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改革及其转向

三、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改革及其转向

价。苏联的军费开支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比美国高出一倍以上^[46]，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明显处于下风。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宣布要重振美国雄风，双方新一轮的军备竞赛随即展开。此时国民经济增长乏力的苏联已难以承担此一重负。70－80年代，世界新科技革命迅速兴起，未能把握科技革命浪潮的苏联在经济发展、国际竞争力方面每况愈下。1985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苏联。鼎盛一时的超级大国有沦为二流国家的危险。国内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陷入停滞状态，潜伏着严重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国内外环境下继任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就迅速提出了全面改革的方针，对内坚决进行改革，对外努力缓和同其他国家关系，为改革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情况。从他1985年上台开展改革到1991年8月事变为止，6年多的改革历程大体上可划分为四个阶段。^[47]

第一阶段，改革的构想和初步实施阶段，从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总书记开始到1987年初。

在1985年4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氏首次明确提出了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主义革新方针。198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七大，加速发展战略得到党代表大会的确认，这一战略为苏联制定了新的发展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途径。“加速发展战略”要求到2000年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均翻一番，劳动生产率提高1.3～1.5倍。而要实现上述指标，不仅需要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摆脱停滞局面，更必须通过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改造经济结构，改革经济管理等方式实现经济生产的集约化转变，把国民经济引入集约化发展的良性轨道。为了深入推进改革，大会在理论思考上有了一些新的突破。在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实际上放弃了发达社会主义论这种不切实际的理论纲领，强调要“完善社会主义”；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上，批判了从斯大林开始的“自动适应论”，要求苏联党和国家“必须大力改革生产关系中过时的部分”；在所有制理论上，批评了多年来急于提高公有化程度，急于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错误倾向，开始重视发展合作社经济和个体经济；在商品货币关系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在大会报告中提出，商品货币关系可以“有机地纳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健康地发挥作用”。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倡导公开化原则，完善民主和法制。大会还提出了衡量改革性质的标准问题，确定了“完善管理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最高标准，应当是加速社会经济发展和切实加强社会主义”^[48]。总的来说，此时的戈尔巴乔夫虽然一再强调要进行全部改革，但仍然是在现行体制之内推行的改革和自我完善，并没有否定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他的改革是以完善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展开的，改革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不是抛弃社会主义。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主义苏联已有的一切，就能大大改善国家的经济状况。

在对外关系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一套以“新思维”命名的苏联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的理论构想。他改变了以往苏联对世界战争与和平的看法，认为核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只可能导致人类文明的彻底毁灭。以往的革命与战争论断已经过时，新思维外交战略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49]因此戈氏主张应该放弃军备竞赛，“新的政治思维十分严格地规定了军事理论的性质。它应是绝对防御性的”^[50]。“通向安全的唯一道路是政治解决的道路，是裁军的道路。只有越来越低的战略平衡水平——其中必须完全排除核武器和其他种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才能保障我们时代获得真正同等的安全。”^[51]戈尔巴乔夫也不赞成在苏联周围建立安全地带、搞势力范围、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他认为：“当代普遍安全的原则基础是，承认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不干涉他国内政，尊重其他国家，同时用客观的和自我批评的眼光看待本国社会。人民既可以选择资本主义，也可以选择社会主义。这是他们的主权。各国人民不能而且也不应当受美国或者苏联的支配。”^[52]戈尔巴乔夫的上述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苏联多年来奉行的霸权主义政策，有值得肯定的积极意义。但在美国拒绝放弃霸权主义和对社会主义进行和平演变的情况下，单方面的一再退让，无疑给对手以可乘之机。

根据对外政策的新思维，苏共在二十七大确定了“巩固并推进和平”的对外总路线，其目的是为国内建设和改革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当时苏联的外交重点是减少核战争威胁，改善日趋僵化的苏美关系。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3月当选总书记后就公开表示希望苏美停止军备竞赛，冻结核武库，停止部署导弹的行动。并在其后提出一系列有关裁军问题的新建议，1985－1987年，戈尔巴乔夫和里根三次进行首脑会晤，签署了《苏美消除两国中程导弹和中短程导弹条约》，解除了双方部署在欧洲的1000多枚中程导弹和中短程导弹，缓和了欧洲局势和苏美关系。同时，苏联还尝试从其之前卷入的各种地区冲突中脱身，包括从阿富汗撤走苏军。

