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在外部、历史和现实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改变了政治方向，有的国家执政的共产党改变了自身性质，有的主动让出执政地位，致使东欧各国发生了政局剧变。苏联共产党在改革中推行了一条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根本的改造，导致苏联的解体，无产阶级政权的颠覆，社会制度由社会主义演变成为资本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到巨大的挫折，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了低谷。
▷11.2.1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局的剧变
东欧国家的剧变首先从波兰开始。1980年9月，在帝国主义和教会的支持下，利用波兰出现的经济困难，波兰团结工会在罢工浪潮中成立，拉开了苏东剧变的序幕。团结工会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并在1989年6月波兰议会大选中获胜，成为东欧战后第一个由反对派掌权的政府。
20世纪80年代末，匈牙利、民主德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实行多党制，国内出现反对政府的集会和游行，共产党相继在大选中失败，丧失政权。
1988年5月，波日高依等民主社会主义分子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党代会上进入党的领导机构。次年2月，社会主义工人党宣布放弃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反对党民主论坛在1990年4月大选中获胜，组成多元右翼联合政府，社会主义工人党被逐出政府。10月，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名为匈牙利社会党，成为议席数仅占第四位的在野小党。
1989年，民主德国出现大规模的公民外逃和游行示威现象。社会上反对派纷纷成立，党内矛盾不断激化。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总书记昂纳克被迫辞职，象征东西德分开的柏林墙被推倒。右翼势力“德国联盟”在1990年3月大选中获胜。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并入西德，全面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1989年4、5月间，保加利亚穆斯林聚居区发生集会和游行，大批穆斯林出走土耳其。新任的总书记姆拉德诺夫决定“在多元化的条件下举行自由选举”。在反对派组织联盟迫使下，政府垮台，成立无党派人士波波夫为首的“和平过渡政府”。
1989年11月17日，在反对派策划指挥下，捷克斯洛伐克大学生举行全国性的罢课、游行、示威，迫使捷共领导集体辞职，并在联邦议会选举中共产党丢失政权。1990年捷克改行联邦制不久，捷共改名为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左派党。
罗马尼亚的动乱从1989年12月蒂米什瓦拉市的游行示威开始，很快波及首都。12月22日，齐奥塞斯库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但军队拒绝执行齐奥塞斯库的命令。当日，齐奥塞斯库夫妇在出逃中被捕，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宣布接管全国政权，公布多党制、自由选举、三权分立等10条施政纲领。25日齐奥塞斯库夫妇被特别军事法庭处以死刑。
1989年10月，南斯拉夫共产党联盟决定实行多党制，各民族主义政党纷纷出笼。1990年各共和国宣布大选，成立多党制议会和政府，南斯拉夫联盟解体。1991年1月22日，南共联盟宣布停止活动。此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演化为内战的局面。
1990年12月11日，在各种示威活动的压力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允许成立其他政党，次日，民主党宣告成立。1991年4月10日，阿尔巴尼亚公布新宪法，更改国名。6月10日，阿劳动党宣布改名为社会党。
▷11.2.2 苏联的演变和解体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成为苏共最高领导者，也是最后一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的演变和解体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具有直接联系。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从提出“新思维”开始的，“新思维”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思想基础。
198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根本改组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决议，对苏联经济改革提出了完整构想。决议虽然要求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条件下，改革各个经济领域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但同时提出许多背离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观点，例如，提倡不分阶级的“民主化”、毫无限制的“公开性”、没有原则的“多元化”以及抽象的“人道主义”，等等。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应美国出版商要求撰写的《改革与新思维》在国内外同时发行。戈尔巴乔夫对经济改革的原因、原则、政策和目标，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全面表述了关于国内政治经济改革和国际关系的“新思维”。该书的基本点包括：第一，将民主化作为理解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和目标。“民主化”的口号是“多一些社会主义，多一些民主”；第二，将“公开性”作为实现民主化的一种途径和制度；第三，实行党政分工，强化苏维埃的地位和作用；第四，改革党内领导体制。他认为，“改革给我们的政治实践和社会思维提出了新的任务”，必须“结束社会科学的僵化状态”，“彻底消除垄断理论的后果”，“使社会政治思维发生急剧的转折”。他强调，“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最充分地展现出我们制度的人道主义性质”，“改革的实质恰恰就在于，它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新思维的核心就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观的优先地位”，即“承认人类的生存”，提出“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新思维一经提出，立刻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西方报刊赞赏这本书“标志着苏联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1988年6月28日，苏共召开第19次代表会议，决定把改革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条件。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他概括了社会主义的七大特征，提出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设“民主的和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面貌”的崭新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论，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人道主义化”。
