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及后苏联时代的语言政策问题及其启示

苏联及后苏联时代的语言政策问题及其启示⁽¹⁾

赵蓉晖

提　要：原苏联地区是当今世界语言矛盾和冲突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苏联时期的语言政策是造成这一现象最主要的原因。通过对苏联语言规划进程三个基本阶段的分析，可以发现造成语言冲突的几大根源。苏联及后苏联时代的语言政策研究能给我国的语言规划工作，特别是在如何处理通用语和其他语言的关系方面提供经验和启示。

关键词：苏联　后苏联　语言政策　语言冲突

苏联解体之后，原苏联国家语言问题不断，冲突时有发生，是当今世界语言矛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这主要是苏联时期的语言政策所导致的后果。由于中苏两国曾经存在的密切关系，苏联对新中国早期的政治和文化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我国的民族政策和语言政策曾借鉴了不少苏联的经验。因此，总结苏联语言规划中的经验和教训，关注后苏联时代的语言状况对我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　苏联及后苏联时代的语言规划进程

（一）苏联的语言规划进程

根据不同的苏联领导人及其语言政策的指导思想，苏联的语言规划进程可划分为三个时期：

1.列宁时期（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中期）：倡导民族语言平等

由于沙皇时期独尊俄语的政策导致了民族间相互仇视的恶果，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并以此原则对待民族语言问题。列宁时期语言政策的核心和措施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第一，取消国语制度^[1]，赋予所有民族语言以平等的法律地位。拉脱维亚、乌克兰、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白俄罗斯等加盟共和国先后通过了关于语言平等的法律条文，保障本民族自由使用语言的权利。

第二，开展语言建设，完善民族语言，使之满足交际的需要。具体的措施包括：改造俄语旧文字体系，改革哈萨克、鞑靼、乌兹别克等民族语言的文字，使文字和语音的结合更加合理；对中亚、伏尔加河沿岸、西伯利亚、高加索地区的众多民族语言文字实行拉丁化改革（阿尔巴多夫，2004；阿尔波夫，2005）；以拉丁字母为基础，为50多个没有文字的民族语言创制了文字，并使这些文字开始发挥功能。上世纪20年代初，原俄罗斯帝国的130多种语言中只有20种有文字，全国居民的识字率仅为21%，不少非俄罗斯民族甚至几乎全部都是文盲。在语言平等原则基础上进行的语言建设完善了苏联民族旧有文字，创制了新文字，使众多民族语言焕发了生机和活力。1937年，经历了语言建设的苏联宣布消灭了文盲，在加盟共和国建立了科学院和各种研究所，民族标准语的发展被纳入科学的轨道。语言建设作为苏联早期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2.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20世纪30年代末～80年代中期）：全力推广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俄语。

斯大林上台后，苏联的国力迅速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成为唯一可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斯大林等人因此认为，苏联已消灭了产生民族纠纷和冲突的社会阶级基础，已经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苏共今后的民族政策是实现各民族的全面接近和完全一致”（杨艳丽，2003）。这一思想成为这一时期制定民族关系和语言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具有人口、历史、文化等诸多优势的俄语其地位迅速提高，成为“苏联人民”的共同语言，成为促进民族一体化的语言工具。

20世纪30年代中期，语言建设进程急转直下——新字母的创建停止了，很多使用拉丁字母的语言开始转用基里尔字母^[2]，语言建设的管理机构被撤销，不少刚获得文字的语言（如伊捷尔缅语、萨阿米语、乌德格语、绍尔语）重又失去了文字。俄语的地位迅速超越了其他民族语言，使少数民族语言的功能大大萎缩。

赫鲁晓夫时期，民族语言在教育领域的功能曾得到过短暂的恢复，但语言政策很快又回到了斯大林时代。俄语被宣布为苏联各族人民的“第二母语”，俄语学习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政治意义。赫鲁晓夫曾宣称：“我们掌握俄语的速度越快，建成共产主义就会越快。”（杨艳丽，2003）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仍继续大力推广俄语并人为地加快民族融和进程，“民族语＋俄语”类型的双语制成为语言政策的核心目标。由于民族语言功能萎缩，俄语逐渐成为主导语言，这在教育、文化、国务等领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俄语的海外推广也正式开始了^[3]。

