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东欧剧变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

苏东剧变使国际局势出现深刻的变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受到巨大冲击，阵地大大缩小，进入前所未有的历史性低潮。

▷11.3.1　西方掀起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

在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等资产阶级右翼思想和意识形态大肆渗透和扩张下，世界上形成了一股否定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逆流。一大批宣扬“历史终结论”的文章认为苏东剧变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先进思想意识对腐朽、落后思想意识的更替”，是“民主思想取代专制主义的变革”，是“走向自由、民主、富强的康庄大道”；极力宣扬历史终结论，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共产主义理论已“被埋葬”，“世界正进入历史上共产主义之后的阶段”。

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中写道：到了21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将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什么关系”，它将作为20世纪最反常的政治与理论畸形物载入史册。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制度问题已经解决了》一书中声称，21世纪将要发动一场新的攻势，用资本主义制度征服所有的国家，让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变成资本主义。提出了“历史终结”图式的日裔美籍人弗朗西斯·福山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亲眼见证了“西方确切无疑的胜利”和“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各种替代方案的彻底失效”。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要政治事件并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更是历史自身的终结。“自由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惟一选择，这种路径的惟一性排除了历史发展的其他路径。1991年，美国社会学家保罗·斯塔尔在《社会主义之后的自由主义》一文中提出，苏东失败证明了社会主义既不能提供经济平等，也不能提供社会公正，只有自由主义才能为人类带来福音。他向美国新自由主义者呼吁：“尽管美国的自由主义大厦有许多房间，但我们决不允许它变成已经失望和失败的社会主义的最后避难所。”^[11]德国社会学和政治学者拉尔夫·达伦道夫在《欧洲革命的反思》中描述了1989年“革命”对东西方社会主义前途的影响，这就是“结果证明社会主义已经死亡，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变种都不可能再从斯大林主义和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双重恶梦中苏醒过来的世界上复活”。^[12]

国际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猖狂叫嚣，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思想混乱，使社会主义面临着严峻挑战，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产生了怀疑。有著作将西方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概括为“十论”：“解放论”、“死活论”、“危机论”、“空想论”、“对立论”、“缺陷论”、“过时论”、“反市场论”、“否定论”、“重建论”^[13]。这“十论”足以反映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面临挑战的形势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11.3.2　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受到重创

苏东剧变前，欧洲地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30多个共产党，260多万党员，共产党在各国议会中所占席位的总数达288席。其中有些国家的共产党已经形成较大的政治影响，如意大利共产党，党员人数曾高达150万，国内选票1000万张，得票率达26.6%，议会中拥有177个议席，占到西欧地区共产党人总数的1/2和选票的2/3；法国共产党党员人数60万，选票60万张，得票率为11.3%，国民议会占有26个议席；葡萄牙共产党有20万党员，选票70万张，得票率为12.1%；西班牙共产党有70多万党员，选票180万张，得票率为9.5%，在众议院有17个议席。多年来，圣马力诺共产党与天民党共同执政，其得票率高达28.9%。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一直活跃在国内政坛上，成为代表下层人民利益、削弱和抵制资本主义统治的不可忽视的力量。^[14]

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使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探索受到挫折，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又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受到巨大冲击，几乎损失了共产党过半的力量。欧洲地区的共产党组织的数量锐减到21个，党员人数不足100万，共产党在各国议会中所占席位减少到89席。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共产主义运动进一步衰退，党员人数由2万多人锐减到不足1万人。有的国家的共产党宣布解散，如荷兰共产党、澳大利亚共产党；有的国家的共产党改名换姓，蜕变为民主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如原意大利共产党更名为左翼民主党，加入社会党国际，蜕变为民主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原英国共产党改名为“民主左翼”，圣马力诺共产党改名为民主进步党；有的国家的共产党公开放弃共产主义立场，如荷兰共产党、瑞典左翼（共产党人）。有的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发生分裂，思想混乱，党员大批量退党。如法国共产党党内出现“革新派”、“重建派”和“再造派”等不同派别，希腊共产党有近40%的党员退党。美国共产党人数减少近三分之一。日本共产党人数由50万减少到36万。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不仅面临着、经受着生死存亡的考验，而且在组织程度、社会影响力和战斗力等方面，也遭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西亚、北非、拉美地区共产党也遭到严重挫折。有的党改换名称，淡化社会主义色彩，有的党发生严重的混乱甚至分裂，有的党放弃斗争。如马来西亚、北加里曼丹、菲律宾等的共产党组织，相继放弃长期坚持的武装斗争路线，与政府签订“和平协议”，解散所属游击队，渐渐失去了政治影响。

▷11.3.3　民主社会主义更加右倾

苏东剧变对西方传统左翼政治力量也产生了严重影响，突出表现为社会党等左翼和中左翼党派理论纲领和政策右倾化，社会党国际力量不断扩大。

苏东剧变，国际反共逆流嚣张，右翼势力上台执政。社会党为摆脱被动局面，填补苏东地区的左翼“政治真空”，不少左翼和中左翼党派理论纲领和政策向右倾斜。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越来越多地用“社会民主主义”一词替代“民主社会主义”一词来表述自己的意识形态，宣称苏东剧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并借谴责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表明自己同共产党划清界线。它们进一步否定公有制经济，强调市场作用，缩小福利开支，在政策上与右翼政党日益趋同，从而脱离了左翼群众，逐渐被相当一部分选民和劳动群众所抛弃。

