技术（ICT）被许多人视为治理结构转型的机会。因此，关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实验，特别是互联网，近年来已经成为政治景观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一趋势引发了一场关于互联网本质上是否是一种授权技术的讨论。它的基本问题是社会行动者使用扩散的新技术是否会引起治理实践的重新配置。与此同时，有两个直接被引发的问题。第一个，什么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第二个，它将如何影响治理过程。

第一个问题相对容易回答，因为它有一个明显的物质表现。由首字母缩写而来的ICT，指的是信息通信技术，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已大量进入独立领域，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引人注目，引发了各种革命，如信息革命、手机革命和互联网革命等，不一而足。ICT是一个比互联网更广泛的概念，它还包括移动通信、数字电视等其他渠道。更深奥、更复杂的ICT分类法显然可以被制定，但这未必会增加我们调查、探寻的兴趣。ICT的特点是快速变化，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加速技术过时的速度。ICT的物理性能如后者的计算能力，遵循每18个月增长一倍的摩尔定律，在品种、范围、强度和频率上变化显著，同时ICT推动社会交往的能力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升。那么，这些变化是否会对当前的社会形势和政治组织形式产生影响呢？

正如上文所述，我们开展的对ICT能够给事物带来快速改变的物质特性的调查毫无意义。与此相反的是，我们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到ICT的概念维度或哲学家所说的意向性上。在社会科学领域，客观事实能够明确地反映出一些现象，这区分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意向性是一种能把讨论引回“ICT技术到底是针对什么”的便捷方法。同时，也引发了第二个更复杂的关于“ICT可能将如何影响治理过程”的问题。

我们从两方面理解ICT在治理上带来的巨变。首先，ICT在社会实践方面的技术创新和转型，能够促使政府更加高效的运作。这其中包含着的大量ICT技术可以被用于提高政府管理效率、改善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这在文献中常被称之为“电子政务”。第二条具体涉及民主领域。我们对民主政权统治形式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公民要求统治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满足他们的需求。ICT的功能可以更清晰地定义为，“ICT的使用能够帮助公民更好地行使监督政府在公共领域内作为的权利”（Mendez and Trechsel, 2005）。

在探究ICT的针对目标时，将视角重新转回意向性是很有用的。在这方面，ICT引起的治理创新可以分为四个主要类别，这四大类别均以社会角色的特定目标为基础。因此，根据得到改善的情况可知ICT的实验成果可以投入使用。

（1）ICT技术能够加强政府机构之间的协调性并提高为公民服务的质量，并最终达到使政府和公共管理更高效运作的目的。加强电子政务，不仅可以促进政府和公民的交流互动，也可以推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其他地方政府及志愿者组织的合作交流。此外，它还可以改进政府各部门之间的通信状况，这样公民就不必被不同的政府部门反复询问从卫生服务到税收收入等相同的问题。而所有的这些转变都需要一个更为强大、更为高效的传递服务，即需要Dunleavy等人（2006）所说的“数字时代的治理”。

（2）ICT技术能够提高政治过程的透明度。ICT为改善政治透明度、进一步监督领导官员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有一个当地的政府网站，上面有申请票据、官员薪水及他们宣称的商业利润等各种基本信息，所有信息公开发布，任何人都可以登录网址，查看信息，并根据此信息监督政府。更复杂的版本可能有网络直播提要的议会辩论及委员会会议等，而这些均可以被编码和存档，以便更容易检索到信息。这不仅限于政府当局的网站，事实上，在政治上活跃着的由公民注册建立的网站，也可能会存储越来越多的政治信息并通过此网站利用新媒体来履行公民在政治角色上的责任。

（3）ICT技术提高了公民的参与度。在参与度上，ICT的特性至少在两个主要方面发挥了作用。首先，它们为不同社区及社区内公共聚集产生的信息流提供了物流工具。即使是在一个中等国家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成就，更别说是在一个全国性的民主政体国家，如美国或印度。它们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们允许公民将自己最紧迫的诉求告知政府。举一个利用网站和应用程序的例子——“修我的路”，它允许用户向当地政府举报自己所在街道或公路的问题，如凹坑的地面或破碎的路灯。同时，还可以监督政府的反馈情况。最早于2007年在英国发起的“修我的路”计划，现在已经推广到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塞浦路斯、格鲁吉亚、德国、希腊、日本、荷兰、新西兰、挪威、瑞典、韩国、瑞士和突尼斯。其次，ICT技术可为公民的投票决策提供建议。公民在面对一系列问题时，它可以帮助公民快速地了解自己的喜好和看法。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列出很多利用ICT技术而开发使用的工具，这些工具帮助公民直接参与到电子投票、电子请愿、电子咨询、电子预算、全民电子公投、电子化公民倡议等活动中。

ICT技术可以通过开放新的信息和审议空间提高舆论形成的质量。从有助于协商的角度看，ICT技术可以通过开放新的网络舆论空间，为舆论的协商互动创造有利条件。由于ICT技术被寄予了太多希望，电子论坛或虚拟社区都配备了最大化审议的配置。协商的动态可以自动发布到由公民发起的网络论坛上，或通过微博、博客散播。严格地说，后者只有在不同观点的交流中才能实现审议理想的最大化。在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社会，协商的虚拟空间里可能会出现许多像哈耶克一样支持自发秩序的人。然而，号称为制定公共政策而开设的协商空间，却可能是由政治当局和专家主持设计的，这可能会限制持不同观点的公民的交流。