该时期语言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在非俄罗斯人中提高俄语的使用率，其结果是非俄罗斯民族语言的地位明显下降。在不少加盟共和国中，民族语言学校数量骤减，甚至消失。非俄罗斯民族人口的母语能力降低，不少青少年甚至丧失了母语能力而使用俄语，造成了少数民族的代际语言隔阂。在民族交融程度大的地区，很多人都开始以俄语为母语。根据苏联政府1989年人口普查的资料，以俄语作为本族语或第二语言的非俄罗斯族人口已达44.8%，在个别加盟共和国甚至达到81%。尽管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俄语已成为事实上的苏联国家语言。与此同时，非俄罗斯民族对其民族语言前景的担忧引发了一些抗议活动，为日后语言冲突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3.戈尔巴乔夫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民主改革与国语化运动

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他提倡的改革与新思维颠覆了原有的政治思维模式，“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论”导致了多党制的产生和民族复兴运动的迅速发展。在声讨斯大林以来民族政策的活动中，语言成为争论的重要主题，推广俄语被看作是民族歧视和民族同化的手段而受到讨伐。

1989年1月18日，《爱沙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语言法》出台，宣布爱沙尼亚语为该国国语，揭开了国语化运动的序幕。其他加盟共和国纷纷效法，相继出台了语言法。到1990年5月24日《土库曼斯坦语言法》颁布，苏联范围内只有俄联邦没有颁布语言法，其他加盟共和国均通过语言立法的形式明确了本国主体民族语言的国语地位和应用领域，与俄语抗衡。（哈什莫夫，2003；谢俊英，2007）为保证语言法的实施，这些国家成立了督促实施语言法的专门委员会或隶属于最高委员会、部长委员会的语言司，出台了关于实施语言法的专项决议和国家纲要，把推广国语的重点放在公务活动、学校教育、媒体和出版等方面。在这一过程中，不少加盟共和国都采取了激进的方式。俄联邦虽然没有颁布语言法，其内部的一些民族自治共和国却纷纷制定语言法，掀起了当地主体民族语言国语化的浪潮。终于，1991年10月，俄联邦颁布了《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语言法》和《俄罗斯民族语言宣言》，宣布俄语为俄联邦的国语。

面对这场轰轰烈烈的民族语言国语化运动，苏共中央不得不制定全联盟的语言法作为回应。1990年4月24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民族语言法》颁布。该法在强调俄语的官方语言地位的基础上，对发生在各共和国的国语化运动表示了认可。

这场民族语言国语化运动是对斯大林以来长期强制推广俄语政策的反击。在复兴民族文化的旗帜下，非俄罗斯民族对俄罗斯人的不满情绪释放了出来，进而渗透到政治经济等领域，终于撼动了苏联的根基，成为苏联解体的导火索和催化剂。

（二）后苏联时代的语言政策及语言状况

苏联的解体并没有化解原有的语言矛盾，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甚至使其更加复杂。一方面，民族语言国语化运动继续推进，民族语言的使用领域不断扩大，与俄语的冲突仍在继续，新的冲突也开始显现；另一方面，语言本身变化迅速，新词大量涌现，“庸俗化”现象迭出，语言的规范化迫在眉睫。此外，弃基里尔字母而转用拉丁字母的倾向再次出现，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主体民族语言的文字先后实现了拉丁化，主张俄语字母拉丁化的倾向也有所抬头（阿尔巴多夫，2004）。由于政治体制的根本改变，民意的作用显著增大，语言政策的动力机制变得更加复杂，语言状况也因此变得更加复杂了。