如一直以“社会主义”和“工人党”自居的英国工党，修改了党章第四条关于公有制的条款，公开声称自己是实业界的政党。舆论认为，英国工党正在同老板们“联姻”，演变成为资本主义体制内温和的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社会/法兰克福》杂志，在以《未来的社会主义》为标题的两期特刊上，发表《纲领性声明》和戈尔巴乔夫、勃兰特等人撰写的25篇论文。不少文章认为，苏东剧变是反独裁的民主革命，它论证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正确性，使社会民主党成为惟一传播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重要力量。有的叫嚷要全部埋葬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教条。

原苏东国家由共产党更名的社会党、一些重新活动的旧的社会党、新建立的许多社会党，纷纷要求加入社会党国际，使社会党国际组织不断扩大。1992年社会党国际十九大新吸收25个新成员，成员党发展到111个，选民突破2亿大关。1996年社会党国际二十大，成员党已增至142个，党员近3000万人。

▷11.3.4　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发展中国家放弃社会主义政策

由于苏东剧变，西方国家停止经济援助，兜售民主价值观、议会制民主、多党政治的影响，曾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国家纷纷放弃原有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如非洲一些国家放弃一党制，实行西方模式的“多党民主制”。刚果、贝宁等首先宣布放弃党的领导地位，放弃社会主义方向，向多党制过渡。长期实行一党制的肯尼亚、坦桑尼亚也决定实行多党制。到1992年初，非洲实行多党制的国家达到41个。非洲国家的主要政治体制也由一党制变为多党制。一些国家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与监督，由以公有经济为基础、国家计划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转而实行市场化、自由化导向的改革。

然而资本主义导向的政治经济改革激化了这些国家内部的各种矛盾，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国家政局动荡不安，导致了非洲十多个国家政权相继更迭，数百万难民流离失所。西方记者惊呼：非洲的动乱后果不堪设想，不少国家“独立时第一代领导人取得的微弱成就已荡然无存”。

▷11.3.5　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面临巨大困难

长期以来，越南、朝鲜、古巴和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密切的战略关系，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进行了全面的合作，对外政治经济关系处于“一边倒”状态，体制上无一例外地搬用了苏联模式，形成了对苏东国家较高的政治依附性和经济依赖性。苏东剧变，致使这些国家陷入到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困难之中。

古巴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陷入空前严重的困境。一方面，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使古巴在政治上失去了重要的战略依托，在经济上失去了苏东国家的经济援助。另一方面，美国趁机加大了对古巴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压力，企图彻底搞垮古巴社会主义政权。1992年和1996年，美国分别通过《托里切利法案》和《赫尔姆斯—伯顿法》，制裁与古巴保持经贸关系的本国和外国公司，不允许为古巴运货的外国船只停靠美国港口，以进一步加强对古巴的封锁和制裁。小布什上台后，更是把古巴、朝鲜等国列为“邪恶轴心”和“无赖国家”，扬言要对这些国家进行经济制裁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设在迈阿密的马蒂电台和电视台更是加紧反古巴的宣传，流亡美国的古巴反政府分子设立“流亡政府”，与国内反对势力互相呼应，加紧阴谋颠覆活动。在双重压力下，古巴陷入了自1959年革命以来最困难的境地，1990～1993年古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35%，经济形势恶化，迫使古巴政府于1990年 8月宣布自己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

长期以来，朝鲜的石油、焦炭、棉花等战略物资以记账式贸易方式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进口，大企业对苏东国家更具有高度的依附性和依赖性。苏东剧变使朝鲜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前社会主义市场，加上美国制裁和连续3年遭受严重的水涝、干旱、台风等自然灾害，粮食减产，能源、设备、技术和原材料短缺，工厂开工率只有30%～50%，国民经济下滑了50%，经济和社会生活出现严重困难。1993年12月，朝鲜劳动党第六届二十一中全会认为，朝鲜进入了“国内外形势最为复杂和尖锐的时期”，“严重的国际形势和复杂的事态给朝鲜革命和建设造成了严重影响”。

苏东剧变也给老挝政治、经济以巨大冲击。思想上，国内一些人公开主张走苏东道路，大肆散布“民主化”、“多元化”、“多党制”，造成一些干部和党员，特别是一些青年对社会主义前途的怀疑。经济上，苏东国家纷纷停止了对老挝的经济、军事援助，停止向老挝留学生和进修人员提供奖学金。有的国家向老挝索还欠债，有的国家要求老挝公开支持其“民主”运动。特别是一些流亡国外的反政府武装，此时也在外国势力支持下，伺机潜回国内进行武装袭扰，一时间给老挝党和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过去，越南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几乎完全按照苏联模式进行，把对外政策的基石建立在越苏的团结与合作上，作为苏联集团的重要成员和经互会重点援助对象，每年获得苏联的援助10亿卢布，越苏贸易每年达到20亿卢布，经济和政治上高度依赖苏东。苏东剧变，国内外敌对势力乘机大肆活动，使本来就极度困难的越南，经济雪上加霜，在资金、原料、市场等方面遇到严重困难。党内不少人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或动摇，有的申请退党，有的不过组织生活。中央领导层中也有人鼓吹自由化，主张效法苏东的“改革”，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

苏东剧变前后，西方敌对势力把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矛头集中指向中国，千方百计要“西化”、“分化”、“弱化”中国，对中国实行军事孤立和包围。西方“七国集团”也对中国实行制裁。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大国要对中国“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15]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