ICT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通过电子政务等方式提高政府管理效率，使政府更高效地运作。另外三个目标，透明、参与、协商，则与电子民主相关，即监督政府和政治家并对其负责。关于效率、透明、参与、协商这四个目标的相关资料有很多，其中有大量文献涉及电子政务（Dunleavy等，2006）和电子管理（例如，2009年在Chadwick和Howard看到的评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代政治理论的核心是参与和协商。因此，在下文我们将把重点放在ICT实验的三个例子上，它们分别体现了不同的目标，有时会同时体现几个目标。这些例子分别是：①无论在国家还是地方，都要靠立法机构推动ICT技术；②在选举之前，通过投票建议应用程序（VAAs）帮助用户决定如何投票；③网络投票。它们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它们是ICT技术用于治理时被最广泛使用的工具。下面三个部分总结了每个工具的使用方法及其与上文提到的目标的联系。在结论中，我们回到在引言中解决了的问题，即ICT技术的发展问题和政府、社会行动者对ICT技术的使用是否会赋予公民新的权利，导致治理实践重新配置的问题。

在我们举的第一个例子里，将重点放在立法机构使用ICT技术的问题上。大量有价值的学术文献，被立法机构使用的ICT技术（Coleman 2006; Dai和Norton 2007; Zittel 2003）及定期更新的有影响力的各国议会联盟政策报告，都被作为设计并维护它们网站的指南。在这个案例的研究中，我们根据STOA报告，比照欧盟成员国在议会中使用ICT技术的情况（Kies等，2004），决定遵循以开放性研究为基础的跨国比较研究方法。STOA的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基于四个目标的电子立法指数：提供信息的程度（透明）、双边互动的范围（参与）、多边互动（协商）和用户友好。除了最后一个目标，前三个目标都被用于构建电子立法指数在文中对应的三类结构。2004年研究的主要结论之一是，立法机构使用网络技术的驱动力不是ICT技术的发展水平，而是政治行动者的策略。

这项研究已经在其他地区被验证推广，如拉丁美洲，最近是在欧洲南部（参见2014年Triga和Milioni做的应用程序方法和广泛审查）。该方法是基于内容的定量分析，其主要目的是测量用于构建索引的特性是否存在。在这节中，我们重点关注在电子立法机构的发展中联邦系统的变化。STOA报告存在一个问题，即它只将关注点放在国家层面。虽然这方面十分重要，但仅限于国家层面的关注，会错过地方层面的发展情况，这可能是更重要的，尤其对联邦系统来说。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调查不同类型的联邦系统对电子立法机构指数分数的影响程度吗？收入水平可以推动电子立法机构的指数吗？此外，在何种程度上联邦系统会有所变化？这些问题正在研究过程中，我们目前只能介绍一些已经得出的发现。

表1　分析单位——国家和地方

我们分析了10个联邦系统的234个立法机构，其中，选定联邦系统的依据是它们不同的联邦政治结构、地方单位组成数量、收入群体及其他变量。表1根据联邦类型提供了一份概述，地方组成单元的数量、联邦议会的数量及按照世界银行划分的收入类型。在英国的3个区和美国的50个州，地方立法机构的数量差异很大。此外，考虑到印度的国情，也很难想象印度能及时将所有州议会的数据收入并编译。

图1重点关注了国家电子立法指数及其在上议会和下议会之间的差异。英国是一个单一的类型，因为两个议会共用一个门户网站。而德国和巴西因为两院之间差异明显，且得到下议院的支持，出现了两种类型。在其他情况下，除了下议院十分发达的印度，其他国家的两个议会之间没有出现太大差异。就电子立法的发展关系而言，图1没有将电子立法的发展与收入水平的关系描述清楚，特别是和高收入国家及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关系。巴西、德国、英国电子立法指数最高。与此同时，像瑞士、西班牙等高收入国家却没有与之相应的高电子立法分数，它们下议院电子立法得分与印度相当。

图1　上议院和下议院的电子立法指数

从表2看联合国内各国的电子立法分值，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变化。就国家的变化而言，许多低收入国家的地方单元的电子立法指数得分非常低，这在印度、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都如此。除了澳大利亚以外，表中关于国家内部电子立法的分值表现都存在标差。在英国，电子立法在其最发达的苏格兰和最不发达的北爱尔兰之间有巨大的差距。正如英国一样，加泰罗尼亚作为西班牙最独立的地区之一也拥有最先进的电子立法机构。英国的苏格兰和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都在2014年举行了独立公投。在议会制君主立宪制国家，它较为独立的地区与具有相似情况的议会制国家相比，也有着更为复杂的网络状况。

表2　在联邦范围内的电子立法指数[1]

图2展示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电子立法平均得分的差异。在巴西，就国家和地方之间的发展而言，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差异。另外，瑞士作为联合会里最分散的国家之一，它的州却拥有所有成员国里最先进的电子立法机构。