原苏联国家^[4]为巩固和提高作为本国国语的主体民族语言地位而采取了多种法律和行政手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苏联语言政策和民族政策的影响仍然存在。除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外，其他原苏联国家均取消了俄语作为正式交际语言的法律地位，迫使俄罗斯族居民学习当地民族语言，造成俄罗斯人在就业、教育、职务晋升方面的很多困难，大批俄侨被迫迁回俄罗斯，留居原地的则必须尽快掌握新的语言，这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和族群矛盾。在俄罗斯侨民众多的摩尔多瓦、乌克兰等地，俄罗斯人要求赋予俄语以官方语言的地位，却遭到了政府的拒绝，使语言冲突愈演愈烈，媒体甚至称之为“语言战争”。语言冲突已经成为影响国家间关系和国内族群关系的重要因素。

在俄联邦，其境内的共和国也在努力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其境内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致力于扩大本民族语言的社会功能，赋予其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使之成为提高民族自觉意识、发展民族文化的手段。俄联邦的语言状况因此变得复杂起来。民族语言地位的提高和功能的扩大是俄联邦内部语言状况的一个突出特点，但复杂的民族人口状况和政治文化因素使语言冲突的隐患始终存在。对于俄语所面临的空前挑战，联邦中央和知识界已经行动起来，努力遏制俄语衰退的趋势，恢复俄语的地位。其中，中央政府正在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调整国家间的关系，就俄语的地位问题进行磋商，努力化解因语言问题造成的民族冲突和国家矛盾。此外，建立“俄罗斯世界”基金会、在多国举办俄语年等活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因此，争取俄语的应有地位和调节它与其他语言的关系是俄罗斯当代语言政策的核心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将是一个复杂和艰难的过程。

二　问题与分析

苏联后期及后苏联时代的语言状况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冲突”，这集中地表现在俄语和其他民族语言的关系方面，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冲突的表现和程度各有不同而已。后苏联时代的语言冲突正是苏联语言政策所导致的后果，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

（一）语言冲突的根源

1.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础的联邦制度为语言冲突提供了政治条件

从苏联的国家结构形式来看，苏维埃联邦制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以民族划界成立联邦主体和其他不同层次的自治实体。解体前，苏联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这些联邦共和国均以当地的主体民族的名称命名。20世纪20至30年代，在各加盟共和国境内成立的250个民族自治区和5300个民族自治村镇苏维埃，大多也以当地主体民族命名，或规定某个主体民族占主导地位。由此，在世界历史上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奇特国家形式，即以民族划界设立联邦主体的苏维埃联邦制国家。历史表明，这种以不同层次的民族区域自治实体作为联邦主体和国家行政区划的形式，人为地强化了民族自我意识，不利于处理复杂的民族关系和维护国家统一。尽管这有利于民族语言—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但也容易激发民族独立观念。1924年的苏联宪法赋予加盟共和国以主权国家的地位，除外交、国防、对外贸易、交通、邮电等权利归联盟中央外，其他方面的国家管理权均由各加盟共和国独立行使。当苏联后期因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导致的民族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这些联邦主体便利用宪法所允许的立法权大做语言文章，最终使民族冲突不断升级，直至苏联解体。

上述现象至今仍在原苏联国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例如俄罗斯联邦目前就包括了89个联邦主体（其中有21个共和国、6个边疆区、49个州、2个直辖市、1个自治州和10个自治区），联邦主体可以制定和颁布自己的法律，共和国有权规定自己的国语。尽管俄语被宣布为俄联邦的国语，并在国家权力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和国家机构中与共和国国语一起使用，但非俄罗斯民族对本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大力扶持仍然对俄语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导致了俄联邦内部的语言冲突。

2.民族政策上的失误导致了以语言冲突为象征的民族冲突的爆发

无论是就民族的数量还是就民族的多样性而言，苏联都是世界上民族成分最为异质的国家之一。苏联拥有130多个民族和数量大致相当的民族语言^[5]，情况非常复杂，能否处理好民族—语言问题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列宁时期的民族平等政策比较充分地考虑到了各方利益，较好地化解了沙俄时期造成的民族矛盾，使统一的苏维埃联邦国家最终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建立。然而，斯大林以后的民族政策逐渐背离了列宁的原则，在实质上使民族关系的现实倒退至沙俄时代。斯大林曾说过，“俄罗斯是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公认的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赫鲁晓夫宣称苏联各民族应高呼“俄罗斯母亲”。《真理报》1975年撰文指出，苏联各民族是“在俄罗斯民族周围团结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俄罗斯民族是老大哥民族，是苏联第一民族”（许新，陈联璧等，2001）^108～112。这些言论和相关政策严重地损害了民族团结，为日后的冲突埋下了隐患。