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上发表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的长文，通过总结已经进行的五年改革，系统论证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提出了以下基本观点：第一，根本改造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戈尔巴乔夫强调说：“如果说在初期我们认为改革只是纠正社会机制的部分扭曲现象，只是完善过去几十年间形成的、已经完全定型的制度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说，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第二，为社会民主党恢复名誉，宣布社会民主党也是社会主义政党。第三，重申全民国家的结论，进一步主张实行人民自治与代表制、议会民主机制的辩证结合，肯定“三权分离”的原则。第四，公开宣称列宁“根本没有”坚持社会主义的完整纲领。第五，大力论证社会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宣称“我们要建设的不仅是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民主的社会主义。”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确定为苏联的奋斗目标。第六，鼓吹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相似。这些观点使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得到了详细论证，进一步发展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具体勾画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框架，提出修改宪法，取消有关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款，决定实行多党制、总统制，建立新的联邦关系。同年7月，苏共召开28大，大会通过了题为《走向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苏联共产党章程》和经济改革等九项决议，主张苏联共产党向社会民主党方向转变，把建立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规定为苏共的目标，进一步完备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苏联在向资本主义演变的道路上越走越快。
面对党内民主派和社会上反社会主义势力咄咄逼人的攻势，主张维护联盟、维护苏共领导权和社会主义选择的苏共“传统派”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激进派”展开激烈斗争。1991年4月23日，“9＋1”会议决定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改为“主权共和国联盟”，根本改变国家的性质和组织形式，联盟面临解体。7月10日，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决心对抗中央。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的危机越来越严重，终于爆发了“8.19”事件。
1991年8月19日，苏联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停止戈尔巴乔夫的总统职务。由于西方国家的一致支持，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的强烈反抗，形势急转直下。23日，叶利钦发布一系列命令，“停止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暂停《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等6家苏共报纸的出版，禁止军队、国家机关中存在苏共党组织。24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建议苏共“自行解散”。各共和国纷纷仿效。21日，苏联11个主权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签署“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议定书”。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这样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指导下以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告终。
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必将葬送苏联社会主义，这一点布热津斯基曾在1989年4月出版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就预言过。他说：“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已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苏联将在5～10年内不复存在。只是，现实的发展比他的预测还要快。
苏东剧变的经过表明，苏东剧变的实质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场异常激烈的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斗争的核心是政权问题。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反社会主义势力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操纵下，在党内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的纵容和配合下，共同向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发起的猖狂进攻，夺取政权。正是由于盘踞党内领导地位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的叛卖行为，才使阶级力量对比在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中发生了不利于无产阶级的逆转。
在苏东剧变过程中，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经历，但也显示出一些共同的规律性，大体上都经过这样的“三部曲”：
第一步，制造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在苏东剧变过程中，敌对势力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是，全盘否定并且攻击污蔑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他们一方面利用歪曲党的历史的舆论，公开提出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利用对社会主义的污蔑，要求抛弃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他们利用这种舆论瓦解同敌对势力作斗争的力量，使正直的人们难以挺身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加上窃据党内领导职务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在苏东剧变过程中，几乎没有出现对敌对势力的夺权行为有组织的反抗的原因。
第二步，在思想混乱中夺取政权。苏东国家政治动乱中，敌对势力夺权的政治斗争大体上经历了这样几个步骤。首先是敌对势力成立各种“非正式组织”。例如，在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的鼓舞下，1987年各种非正式组织达3万多个，1990年8月陡增至9万多个。仅1989年，全国就举行5300次集会和游行示威，参加者达1260万人次，严重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其次是实行多党制，让反对派合法化。再次是举行“圆桌会议”，把国家权力转到“圆桌会议”手里。最后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自由选举”，顺利取得政权，恢复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第三步，恢复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苏东国家政局剧变以后，普遍推行私有化，把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改变成为资产阶级私有制，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奠定经济基础，使资本主义化的改革“不可逆转”。国家财富大量向私人转移，迅速导致两极分化，出现了一小撮垄断了整个国民经济的金融工业集团；而广大劳动人民陷入被雇佣、被剥削的悲惨境地。