图2　国家和地区之间电子立法的差异

回到论文开头提到的ICT发展类型上，表3中，分数被分解到电子民主的三个维度：透明度、参与度和协商度。从得分可以看出，在0到1的范围内，三个维度中透明度（图中信息提供）的得分都偏高。它的最高分和最低分之间的幅度也低于其他两个维度。另一方面，协商度明显相对缺乏。这些纵向分析协商度停滞和倒退的研究结果，呼应了之前那份STOA报告和最近做的重复调查（Triga和Milioni 2014）。

表3　电子民主的三个维度

本研究的一个明显限制是资料来源过于单一。由于缺少来自主体本身的数据和调查数据，我们在需求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办法。用户如何与这些网站交互的问题很难回答。随着立法机构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交媒体与市民互动，为这迄今为止缺失最多却很重要的维度的分析提供了可能。

投票建议应用程序（VAAs）是一种在线调查的方法，通常部署在选举的关键时刻之前，用户通过回答应用程序提供的一套策略问题（通常是30到40个），表明他们的赞同或反对观点。VAA通过政治取向判断，帮助选民确定他们心仪的政党（或候选人）。考虑到政策声明，政党（或候选人）的位置被学术专家、党派或候选人本人编码。VAA系统会根据选民偏好的重叠度，生成一个政党或候选人的排名。

VVA系统第一次被投入使用是在1989年的荷兰，它首次被引进是以笔试的形式，1994年以电子形式首次出现在磁盘上，1998年首次出现在网络上。从21世纪一开始，几乎所有的VAAs都被在线应用。借助数字打分表明投票人对相关政党（或候选人）政治立场上的喜爱度。用降序排列表现政党（或候选人）与选民之间关系程度的最常见的显示图有条形图和柱状图，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将选民和政党（或候选人）都绘制上去的多维空间图。大多数情况下，是使用二维图。选民可以通过一个左右轴将自己与政党（或候选人）比较，此外第二轴还可以将社会保守派、传统主义者与社会自由主义者、改革者分开。

表4　欧洲的10大VAA应用

VAAs在许多国家全国大选之前，已经成为竞选活动中的一个特色。表4展示出在这些国家里，有多少用户访问应用程序，有哪些应用程序经常被使用。然而，其数据可能高估了实际填写应用程序的用户数量，因为可能有用户在应用程序上填写了两次，或只是简单地点击它却懒得填满它。我们可以看到，在许多国家，如荷兰、芬兰和德国，使用VAAs已经变得制度化，因为相当比例的选民区都在使用它。

VAA也被用于在其他级别的政府选举，比如地方选举和市长选举。在欧洲议会的选举中，欧盟分析器、选票分析软件和EUvox VAAs已经在所有欧盟成员国中使用。

VAA的目的是帮助选民决定哪个政党（或候选人）最符合他们的政策偏好，可能文献最大的主体部分涉及VAA设计方面的问题。Louwerse和Rosema（2011）探讨空间模型和指标在使用VAAs上给选民提供建议带来的影响。与此同时，Mendez（2012）在不同指标被使用的情况下，将选民受VAAs提供的建议影响的程度与选民自主投票意向的程度相比较。Walgrave等人（2009）调查声明选择的影响，讨论认为在VAA中，选民对问题的不同选择会得到不同的建议。与此同时，Costa Lobo，Vink和Lisi（2010）探讨了声明中选择的意识形态维度的相关性，如左与右。Trechsel和Mair（2011）比较了给政党和候选人编码的不同方法，其中特别关注了使用欧盟分析器投票建议应用程序的方法。最后，Baka，Figgou和Triga（2012）考虑了VAAs中不同回答类型在使用中的关联性，特别是中间类型——中立。

文献在另一方面着重突出关注了VAAs在政治上的影响。Fivaz，Pianzola和Ladner（2010）探讨对VAAs在投票行为方面产生的潜在影响，同时Marschall和Schultze（2012）也在考虑是否VAAs已经在选民投票率上产生了影响（因为越来越多的文章谈到了VAAs在选民投票率上产生的影响）。Ramonaite（2010）重点调查了政党如何适应并使用VAAs的问题，建议尚没有明确意识形态认同的民粹主义政党可以通过适应普通选民的政策立场来运用该工具为自己效力。

第三条文献来自VAA用户提供的数据。正如我们所见，VAAs可以吸引很多用户，从而产生巨大的数据集。此外，在用户被要求提供的统计数据中大部分补充问题涉及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问题，同时也涉及有关选民政治方向的数据问题，如对党的忠诚度、以前的投票行为和投票意向等问题。当然，这个数据也可以通过询问研究员获得。VAAs生成的数据既可以被用来改善VAA自身设计，也可以用来调查一些政治科学的“老”的问题。上述的许多作者（如Louwerse和Rosema, 2011; Costa Lobo, Vink和Lisi, 2010）运用这些数据完善VAAs设计系统。在处理更为根本的政治科学问题方面，没有直接涉及VAAs。Wheatley和Mendez已经从VAAs提取了用户回答的数据去识别潜在的意识形态维度并推测支持政党的人数（Wheatley等，2012; Wheatley, 2012; Wheatley和Mendez即将出版）。VAA生成的数据也可以用来测试所谓的投票方向，构建投票接近度模型（Mendez, 2012）。