在这一阶段，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苏联在对外关系上摆脱了此前美苏僵硬冷战的局面，但加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成效不大，1986年国民经济的好转仅仅是昙花一现，体制中的许多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改革收效甚微，反酗酒运动等改革措施不切实际，以失败而告终。

第二阶段，经济改革总体实施和向政治改革转移的阶段，从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到1988年6月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

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提出了“更新”社会主义的口号，由此揭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1987年6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讨论和通过了经济改革的一系列纲领性文件，要求对国民经济管理进行根本性改革。从原来的行政领导方法为主转向经济方法为主，通过经济利益手段进行管理，推动经济管理中的广泛民主化，大力调动人的积极因素。以企业作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中心环节，目标是建立一种在完全经济核算、自筹资金和自我补偿基础上的企业现代化经营机制。企业改革预计从1988年开始，先在机械制造、化工、冶金、交通运输等部门中推行新的经济管理体制，1989年扩大到所有企业，到1990年基本完成。但上述经济改革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困难。原有的经济运营体制被取消或瘫痪了，新的体制却不能有效建立。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失控之中，经济改革处于“空转状态”。

经济体制改革屡屡受挫，戈尔巴乔夫将其归因于政治阻力太大，僵化的政治体制制约了经济体制改革。于是他把改革重点转向突出政治改革，力图为经济改革扫清道路。1988年6月，苏共召开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总结三年来改革的得失，讨论党和社会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问题，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构想。戈尔巴乔夫在会上所作报告中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整个改革不可逆转的关键和保证，公开性、民主化和社会主义舆论多元化是改革的必要条件。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把权力交给人民及其代表机构，让人民群众在行动上参加国家的管理。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全面充实人权，提高苏联人民的社会积极性。戈氏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主张“我们的目标是多一些民主，多一些社会主义，劳动者过上美好生活，国运昌盛”^[53]。会议决定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赋予新产生的最高苏维埃主席足够广泛的国家权力。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是苏联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苏联改革的重心从此转向了政治领域，苏联社会的总体局势也变得更加动荡多变。

在这一阶段，戈尔巴乔夫对于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日益趋向全面否定态度。从在原体制下进行改革和完善转向用“全人类标准”来改造社会主义。1987年初，他在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列举了列宁论述社会主义的十个关键问题，认为列宁的论述“长期被简单化和阉割”，而20世纪20－30年代建成的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一整套官僚主义命令体制，几十年来严重阻碍了苏联社会经济的发展。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发表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同月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作了长篇报告，系统提出了“民主化”、“公开性”和“人道主义”等思想。针对苏联社会中长期缺乏民主、缺少公开性和过分夸大阶级斗争等方面的弊端，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就是依靠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活动，更全面地发扬民主，发展社会主义自治，鼓励主动精神和自主性，加强纪律性和秩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扩大公开性、批评和自我批评，更加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深刻革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充分地揭示我们的制度在其各个决定性方面，即经济方面、社会政治方面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54]在戈氏看来，“现行的苏联政治体制‘没有克服人与政权异化的现象’，它‘几十年来不是在法律范围内组织社会生活而主要是执行强制命令和指示，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实际上却是独断专行；在讲台上宣扬人民政权，实际上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大谈民主制度，实际上践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准则，缺乏批评与公开性”^[55]。在激烈批判原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后，戈尔巴乔夫主张用“民主和人道主义”来改造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他正式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认为这就是改革追求的目标。

这一阶段苏联的经济改革虽然有了明确完整的改革方案，也试图由以往自上而下发动的方式转为从基层试点开始，但在改革的具体措施上缺乏可行的思路和执行能力，破旧较为顺利，立新却乏术，经济改革一直没有起色。

