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

五、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

据美国学者马丁·塞里奇考证，“意识形态”一词为普罗旺斯的卡法涌一个宗教团体首创，其目的是教导那些热心倡导模仿神秘的基督教信仰的民众。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哲学家德斯图·德·特拉西在他的《意识形态原理》(或译为《观念学原理》)一书中用这个概念指称一种“思想的科学”或“观念科学”，其意为通过实际的理智过程的理论批判而形成的与那些解释性的理论、体系或哲学有区别的一种负有使命的科学，其目的是为拯救人类和为人类服务，使人类摆脱偏见，而为理性的统治做好准备。特拉西的这个思想曾一度得到拿破仑的支持，而在拿破仑称帝后逐渐变成了“虚假的世界观”的代称。对于特拉西，马克思是较为熟悉的。他在《巴黎手稿》中摘录过特拉西的著作，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都论及过特拉西的经济理论。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一词的使用，有着自己的特定的理解。

1.作为“幻想”、“假象”或“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

如前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般意义上把国家理解为人类共同体的虚幻形式，而这种共同体的思想形式即国家意识形态，作为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思想上层建筑也必然具有“虚假性”。为此，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序言中，一开始就写道:“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就统治他们。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我们要把他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像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118]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由于在国家生活中必然存在着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存在着阶级之间的矛盾，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因而在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119]但是，尽管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意识形态上却不是统治阶级自身特殊利益的直接表达，而是采取了普遍利益的或“合乎理性”的形式。“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20]占统治地位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形式的思想。

当然，把统治阶级的思想述说成是具有普遍形式的思想，这并不是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们都在有意地编造“神话”进行精神欺骗，而是说这些思想家们本身就把他们所编造的“神话”或“幻想”当做真实的历史发展过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121]而在考察历史进程时，如果“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同进行统治的个人分割开来，主要是同生产方式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分割开来，并由此作出结论说，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一般思想’、观念等等，并把它们当作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一般概念的‘自我规定’”。^[122]统治阶级内部的那些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正是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而把思想独立化，认为在每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从而说，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这样，他们不仅为统治阶级编造出有利于统治的神话、幻想、观念、教条，而且他们也相信这些编造出来的东西就是真实的东西，从而屈从于自己头脑的这些创造物，接受头脑的产物的统治。马克思后来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评述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主张时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更为深刻的分析。他认为，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而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小资产阶级主张以民主主义改造社会，这当然不会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然而不能狭隘地认为，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他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使现代社会获得解放的一般条件。“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123]

正是由这一点，统治阶级的思想家的理论主张并不一定与进行统治的个人完全一致，有时候，二者之间甚至有可能发生对立和相互敌视。但是，一旦发生任何实际冲突，即当阶级本身受到威胁的时候，当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好像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且拥有与这一阶级的权力不同的权力这种假象也趋于消失的时候，这种对立和敌视便会自行消失。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当“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124]

总起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一般意义上把国家看成是人类共同体的虚幻的形式，从而也就把国家意识形态看成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们编造出来的幻想、想象、观念或教条。后来，恩格斯在1893年写给梅林的信中，把意识形态直接称之为“虚假的意识”，他说:“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引出的。他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他毫不迟疑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进一步研究这些材料的较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125]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思想主要是针对存在着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存在着阶级对立的国家，而没有考虑到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意识形态问题。不过他们说了这样的话:“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126]这就是说，只有在消灭了阶级统治的社会中，也就是在真正的人类共同体中，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才会自行消失。

2.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利己主义冰水”和“商品拜物教”

应当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批判始终都针对着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和政治法律学说，揭示这些学说把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和政治法律制度视之为普遍规律和永恒制度而具有的“虚假性”，因而这些批判都具有意识形态批判的性质。但是，从文本内容上看，马克思本人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的专论式的批判却是相当分散的，通常都是和批判地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结合在一起，即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书中，专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批判目标的论述也并不太多。不过，在他和恩格斯共同写作的《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话还是比较集中地代表了他们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般看法。他们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他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127]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是把“利己主义”看成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或核心原则，而且这个原则是赤裸裸的、不加任何掩饰的。它如同“冰水”把人们在传统社会中所形成的伦理情感、价值观念、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统统淹没于其中，使人们之间除了“利害关系”就再没有其他的联系。

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可以说都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佐证，因为这些学说基本上都是把利己主义理解为人的与生俱来且永恒不变的本性，并以此为前提论证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对于资产阶级学者为资产阶级所有制所作出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辩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责道:“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128]这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其本质上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在观念中的反映或再现。尽管资产阶级学者并不一定在观念上自为地或自觉地仅仅为资产阶级的狭隘利益服务，但当他们把利己主义视为人的天然本性时，他们从自己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中想象不出除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还有什么更合理的制度。如英国著名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认为人在本性上是利己主义者，每个人最关心他自己的利益并尽力追求他自己的利益，因而建立在分工和商品交换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财产制度就是从人的本性产生而合乎人的本性的正常的社会秩序，是一经产生就必将永恒存在下去的社会制度。因此，对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来说，“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谈到古代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谈到封建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一谈到资产阶级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能理解了”。^[129]

应当指出的是，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非完全依靠资产阶级国家来强行灌输，相反，资产阶级国家在观念的表层上可能不会提出多少强制性的要求，甚至可能主张更为自由的思想文化制度。这主要是因为利己主义观念的真正的根源不在资产阶级学者的学说中，而是在作为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基础的发达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商品经济在本性上就是一个以追逐私利为内在驱动力的经济形态，追求私利的合法性也正是商品经济的一个原则。这样，利己主义就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原则和经济规律的前提而存在于作为广义的市场主体的所有社会成员的心理结构和观念世界中。它不仅在商品经济这个深厚的土壤中生长出来，而且在这种经济关系的扩展中获得了极端的表现，这就是普遍的“商品拜物教”观念。

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曾从人的异化的角度提出了有关货币拜物教的思想。在那时，他认为，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其本质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既然人使这种中介活动本身外化，他在这里只能作为丧失了自身的人，失去人性的人而活动;物的相互关系本身、人用物进行的活动变成某种在人之外的、在人之上的本质所进行的活动。由于这种异己的媒介——并非人本身是人的媒介，——人把自己的愿望、活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不依赖于他人的力量。这样，他的奴隶地位就达到极端。因为媒介是支配它借以把我间接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的真正的权力，所以，很清楚，这个媒介就是真正的上帝。对它的崇拜成为自我目的。同这个媒介脱离的物，失去了自己的价值”。^[130]在《手稿》中，马克思还对这种货币拜物教各种表现形式作出了十分生动的描述。不过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对产生拜物教意识的根本原因的分析还是比较模糊的。而在《资本论》中，他通过对商品经济的内在机制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拜物教意识得以产生的经济根源。

马克思指出，商品看上去是简单而平凡的东西，但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劳动产品无非是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因而依然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但是劳动产品作为商品，就成为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者说，劳动产品一采取商品的形式就具有“谜一般的性质”。马克思认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131]这样，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价值关系就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132]这种商品拜物教意识的完成形态就是货币拜物教。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它在商品世界中拥有独占权。由于只有商品的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因而“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133]这样，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同社会总劳动的关系正是通过这种荒谬形式呈现在他们面前。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意识”的理论以及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理论对20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各种学说和思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葛兰西的“思想霸权”(领导权)理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工具理性批判，阿尔都塞和弗洛姆的心理学批判、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鲍德里亚的符号拜物教批判以及詹姆逊的文化哲学批判等，无不直接受到马克思上述理论的启发。甚至可以说，意识形态批判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理论特征。有关这方面内容，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