就VAAs定向发展的公共目标而言，与本文在绪论中提到的四大目标中的两个有关，并可能间接与第三个目标相关。首先，VAAs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告知选民，政党（或候选人）在最迫切问题上的立场来增加透明度。从用户的角度来看，应用程序可以更容易地处理大量由政党（或候选人）发布的候选人演讲、党派宣言和政策文件等信息，从而可以看出政党（或候选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倾向。这些都对民主十分有益，既可以改善目前政党弱制度化的问题，又可以增强公众探讨关于政党（或候选人）真正所代表利益问题的淡薄意识。

在越来越多的制度化的民主国家也是这样，不断增多的个性化政治活动使选民辨清政党（或候选人）话语中的关键问题，搞清政治家的立场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如果出现在VAA上的政党（或候选人）被专家编码，这些专家可能会揭示一些平时不受媒体关注的政党（或候选人）在立场上的问题。如果政党（或候选人）为自己编码（一般要求写一个理论综述，验证他们的陈述是否属实），为此他们可能会被迫透露他们平时不愿强调的立场问题。因此，VAAs可以帮助揭示出精心掩盖在诱人承诺下危险的政治意图及其名不副实的空话、大话。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进一步帮助选民形成他们对所倾向的政党（或候选人）的观点，而不是完全依赖于候选人的自我宣传及他们的媒体顾问。

第二，更重要的是，VAAs与政治参与活动——投票紧密相关。此外，VAAs也可能会对重新活跃公民的政治参与度有帮助。在它们传播的同时，冷漠度不断攀升，欧洲许多地方的传统政治法规、政治党派，甚至选举程序也在被不断分解、改良。在近几十年，大多数欧洲国家中能够获得政党资格的人数和全国大选中的出席人数都在持续下降。根据国际组织出版的数据集显示，大多数西方欧洲国家的选举人数自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十年里达到高峰后，从21世纪开始就在下降。在许多国家，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2010年。比利时、丹麦、卢森堡和马耳他成为例外。或许更令人担忧的是，投票人数在新民主主义国家似乎下降得特别迅速，如葡萄牙、希腊（尽管在希腊投票在表面上的义务）和许多东欧后共产主义国家（Pacek, Pop-Eleches和Tucker, 2009）。

有些学者认为，使用VAA可以帮助扭转这一趋势，促进选民和政党（或候选人）之间的结合。由于智能VAA投票系统能够使选民向上反映是否该工具增加了他们投票的可能性，所以Fivaz和Nadig（2010）利用智能VAA投票系统中补充问题的数据，测试出VAA使用率和选民投票人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Marschall和Schmidt（2008: 270—271）采用类似的方法发现，Wahl-O-Mat中7.8％的选民声称，他们投票的决定明显受到了VAA系统的影响。然而，这些结论可能会受到挑战，因为他们是以一个小群体、自我选择的VAA用户为样本，这可能会导致一个极大的样本偏差。为此一个更为先进的技术手段被应用到VAA中，即在VAA系统中增加一个问题，以便开展一个选举后的调查反馈和关于控制社会人口、态度变量、VAA选举人数造成的孤立影响的回归分析。Marschall和Schultze（2012）（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09年德国纵向选举的研究报告）和Kruikemeier等人（2013）（调查VAA系统在荷兰的影响）使用这种技术发现，VAA的使用与选举参与度的显著上升密切相关。最后，Germann和Geminis（2014）采用了最近提出的重新调整计划，即调取并调查了瑞士2007年后国家大选的数据，发现在瑞士智能投票对投票人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总体而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VAA对投票人数有积极的影响。

VAAs在支持鼓励选民方面，既可以起到检测他们政治倾向的作用，又可以使选民更好地了解政党和候选人。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能会帮助选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参与度，特别是在新的或者存在制度化欠缺的民主国家。在这种情况下，VAA可以为选民提供一个监督政党（或候选人）及其竞选活动的机会，并通过此途径找到一个没有被歪曲的、没有受到媒介环境影响的答案。政治领袖和政党在选举前明确政策承诺，可能会受到一个自下而上的压力，因为他们以后可能会因他们的承诺而被追究责任。

使用VAA有可能对在引文中提到的另一组目标产生影响，即开放的新协商空间。虽然大多数VAAs的协商平台并不是一个功能，但日益先进的VAA平台已经开始推出在线论坛。在希腊2012年5月和6月国家选举前，希腊部署了按照首选项匹配的VAA系统及在线讨论论坛，这个论坛允许选民讨论VAA及其与希腊政治舞台的关系。按首选项匹配的VAA系统在基于被称为Delphi的理论方法上也有一个协商平台，这个协商平台专门面向为政党（或候选人）编码的专家们。在第一轮选举中，专家为政党提供临时码并给出他们选择这个编码的理由，在第二轮和随后几轮选举中，他们能够看到其他编码人给出的编码理由，如果认为必要，专家可以修改其他编码人给出的编码。这样一个平台，有可能扩展到选民和能够适应利用该平台进行绩效评估的政治家、政党或政府部门。

然而，我们不能不加鉴别地看待VAAs给选民带来的益处。如果VAAs系统安装不完整，会混淆政党和候选人的位置排名，而非启发选民。此外，VAAs只能显示出选民接近政党（或候选人）政策立场的程度，但选民却可以因为政策以外的原因投票。例如，选民可以投一个候选人的票，仅是因为相信该候选人在处理国家或地区面临的问题时会更有能力，即使该候选人不同意政府出台的某些政策。最后，还存在一种风险，即政治精英可以通过操纵VAAs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如果政党和候选人被允许自己编码，这种风险会更大，因为他们可能提供代表中间选民的代码，而非代表他们在当选后意欲推行政策的代码。