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公开性的倡导推进了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但随着意识形态领域控制的减弱，新闻舆论界不再是“舆论一律”，一些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鼓吹西方民主、三权分立、多党制和宣扬极端民族主义的文章，都在报章上出现了。在大力宣传民主化、公开性和人道主义的过程中，也有一些舆论观点从批判斯大林走到彻底否定苏联历史和社会主义道路。原来处于地下状态的不少持不同政见者及其组织、各种宗教、民族主义集团逐步公开化，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不断上升。这些力量逐渐汇集成为一股政治反对派，苏联政局的稳定性开始受到严峻挑战。苏联改革的推进及戈尔巴乔夫的“趋同”主张部分消弭了西方国家的敌意，但他们试图和平演变苏联的根本目的并未改变。

第三阶段，苏联政治改革的推进及其异变阶段，从1988年6月到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

这一阶段，戈尔巴乔夫日益主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互相接近”的趋同论，而且这种趋同实际上是对原有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否定。在“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56]一文中戈氏这样写道：“我们想要创造的是这样一个崭新的社会，它将既不是资本主义的复本，也不是原来那种东西(指苏联的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作者注)的翻版，即使是经过改良的翻版。”^[57]尽管戈尔巴乔夫声称他的改革目标并不是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但在全面抛弃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其改革模式也势必走向“全盘西化”。

在政治改革上，戈尔巴乔夫鼓吹的“民主化、公开性”发展成了政治多元化，从坚持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转向了多党制。根据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开始组建新的国家权力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以后又实行了总统制，苏联的权力中心逐步从党的政治局转移到最高苏维埃和总统委员会。党的领导在相当程度上名存实亡了。1990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正式承认多党制，认为民主化进程必然会导致政治多元化和多个政党的出现，同月，修改了规定党的领导作用的苏联宪法条款第6条，一党制被多党制取代。传统的议行合一的苏维埃体制也被改革，要把“苏维埃体制与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相结合”^[58]。

在经济改革上，戈尔巴乔夫从原来坚持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计划经济理论转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理论，从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转为鼓吹各种所有制形式平等、自由竞争。

在这一阶段，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急速推进，苏联社会以往较为稳定的政治格局被打破。社会日趋动荡，党内外各种反对势力迅速崛起，对苏共领导地位提出了尖锐挑战。苏共领导层内部意见分歧，观点不一。派别斗争愈演愈烈。民族主义势力日益抬头，民族分离倾向增强，民族危机一触即发。

第四阶段，改革彻底转向，苏联党和国家发生激烈变化的阶段，从1990年7月到1991年“8·19事变”爆发。

这一时期，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完全与西方社会民主党理论合流，民主社会主义变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苏共开始走向“社会民主党化”。而在苏共转向的同时，其在国家的领导地位也摇摇欲坠。在不少地方，苏共已经丧失执政党地位，成了在野党。苏共党内分裂严重，叶利钦等“激进派”纷纷退出共产党，另组新党，留在党内的也合法地分成不同的派别。1991年7月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新党纲草案。新党纲不再提及民主集中制原则，承认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的独立自主地位，党的组织采取地区和基层组织广泛自治的原则。

此时的苏联改革也已陷入僵局，政治体制改革已演变为各派政治力量激烈较量争夺权力的活剧。而新的经济改革方案由于政争激烈而一直难产。对苏联自我改造经济体制的能力丧失信心的戈尔巴乔夫寄希望于争取西方的援助和合作以解决苏联的经济问题，但没有取得成功。苏联国内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1990年出现了苏联历史上第一次经济负增长，1990年苏联外贸逆差高达100亿卢布，财政赤字1400亿卢布，内债增至5500亿卢布，外债高达700亿美元。消费品极度匮乏，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95%以上经常处于供应短缺状态^[59]。苏联经济已陷入深刻的危机，甚至有“加速崩溃”的危险。

总结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其发展轨迹大致是这样的：对于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戈氏的态度是从有限地摒弃发展到全面否定；在改革重点的选择上，从最初的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改革的目的，从坚持社会主义，完善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走到否定社会主义，放弃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终定位，正如他自己所言，是把苏联从一种体制过渡到另一种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