另一方面，苏联领导人对社会发展阶段存在超前的认识，盲目乐观，居然宣布已建成社会主义，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从而也使苏共中央对民族发展状况做出了错误的估计，认为苏联已经彻底解决了民族关系问题，实现了各民族的真正平等和完全一致，形成了各民族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人为地加快了各民族接近和融合的过程，轻视了民族差异的普遍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对于苏联社会中的民族矛盾，特别是少数民族要求实现宪法所赋予的民族平等和自主权、维护语言—文化传统的要求，苏共领导人错误地将其定性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为阶级斗争的动向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和镇压，严重挫伤了民族感情，加深了民族矛盾。

3.将语言等同于国家和民族的认识迫使语言承担了过多的政治使命

语言是民族的宝贵财富，它不只是交际的工具，而且还是民族智慧、经验和文化的载体。对语言的关心、保护和发展是民族意识的体现和民族自觉的必然要求。统一的民族语言常常象征着民族的凝聚力和精神世界的统一，语言问题也因此经常和国家统一、民族独立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有独特的政治内涵。然而，一旦语言的政治角色被过分夸大，过多地扮演政治工具的角色，它的发展就可能脱离其应有的轨道，失去控制，甚至成为新的社会问题。苏联和后苏联时代的语言冲突正说明了这一点。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到，列宁把民族语言平等作为民族权利平等的象征；到了斯大林时代，对统一的语言的诉求反映了国家管理一体化的需要；赫鲁晓夫高呼“我们掌握俄语的速度越快，建成共产主义就会越快”；勃列日涅夫反复强调新的民族共同体——苏联人民必须以统一的语言（俄语）作为族际交往语言。“把统一的联邦与统一的语言的概念等同起来，语言的多样性不是特殊现象而是正常现象这一事实实际上被隐藏了起来。”（彼戈尔金，1992）²⁸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浪潮中，民族语言的复兴成为民族文化复兴的象征。解体后的各国，依然把推广民族语言的活动作为捍卫国家主权的象征。正如美国学者戴维·马歇尔（2001）所说：“语言是苏联解体的一个关键性象征，并且继续是各独联体成员国内争取民族独立的关键象征。”于是，苏联初期的语言建设中，众多民族语言获得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体系，斯大林时代却因为政治的需要改用了基里尔字母，解体后再次因为政治的需要而转用拉丁字母，在这些反复的过程中，语言的实际交际功能被抛在了一边，使用者的交际需要被丢在了脑后，语言发展的固有规律被全然忽视，仅仅为了政治利益的需要就轻易割断了文化和思想传统得以保存的书面文字的链条，人为地造成了交际的障碍，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也催生了新的社会矛盾^[6]。在语言冲突最为激烈的乌克兰，当部分地方政府给予俄语以地方官方语言的地位，以期缓解当地的民族冲突时，遭到了一些政治家的强烈反对，总理季莫申科就称这一行为是“语言分离主义”，声称：“我坚决反对这种违反宪法的行为，乌克兰语的官方语言地位是宪法规定的，对于这种在乌克兰潜伏的叛乱行为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警惕，立即制止它！”^[7]可是，大量俄罗斯族居民在乌克兰的生存却因语言问题而失去了保障，语言冲突升级为语言战争也就在所难免。

4.法律与现实的矛盾造成了政府言行不一的事实

苏联作为联邦制国家，按照宪法应当实行联盟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的分权制。如何合理地划分联盟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权限是关系到发挥各共和国的积极主动性、处理民族关系问题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重大问题。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苏联实行的是形式上的联邦制，实际上却已成为联盟中央高度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反映在语言问题上，就是语言的法律地位和现实情况严重不符。