对各种新的远程电子投票通道进行的第一波试验和实验出现在21世纪初，之后大多数国家停止了这些项目（Mendez 2010），特别是在互联网投票被证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和监管问题之后。目前，严格地说，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将远程投票通道作为一个独立的电子政务应用程序，或嵌入一个电子政务门户的方法，努力推送给它的公民。爱沙尼亚、挪威（Bock等，2013）和加拿大（Goodman, 2010; Pammett/Goodman, 2013）、瑞士（Braun, 2004; Serdült, 2010; Driza-Maurer, 2013）是目前引入互联网投票作为额外选举通道的先锋和领航者。然而，在瑞士网络投票被引入的速度相当缓慢，因为国家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对这款最先进的远程投票系统的不同设置进行仔细的评估和测试。瑞士通过一个协调但分散的方法将互联网投票方式引入国内，即由各州决定是否进入数字投票时代。2003年，瑞士政府在阿涅尔，一个位于日内瓦的小城镇里首次举行绑定网上投票选举活动。随后，伴随着2005年纳沙泰尔和苏黎世加入网上投票试验，瑞士更多的城市也加入了该试验（Gerlach和Gasser, 2009）。自那以后，有数百人参加的公民投票和选举的电子投票试验在瑞士的三个试点州相继举行。除了2011年苏黎世因技术原因暂停该项目外，该试验在全国持续推进（Mendez和Serdült, 2014）。[2]

从电子政务方面看，网络投票具备各种优点。只要正确设置并操作该系统，就能得到相当大的效率增益。与纸质投票相比，网络投票在信息传递速度和统计票数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日内瓦作为瑞士的直辖行政区，与其他州相比，更为不自主。但由于中央集权系统促进了互联网投票的引入进程，日内瓦因此具备了一个其他州不具备的优势，即拥有一个集中的选民登记处。还有一个关键原因是由于出生于日内瓦的瑞士前国家总理，他具备作为一名政策企业家的潜质，因此打算将日内瓦打造成一个技术驱动公共管理的现代化城市。日内瓦的互联网投票方案是完全托管式的，全权由公共行政机关操作。由于投票是一个国家的活动，不应外包，所以苏黎世与日内瓦独立的网络投票应用程序不同，它的网络投票没有被嵌入电子政务平台。此后，日内瓦还为瑞士的其他几个州（巴塞尔市、卢塞恩、伯尔尼）举办了网络投票选举活动。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只有日内瓦和苏黎世这两种网络投票方式能够举办其他各州的网络投票选举活动，日内瓦和苏黎世为此相互竞争，争取让更多的州委员会同意采用自己的投票方式。使用日内瓦首先提出的网上投票解决方案，即对二进制公民投票进行限制，2012年11月瑞士第一次在州选举活动中使用网上投票方式，开展了近十年来的第一次试验。[3]

纳沙泰尔的网络投票系统与前两个系统有所不同，它将该系统与电子政务门户网站相结合。通过该网站，公民可以与政府互动，例如提交他们的税务报表或订购汽车牌照。如果没有联邦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纳沙泰尔本身具备的经济实力，他们不可能顺利地将网络投票系统与电子政务门户网站相结合。纳沙泰尔的电子政务门户网站虽然仅拥有六名员工，但它可以允许所有的直辖市、自治区同时在网上投票，尽管这种情况下激活它有相当大的难度。解决网络投票加密部分的方案是外包给私人公司。除了2003年在直辖市开展的一系列投票事项的行政重组活动外，网络投票并没有对选民登记的处理方式产生重要影响。但将网络投票与电子政务门户网站整合，在预算议会的辩论中也算是一个不可辩驳的优势。由于网络投票没有单独的预算，如果质疑网络投票的财务问题，将使整个州的电子政务门户网站受到质疑，特别是互联网投票没有单独的预算。但目前在纳沙泰尔，没有出现任何可供报道的重大政治问题[4]。此外，2013年春纳沙泰尔的网络投票选举系统在州选举之际做了首次测试，这是纳沙泰尔为迎接2015年全国大选在系统准备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在图3中，我们可以看出参加网络投票的选民人数相对较少，但有增长的趋势。电子政务门户用户的投票率在30％—40％之间波动。虽然现在还为时过早，但从目前结果来看，纳沙泰尔的网络投票方式可能是三个方式中最恒久的方式。

资料来源：杰曼等，2014年。

图3　三个试点州及其侨民的网络投票率

在最初实施阶段，瑞士侨民没有被列入瑞士网络投票试验的范围内。这种情况在2006年发生了改变，瑞士政府在其网上投票报告中明确承认了瑞士侨民的网络投票权（联邦总理府，2006）。有以下几个原因可以解释此次的政策变化。首先，由瑞士侨民在国外组织发起的大量游说宣传活动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5]。此外，将瑞士侨民列入网络投票范围，可以提高网络投票人数。然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瑞士政府希望电子投票方式更够得到更多瑞士人的认可和接受。因此，瑞士侨民参与网络投票并没有在政治上引起太多争议。网络投票系统的高使用率也为其在各种政治色彩代表的质疑辩论中提供了一个正面的、积极的资料（参见Mendez和Serdült，2014）。