▷11.2.3 苏东剧变的原因
苏东剧变是一个复杂的政治事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探讨苏东剧变的原因，不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苏东剧变的实际情况，从中得出规律性的结论，把导致苏东剧变的多种原因视为一个矛盾系统，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而且要认真研究每种因素同政局剧变关系的性质。在引发剧变的多种因素中，有的是被敌对势力利用来制造动乱，但又可以通过正确的改革消除的非决定性因素；有的是与“激活”的潜在因素共同发生作用、必然导致制度演变的因素。前一类因素说明了改革的必要性，只是在出现决定性因素的条件下才转变成为剧变的现实因素。概括起来，导致苏东剧变的主要因素包括外部因素、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
第一，帝国主义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是苏东剧变的外部原因。帝国主义一直企图利用和平演变战略实现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办法多种多样，但是基本途径是两个：一是通过施加政治、经济、军事的压力和思想渗透，促使执政的共产党适应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改变性质和路线，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改变颜色。二是帝国主义支持和培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逐步形成具有一定实力的反对派，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起来夺取政权。苏东剧变中积极开展夺权斗争的反对派，没有一个不是在西方国家支持和资助下得以发展壮大的。苏东剧变实际上就是西方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邓小平尖锐指出：“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5]“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6]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7]“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8]
但是，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终究只是外部因素，只是条件。关键是内部原因。
第二，国内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和弊病是苏东剧变的历史原因。苏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过错误。例如，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体制存在弊端，政治体制过于集中，社会主义民主发扬不够，出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党的建设没有抓好，等等。在苏东剧变过程中，敌对势力利用这些失误和弊病，加以渲染和夸大，把现政权妖魔化，制造动乱，成为扭转政局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有的任意扩大肃反中被镇压的人数，动摇群众对现政权的信任；有的历数种种以权谋私的行为，渲染经济情况恶化、两极分化严重以及政治不民主等材料，以激起群众的抗议情绪。胡锦涛同志指出，意识形态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我们党在分析苏联演变的原因时指出：“我们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前苏联对斯大林的否定引起了全面的思想混乱。”
第三，执政党提出并贯彻执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是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导致苏东剧变的根本的、决定性的原因，是这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领导集团提出并贯彻执行了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他们按照这条路线改造党，把共产党改变成了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民主党。党的性质的根本变化，使党变成了思想混乱、组织涣散、毫无战斗力的政治议论俱乐部，在遭到敌对势力强大压力的情况下，只能束手待毙。他们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改造社会制度，完全抛弃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全面恢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把社会制度从社会主义改变成资本主义。他们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对待政治斗争，使得共产党在政局剧变过程中看不清斗争的实质，步步退让，最后拱手让权。这正是贯彻执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必然出现的局面。邓小平同志说过：“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9]胡锦涛同志指出：“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看，当时戈尔巴乔夫提出‘意识形态多元化’，提出所谓‘公开性’，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结果导致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甚嚣尘上，这成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戈尔巴乔夫自己就公开说过，他“终生的目的是消灭共产主义”，对于苏联的解体，他“感到安宁”，因为他一生的目的已经达到。这一自白，完全道出了他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实质。
苏东国家剧变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我们必须看到，苏共长期以来存在的严重弊端，是在传统体制基础上产生的，又是在这种体制保证的基础上长期存在并发展的，我们必须及时通过改革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矛盾。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10]但是，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必须要严格区分两种不同的改革观；必须始终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必须搞好党的建设，坚持一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必须抵制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加强反和平演变的斗争。
苏东剧变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是严重的，但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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