在苏联时期颁布的1918年苏维埃宪法、1924年苏联宪法、1936年苏联宪法、1977年苏联宪法、1991苏联人权和自由宣言以及其他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苏共文件中，维护各民族平等的权益、保证各民族人民拥有自由发展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内容始终没有改变过。例如在《1990年苏联手册》中就强调，“必须保障所有的公民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在公共生活中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保留其发展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权利……”但在事实上，无论是为各民族提供充分的语言权利，还是为实现苏共创造一个超民族的“苏联人民”的目标，苏联的政策都是不成功的。从斯大林时期开始，苏共中央就以教育改革的形式加大了俄语推广的力度，民族语言逐渐退出了教育领域；在国务活动中，俄语也渐渐成为官方的通用语言，原先要用多种民族文字发布的政策文件最后大多只剩下了俄语的版本，民族语言的应用领域不断缩小，大多降格成为日常交际语言。耐人寻味的是，苏联时代的俄语从未被正式确定为国语，官方一直宣称，自苏维埃国家创建初始，各民族语言的关系一直都是建立在列宁的民主原则之上的，这种说法暗示了不讲俄语的苏联公民是自愿自觉地学习和使用俄语的。但是，正如有的西方学者一再指出的那样，在苏维埃国家政治中，俄语始终发挥着国语的实际功能。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联邦制度下的加盟共和国在法律上享有确定本国国语的权利甚至也有被剥夺的危险，最终只有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这三个高加索共和国有关国语的条款通过斗争最终得以保留。在这种局面下，语言冲突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

5.以行政命令方式推广俄语激化了民族矛盾

苏联大力推广俄语始于20世纪30年代，逐步把俄语规定为各民族的统一交际语言，这与列宁的民族平等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当时，斯大林命令使用拉丁字母的中亚和外高加索语言转用基里尔字母；1938年苏共中央规定民族学校开设俄语必修课，要求中小学生能够自由运用俄语，并通过俄语熟悉和了解俄罗斯文化；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苏联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加快推广俄语的进程，这些措施包括宣布俄语为各民族的统一交际语言、规定在各民族地区普遍开展俄语学习、在俄联邦以外的加盟共和国为加快俄语推广制造社会舆论，等等。结果，非俄罗斯民族语言的地位明显下降，功能萎缩。到80年代初期，在白俄罗斯连一所白俄罗斯语学校都没有了，在乌克兰、摩尔多瓦、哈萨克、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1986年苏联出版发行各类书籍22亿册，其中俄文书籍占86%，其他民族语言书籍仅占14%（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49.2%）（许新，陈联璧等，2001）¹¹⁶。民族地区的青少年和老一辈之间因这种语言政策造成的语言隔阂也逐渐成为代际交流的障碍。

上述状况激起了少数民族的普遍不满和反抗，20世纪60—70年代就曾发生多起反对强制推广俄语的事件。例如，1965年乌克兰文学评论家伊凡·久巴在《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中提出，强制推广俄语是加速俄罗斯化的表现，是剥夺其他民族权利的行为；1976年有人在格鲁吉亚共和国作协八大上提出，苏联政府规定在高等学校使用俄语教科书是语言同化的一种手段；1978年4月，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两国相继出现大规模群众集会，反对苏联政府取消格鲁吉亚语和亚美尼亚语为本共和国国语的做法；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民族语言的国语化运动，既是对苏联政府强制推广俄语的一种反动，也是少数民族离心倾向不断增长的表现。

（二）影响语言地位的因素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影响语言地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就要求决策者在制定语言政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相关因素的影响。