2006年后不久，关于扩展网络投票法律基础的报告便被奠定了（Driza-Maurer等，2012）。2008年6月，纳沙泰尔成为瑞士第一个为瑞士侨民提供网络投票服务的州。日内瓦和苏黎世紧随其后，2009年9月，日内瓦为侨民开通了此项服务，2010年9月苏黎世亦开通了此项服务。对侨民提供的网络投票服务已经不局限于三个试点州。2009年，巴塞尔市成为第一个为侨民提供网络投票服务的非试点州。不到两年，其他九个非试点州纷纷效仿（参见表1）。如此一来，2011年苏黎世便停止了它的实验计划，开始正式采用该投票方式。到目前为止（2013年年底），在瑞士26个州里已有12个州开始为瑞士侨民提供网络投票服务，同时143个网络投票实验点也已经在海外建立。

2005年，爱沙尼亚首次在地方选举中推出了网络投票方式，有大约2%的人用这种方法投票。之后，在2007年议会选举、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2009年地方选举、2009年议会选举和2013年的地方选举中也都采用了网络投票方式。在2011年，网络投票的使用率已经达到了24.3%，尽管这个数字在2013年的地方选举中又回落到21.2%。图4说明了网络投票在8年间选举中的使用发展趋势。

爱沙尼亚的互联网门户网站投票形式复杂，因此借助了大量电子政务基础设施。这种架构的关键技术组件是一个电子身份证或智能卡，它能够解决一直以来阻碍电子投票发展的核查问题和验证问题。这使得大量爱沙尼亚人同时在线填写报税表成为可能。参与电子投票的公民为政府提供了网上处理公民事务的机会，使其积累了更多的经验（Mendez, 2010）。由于各国政府都对ICT技术的试验充满政治热情，因此应考虑通过打造一个更大的“品牌”运动打响爱沙尼亚在国际上的知名度（Drechsler和Madise, 2004: 97）。

资料来源：爱沙尼亚政府门户网站，www.vvk.ee/voting-methods-in-estonia/engindex/statistics。

图4

网络投票是一种创新，已经在欧洲许多国家推广。考虑到瑞士和爱沙尼亚的最新情况，网络投票的使用率在近十年间会有进一步的增长。虽然都是参与的方式，纳沙泰尔对门户网站的开发已经超过了电子投票，公民可以采取多种方式与政府在网上互动交流。与此同时，爱沙尼亚将网络投票平台作为电子政务的基础设施重点建设，大大简化了公民与国家之间互动的程序，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交流。而爱沙尼亚和纳沙泰尔为了进一步提高治理效率，均在电子政务中增加了参与机制。

上文对三个工具的描写都包含了引言中提到的四个方面，即ICT技术在提高管理效率、透明度、参与度和协商度方面的优势。在不同情况下，都有以上一个方面或两个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就在线电子立法而言，它在提高管理透明度方面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参与度和协商度方面则十分有限。而VAAs主要提高了选民的参与度，因为仅从表面上就可看出，它们的使用会激发更多的选民参与选举。同时VAAs也提高了管理的透明度，因为通过对VAAs系统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政党和候选人“真实”的政策立场及其想要隐藏的他们对自己职位的定位。网络投票也提高了民众的参与度，同时爱沙尼亚和纳沙泰尔的案例也表明，网络投票的门户网站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与政府门户网站结合，促使政府效率的提高。

上文提到的三个工具在提高协商度方面起到作用都十分有限。许多学者已经承认这是事实，大量研究人员也正在寻找利用ICT技术提高政府与公民间协商度的办法（综述见Delli Carpine, 2004; Janssen和Kies, 2005）。而研究结果，总体来说都不理想（Papacharissi 2009）。2008年，Sunstein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批判观点，他说我们目前几乎没有出台任何保障性政策或条款，保障在线哈耶克式自发秩序下形成的舆论。而我们的分析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1］Alvarez, R. M., Hall T. E., Trechsel A. H. (2009). "Internet Voting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Case of Estonia",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42 (3), 497—505.

［2］Baka A., Figgou L. and Triga V. (2012). "'Neither Agree, nor Disagree':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Middle Answer Category in Voting Advice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Governance 5 (3), pp. 244—263.

［3］Bock Segaard S., Baldersheim H. Saglie J. (2013). The Norwe- gian Trial with Internet Voting: Results and Challenges. Revista General de Derecho Público Comparado, 13, pp. 1—26.

［4］Braun N. (2004). "E-Voting: Switzerland's Projects and their Legal Framework—in a European Context", Prosser, Alexander and Krimmer, Robert (Eds.): Electronic Voting in Europe: Technology, Law, Politics and Society (Lecture Notes in Informatics, P—47), pp. 43—52.

［5］Chadwick A. and Howard P. N. (Eds.) (2009). Routledge hand- book of Internet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6］Coleman S. (2006). "Parliamentary communication in an age of digital interactivity", Parliamentary Communication 58 (5), 371—388.

［7］Costa Lobo M., Vink M. and Lisi M. (2010). "Mapping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a vote advice application in Portugal", Cedroni L. and Garzia D. (eds), Voting Advisors in Europe: Perspectives from Political Sci- ence (Naples Scriptazveb), pp. 139—167.