1.社会人口

俄语之所以能够在苏联时代成为超级语言，且在后苏联时代仍然是国际交往的重要媒介，其首要的原因就是拥有占优势的社会人口基础。俄罗斯族始终是人口最多的民族，1979年苏联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俄罗斯人口有1.374亿之多，占全苏总人口的52.4%。在苏联当局移民政策的影响下，俄罗斯人遍布苏联全境，2390万俄罗斯移民在民族地区的城市人口中占绝对优势，且大多充当管理者和技术人员，是社会主流的代表人物。例如，在乌克兰生活的俄罗斯人就有1050万之多（乌克兰人也不过3650万）；在哈萨克首府阿拉木图的俄罗斯人口比例高达70.3%；在其他加盟共和国首府（如拉脱维亚的里加、乌兹别克的塔什干），俄罗斯人口也已经超过了该国主体民族的人数。因此，以俄罗斯人口为核心，不仅保证了俄语在社会生活中的优势地位，而且也促进了俄语从城市中心向农村地区传播。苏联社会规划者用“移民过程最优化”这一术语来表示他们在语言规划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认为这有利于建设“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

2.政治因素

苏联建立在各成员平等的联邦制基础之上，斯大林却改变了游戏规则，构建了一套实际上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最终形成了苏共高度集权，以党代政，国家兴衰完全系于苏共的局面。一方面，苏共领导人对民族问题的复杂性、社会主义条件下解决民族问题的艰巨性缺乏足够的认知，忽视了发展联邦制国家的体制问题；另一方面，形式上的联邦制与实际上的中央集权制之间的矛盾为苏联解体埋下了隐患。俄语的强制推广正是苏共的政治主张和集权化管理在语言政策方面的体现。结果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当中央政府和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恶化时，离心的力量不断增长，并为要求以民族语言为象征的不同意见提供了机会”，“高比率的政治参与大大改变了那种一成不变的方式，结果造成苏联的政治制度沿着民族的界线发生动摇”（戴维·马歇尔，2001）¹²⁶。后苏联时代的政治形态已经彻底改变，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唤醒了民众的政治意识并通过选举的方式赋予其话语权，在这种政治形态中，民意成为政治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民族关系和语言态度的表现方式更加直接，这种局面有利于决策的公开性，同时也使语言状况变得更加复杂了。

3.经济形态

苏联实行的是国有化经济，所有土地、工业、银行、贸易等均归国家所有，由中央政府统一指挥和调配。但在苏联建成之初，国家经济的一体化水平不高，直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政权领导下的国家经济仍然保持了沙俄帝国遗留的许多特点，相对封闭和独立的小农生产者占绝大多数，国民交往程度不高，对语言的要求也不高。1926年苏联实施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到1932年就由农业国转变成为工业国，现代化的大生产对社会各领域的沟通和交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一体化管理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中，对统一交际语言的诉求不断加强，俄语因其广泛的人口基础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成为最佳的选择。进入后苏联时代后，原苏联国家纷纷确立本国主体民族语言为国语，它们再次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国家管理过程中出于对提高交际效率的需要而推广通用语言，但那些没有获得国语和官方语言地位的语言却再次面临着使用领域缩小、功能萎缩甚至濒临灭绝的问题，这已成为后苏联时代语言决策者不得不面对的新难题。

4.交际实际

由于历史传统、民族构成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俄语在苏联时代担当了全民通用语言的职责，这种局面既是政府大力推广的结果，同时也是人们根据交际的实际需要自然选择的结果。苏联时代，族际通婚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来自不同民族的夫妻往往选择俄语作为交际语言，于是也就出现了以俄语为母语的新一代。根据1979年苏联人口普查资料，苏联共有2.147亿人懂俄语，其中的1.371亿人是俄罗斯族，1630万人是其他民族转用俄语为第一语言者，还有6120万非俄罗斯族人在学前或学龄期就已把俄语用作第二语言。时至今日，俄语仍是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语言之一。最新统计显示，目前全球有将近3亿俄语使用者，其中大约有2.88亿人以俄语为母语，而有37%的俄语使用者生活在俄罗斯境外^[8]。从语言发展规律和人们的交际实际来看，俄语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中仍将保持其活力。不少原苏联国家打着“去俄罗斯化”的旗帜将俄语强行排出在社会交际实际之外，结果引发了更大的语言冲突。