［8］Dai X. and Norton P. (2007).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online: lessons from Europe", The Journal of Legislative Studies 13 (3), 477—482.

［9］Davy J. and Kies R. (2005). "Online Forums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cta Politica 40 pp. 317—335.

［10］Delli Carpini, Michael X., Cook F. L. and Jacobs. L. R. (2004). "Public Deliberation, Discursive Participation, and Citizen Engagement: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7, pp. 315—344.

［11］Drechsler W. and Madise U. (2004). "Electronic Voting in Estonia", Kersting N. and Baldersheim H., Electronic Voting and Democracy (New York: Palgrave).

［12］Driza-Maurer A. (2013). Internet Voting and Federalism: The Swiss Case. Revista General de Derecho Público Comparado, 13, pp. 1—33.

［13］Driza-Maurer A., Spycher O., Taglioni G. and Weber A. (2012). "E-voting for Swiss Abroad: A Joint Project between the Confederation and the Cantons", Kripp M., Volkamer M., Grimm R.: Electronic Voting 2012. Proceedings of the 5th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 Voting 2012 (EVOTE2012) P—167, LNI GI Series, Bonn.

［14］Dubuis E., Fischli S., Haenni R., Serdült U. and Spycher O. (2011). "Selectio Helvetica: A Verifiable Internet Voting System"，Parycek P., Kripp M. J. and Edelmann N. (Eds.) CeDEM11: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E-Democracy and Open Government 5—6 May 2011, Danube University Krems, Austria, pp. 301—312.

［15］Dunleavy P., Margetts H., Bastow S. and Tinkler J. (2006). Digital era governance: IT corporations, the state, and E-gover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6］Fivaz J. and Nadig G. (2010). "Impact of Voting Advice Applications (VAAs) on Voter Turnout and their Potential use for Civic Education", Policy and Internet 2 (4): 167—200.

［17］Fivaz J., Pianzola J. and Ladner A. (2010). "More than Toys: A First Assessment of Voting Advice Applications' Impact on the Electoral Decision of Voters", Working Paper No. 48, National Centre of Competence in Research (NCCR), Challenges to Democracy in the 21st Century.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nccr-democracy.uzh.ch/publications/workingpaper/pdf/WP_48.pdf (accessed on 11 May 2014).

［18］Gebhardt S., Ida S. and Bull B. (2012). "When Reality Comes Knocking: Norwegian Experiences with Verifiable Electronic Voting". Kripp M., Volkamer M., Grimm R., Electronic Voting 2012: Proceedings of the 5th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 Voting 2012 (EVOTE2012) P—167, LNI GI Series, Bonn.

［19］Gemenis, Kostas and Calorien van Ham (forthcoming). Matching Voters with Parties and Candidates. ECPR Press chapter Comparing methods for estimating parties' positions in Voting Advice Applications. In Marschall S., Garzia D. (eds.), Matching Voters with Parties and Candidates: Vot- ing Advice Applica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lchester: ECPR Press.

［20］Germann M. and Geminis K. (2014). "Online gimmick or participation promoting tool? Smartvote and its effect on electoral turnout", the annual congress of the Swiss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Berne, January 30—31, 2014.

［21］Gerlach J. and Gasser U. (2009). Three Case Studies from Switz- erland: E-voting. Berkman Center Research Publication, 3 (1), 1—17.

［22］Geser H. (2004). "Electronic Voting in Switzerland", Kersting, Norbert and Baldersheim, Harald (Eds.): Electronic Voting and Democracy (New York: Palgrave).

［23］Goodman N. (2010). "The Experiences of Canadian Municipalities with Internet Voting", CEU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 5 (4), pp. 492—520.

［24］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 (2004). "Voter Turnout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945", www.idea.int/ publications/voter_turnout_weurope/upload/Full_Reprot.pdf, accessed 21 May 2014.

［25］Kies R., Mendez F., Schmitter P. and Trechsel A. (2004). "Evaluation of the use of new technologie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democracy in Europe: E-democratizing the parliaments and parties in Europe". Luxembourg: STOA. European Parliament.

［26］Kruikemeier S., Van Noort G., Vliegenthart R. and de Vreese C. H. (2013). "Unraveling the Effects of Active and Passive Forms of Political Internet Use: Does it Affect Citizens' Political Involvement?", New Media Society, doi: 10. 1177/1461444813495163.

［27］Louwerse T. and Rosema M. (2013). "The Design Effects of Voting Advice Applications: Comparing Methods of Calculating Matches", Acta Politica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18 October 2013; doi: 10.1057/ ap. 2013.30).

［28］Lüchinger S. and Rosinger M. and Stutzer A. (2007). "The Impact of Postal Voting on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Switzerland", Swis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3 (2), 167—202.

［29］Marschall S. and Schultze M. (2012). "Voting Advice Applications and their Effect on Voter Turnout: The Case of the German Wahl-O-Ma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Governance 5 (3), pp. 349—366.

［30］Mendez F. and Trechsel A. (2005). "The European Union and e-voting: Upgrading Euro election", A. Trechsel and F. Mendez (Ed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e-voting: addressing the European Parliament's internet voting challenge (London: Routledge).

［31］Mendez F. (2010). Elections and the Internet: On the Difficulties of "Upgrading" Elections in the Digital Era, Representation, 46, pp. 459—469.