应该说，苏联及后苏联时代的语言政策是在权衡了多方面的因素之后制定的，但它最主要的失误在于没有处理好语言的政治文化意义与其他几个因素的关系。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低估了语言在民族认同方面的作用，过分抬高了交际价值；戈尔巴乔夫以及后苏联时代，人们往往又片面强调了语言的政治文化意义，使其凌驾于其他因素之上。因此，在多民族国家中必须慎重对待语言的政治文化功能。

三　对策及建议

综观苏联及后苏联时代的语言状况及语言政策，可以得到一些经验和教训，这对我国尤其重要，我们应谨慎处理好民族和语言的关系，尤其要慎重对待通用语言的推广。

1）多民族国家应坚持维护语言及文化的多样性，要看到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是维系民族的纽带，也是民族精神的寄托。在平等原则上协调民族语言的关系是多民族国家保持稳定与和谐发展的前提。这一原则的贯彻落实必须始终如一，防止以“方便交流”为名损害语言平等和文化多样性。

2）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民族认同的重要依据，也是国家构成的重要因素，但并不能因此简单地认为语言就等同于民族或者国家，应防止把语言问题政治化的倾向，警惕利用语言政策大做政治文章的作法，在推广通用语言和保护民族语言之间尽量维持一种平衡的状态。

3）语言关乎每一个人。影响语言状况的原因很多，需要综合考虑历史传统、民族—文化、经济形态、人口构成、国家战略、交际实际等多方面的因素，对语言状况和民众语言态度的实际应当进行科学的研究，谨慎制定国家语言政策。语言政策的制定应以扎实的调查研究为基础，防止过度的行政干预。

4）在多民族国家中推广通用语言的进程不应太快，尽管通用语言有利于提高交际效率，但推广的速度超过民族人口的心理承受度时就可能引发语言冲突，因此一方面应当尊重语言发展的自身规律，不必操之过急，另一方面宜采取隐性传播策略，让通用语言自然渗透到主要交际领域（如公务活动、学校教育），令人自然地接受。

5）利用法律法规执行语言总体战略是一种有效的做法，法律法规的管辖范围应为社会生活的主要领域，执行时需要特别注意防止带有倾向性的做法，例如过于强调了通用语言推广的一面，却忽视了法律中保护民族语言及方言的内容，以免造成带有偏向性的执法，给语言冲突埋下隐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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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多夫.2004.基里尔字母还是拉丁字母？.http://rus.1september.ru/article.php?ID_200400906.

阿尔波夫.2005.拉丁字母与基里尔字母.http://www.courier.com.ru/homo/latinitsa/latinitsa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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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新，陈联璧.2001.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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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蓉晖，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院长，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注释】

(1)本文为国家语言文字应用“十一五”科研项目重点项目“国家外语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ZD115 01）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受上海外国语大学重大科研项目基金及211工程三期项目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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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宁认为国语是“卑鄙的警察制度”。

[2]只有格鲁吉亚语、亚美尼亚语、现代犹太语及1940年并入苏联的民族的语言没有转用基里尔字母，这一转用过程开始于30年代中期，直至1941年6月卫国战争前夕才停止。这种转变严重打击了相关民族语言的基础，阻碍了文化发展进程。

[3]在这一时期成立了国际俄语教师联合会（1967年成立，1975年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C类协会），旨在向全世界（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学的指导，传播俄罗斯文化。

[4]由于独联体并没有包含全部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我们便以“原苏联国家”来指称原苏联成员国。

[5]这是比较通行的说法，还有的资料中使用160或170。

[6]后苏联国家中不少已经实行了文字体系的转用，结果引发民众的讨论，不少人都提出：究竟为什么要转用拉丁字母？质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给交际带来了诸多不便，甚至人为地造成了一代“新文盲”。

[7]资料来自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6/04/content_4643613.htm。乌克兰语是乌克兰的国语，引文中将其说成官方语言的提法是不准确的。

[8]资料来自http://my1510.cn/article.php?c539e4b48-7171b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