［32］Mendez F. (2012). "Matching voters with political parties and candidates: an empirical test of four algorith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Governance 5 (3), pp. 264—278.

［33］Mendez F. and Serdült U. (2014). From Initial Idea to Piecemeal Implementation: Switzerland's First Decade of Internet Voting Reviewed. D. Zissis and D. Lekkas (Eds.): Design, Development, and Use of Secure Electronic Voting Systems. Hershey, PA: IGI Global.

［34］Mendez F. and Wheatley J. (2014). Using VAA-generated Data for Mapping Partisan Supporters in the Ideological Space. Marschall S., Garzia, D. (Eds.): Matching Voters with Parties and Candidates: Voting Advice Applica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lchester: ECPR Press, pp. 161—173.

［35］Norris P. (2001). Digital Divide: Civic Engagement, Informa- tion Poverty, and the Internet Worldw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6］Pacek A. C., Pop-Eleches G., Tucker J. A. (2009). "Disenchanted or Discerning: Voter Turnout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1 (2), pp. 473—491.

［37］Pammett J. H. and Goodman N. (2013). Consultation and Evaluation Practic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et Voting in Canada and Europe. Carleton University, Canada-Europe Transatlantic Dialogue.

［38］Papacharissi Z. (2009). The Virtual Spehre 2.0: The Internet, the Public Sphere, and Beyond. Chadwick, A. and Howard, P. N.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Internet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30—245.

［39］Ramonaite A. (2010). "Voting Advice Applications in Lithuania: Promoting Programmatic Competition or Breeding Populism?", Policy and Internet 2 (1), pp. 117—147.

［40］Sunstein C. (2008). Neither Hayek nor Habermas, Public Choice 134, pp. 87—95.

［41］Trechsel A. H. and Mair P. (2011). "When parties (also) position themselv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U profiler", Journal of Informa- tion Technology & Politics 8 (1), pp. 1—20.

［42］Serdült U. (2010). "Internet Voting for the Swiss Abroad of Geneva: First Online Survey Results", Chappelet J.-L. et al. (Eds.): Electronic Government and Electronic Participation: Joint Proceedings of Ongoing Research and Projects of IFIP EGOV and ePart 2010. Schriftenreihe Informatik, 33. Linz: Trauner Verlag, pp. 319—325.

［43］Serdült U. (2014). "Switzerland", M. Qvortrup (Ed.): Referendums around the World: The Continued Growth of Direct Democrac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44］Svensson J. and Leenes R. (2003). "E-voting in Europe: Divergent democratic practice", Information Polity 8 (1), pp. 3—15.

［45］Trechsel A. and Vassil, Kristjan (2011). "Internet Voting in Estoni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ive Elections since 2005", Report for the Estonian National Electoral Committee (Florenc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46］Triga V. and Milioni D. M. (2014). "E-Strategy and Legislatures: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Southern Europe's Parliaments," L. G. Anthopoulos and C. G. Reddick (Eds): Government e-Strategic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Patterns and Roadmaps (New York, Springer), pp. 157—184.

［47］Volkamer, Melanie; Spycher, Oliver; Dubuis, Eric (2011). "Measures to establish trust in internet voting", Proceedings of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lectronic Governance, pp. 1—10.

［48］Walgrave S., Nuytemans M. and Pepermans K. (2009). "Voting Aid Applications and the Effect of Statement Selection", West European Pol- itics 32 (6), pp. 1161—1180.

［49］Wheatley J. (2012). "Using VAAs to Explore the Dimensionality of the Policy Space: Experiments from Brazil, Peru, Scotland and Cypru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Governance 5 (3), pp. 318—348.

［50］Wheatley J., Carman C., Mendez F. and Mitchell J. (2012). "The dimensionality of the Scottish Political Space: Results from an Experiment on the 2011 Holyrood Elections", Party Politics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September 30, 2012, doi: 10.1177/1354068812458614).

［51］Zittel T. (2003).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 the networked society: the Americanization of European systems of Responsible Party Government?", Journal of Legislative Studies 9 (3), 32—53.

【通讯作者】Jonathan Wheatley：瑞士苏黎世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1]　维基百科Bicameralism词条［EB/OL］．http://en.wikipedia.org/wiki/Bicameralism # India。

[2]　由于该系统存在即使网络投票制度和选举管理系统恰当互动也无法全部解决的硬件和软件问题，为了解决系统中存在的问题，2005年日内瓦暂停了该项目，但在2008年年底又重新恢复了该项目。因为瑞士绿党提交的关于延长审查该项目合法期限的申请在全民公决投票中得到了70％的公民的一致支持（Mendes和Serdült, 2014）。

[3]　日内瓦网上投票模式的详细内容可参见CEPP（2013）。如果查看日内瓦和苏黎世提出的不同的网络投票解决方案及具体操作办法，可参见格洛克和加塞出版的文献（2009: 7—8）。

[4]　针对瑞士侨民的需求，网络投票迅速向他们开放。由瑞士侨民领导的组织很快成为网络投票系统中最为畅所欲言的组织之一。更值得注意的游说努力是一份2012年1月由15000多名瑞士居民和瑞士侨民共同签署的全面介绍网络投票的请愿书。参见：http://aso.ch/en/politics/petition-evoting（2013年12月28日）。

[5]　根据2011年6月20日采访的三名高级官员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