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分析

五、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

苏联发生剧变和走向解体，是20世纪世界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近70年后却以解体告终，宣告了美苏两极对抗的雅尔塔体系走进历史的博物馆，世界格局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变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此遭到了巨大的挫折。对于此一影响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我们无疑不能轻易回避，我们应该深入研究社会主义苏联解体的原因，并从中吸取教训，这对我们深入认识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方向和客观规律都将很有裨益。

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可分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苏联解体的首要外部原因，无疑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的影响。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间的激烈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凭借自己在经济、科技、文化方面的某些优势，通过各种途径对苏联党政领导层和广大群众施加各种压力和影响，企图使他们改变苏联的内外政策，最终改变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提出西方应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不战而胜”战略，强调要“鼓励”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内部的和平演变”；美国总统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一再声称要在全世界进行一场把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带到美国国界之外的革命”，他提出“促进民主运动”的战略，宣布美国要举国一致地致力于援助民主事业的发展”，并要“各民主国家考虑如何帮助世界上的民主政治运动”，要通过“思想和信息的传播”来影响东欧和苏联人民；1989年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宣布对苏联实行“超越遏制战略”，努力谋求“把苏联融合到国际社会中来”。西方国家长期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无疑对苏联剧变产生了很大影响，对苏联的解体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外因毕竟是外因，它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如果苏联社会内部团结一致，外部因素再强大有力，和平演变战略都不可能在苏联得手。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分析苏联解体的内部原因。

关于苏联解体的内部原因，近些年学术界已有很多分析和研究。这其中，赵永清先生将苏联解体的内部原因分为“近因”和“远因”两个方面，并进行了系统的由近及远的深入分析^[60]，值得我们在本书中加以概括借鉴和引用。

关于苏联解体的“近因”，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苏联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改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盲目冒进；而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和“人道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将苏联改革引向了死胡同。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面临着当时苏联社会停滞，综合国力下降的局面，迅速发起了改革运动，试图解决苏联社会面临的危机，重振苏联雄风。但作为改革领导力量的苏共及其领导人却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对当时苏联的发展程度和水平缺乏明确的认识，对原有的发展模式和体制的弊端缺乏客观的分析，长期遵循的急于求成的思想方法再次作祟。于是一哄而上，试图用“加速战略”在三五年内解决几十年来遗留下来的所有问题，从根本上改革“僵化的权力体制”。结果欲速则不达，改革未见成效，反而造成了混乱。改革受挫引发了苏共在思想和社会意识上的急剧转变，此前对完善体制的改革期望过高，一旦落空，便转而对现实的社会主义体制完全丧失信心。苏联从所谓的“加速战略”、“根本改革”转而走向依靠西方指点教化，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最终导致全线崩溃。

而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将全人类的价值延伸到“普遍的民主因素”，延伸到不分阶级的“自由、平等”和“人道主义”，主张以此来对苏联进行革命性改造。“这样就从批判斯大林时期的不民主、不人道状况发展到全面否定苏联过去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历史成就，使得改革的方针、任务和目标完全变形，从‘完善社会主义’变为‘通过更新社会结构来更新社会主义’”。同时，“新思维”外交战略在缓和苏美关系的同时，在国际上一味向西方国家退让妥协，坐视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瓦解，并试图依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来摆脱苏联社会的困境。这种纲领性、方向性的错误在苏联改革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就把社会主义苏联一步步地引向危机、混乱、衰落和解体的深渊。

第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经济改革漠视历史国情，改革措施严重脱离国情，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很快陷入了政治斗争的泥潭，而且也为地方割据的形成特别是民族分裂主义提供了机会。

苏共长期以来因循守旧，各方面积累了很多问题，因此，深入研究历史和国情，找准问题的症结所在和改革的突破口，是关系苏联改革成败的大问题。长期以来，苏联国民经济中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状况得不到合理解决，且日趋严重。但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仍然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没有对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衡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反而继续增加对重工业部门的投入，更加重了结构失调，使得长期以来消费品生产不能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日益增长需要的顽疾不仅未能解决，甚至未能缓解。农业改革滞后，农业长期拖国民经济的后腿，也是造成经济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1988年以后，戈氏又错误选择了政治领域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更是在改革的战略性、方向性上选择失误。由于政体改革超前，与经济改革相脱节，致使改革失去经济依托，陷入了政治斗争的泥潭。而这种混乱和斗争加剧了社会危机，又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提供了社会基础。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经济改革不仅漠视历史，而且严重脱离国情。如其政治体制改革确定了一些过于抽象的目标如“克服人与政治、人与政权相脱离的现象”、“全面充实人权”等，这既远离了苏联的社会实际，也远离了现代国家管理的实际，是引发政治体制改革混乱的重要原因，也给反社会主义势力的生存和发展留下了余地。在经济改革上，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制改革原本是打破政府直接干预微观决策的高度集中的体制，实现适度分权，但是，苏联在打破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时处理失当，特别是在各加盟共和国的压力下逐步走上了地方分权的道路，中央放弃的权力被地方，特别是各加盟共和国一级政府所截留，这样，中央行政干预尚未被完全打破，地方行政干预又开始插手经济和企业经营管理。其结果是不仅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反而破坏了原有的经济联系，造成了全苏联经济系统的紊乱，进一步加剧了短缺，在苏联多民族国家的条件下，为民族分裂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第三，放弃党的领导，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推向绝境。

苏联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是苏联70年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政治保障，也是苏联维持统一的最强有力的力量。一旦失去这一保障，苏联势必走上解体的道路。在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将苏共严密的体系简单看作是改革的阻碍机制，试图将苏共“社会民主党”化。他还接受反对派取消党的政治垄断地位的要求，废止苏联宪法第6条，引入西方的议会制和多党制，使苏共变为与各种政治势力平等竞争的议会党，一步步丧失了对改革进程、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权。随着政治改革陷入困境，苏共自身也发生了质变，党内派别林立，矛盾重重。而苏共方针政策的不断失误以及党内的混乱，又使得广大党员和群众对苏共失去了信心。苏共影响的不断衰弱和组织上的瓦解，令苏联社会失去了最重要的稳定因素，也最终使得苏联多民族国家难以维系。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苏联的解体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失败有着密切的联系。戈氏改革失败可以说是苏联解体最直接的原因。但是，如果更进一步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早已隐藏在苏联深层的社会历史之中。苏联解体更深层的原因应该到苏联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去寻找。赵永清先生把它界定为“远因”。关于这种“远因”，又可以把它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苏联长期以来推行大民族沙文主义和世界霸权主义，是联盟解体的重要原因。

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建立时，联盟包容了130多个民族，列宁在联盟建立之初，就反复强调民族平等原则，但是，这一原则后来不时遭到破坏，联盟实际上变成了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各民族共和国的独立、主权、自治等基本上没有得到实现。斯大林时期一直搞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强行把不少小民族从长期生长居住的地方迁走；勃列日涅夫时期又把大批俄罗斯人移居到少数民族地区，搞所谓的“民族融合”，这就在各民族之间造成了许多隔阂甚至仇恨。大民族沙文主义往往会激起狭隘民族主义的反抗，民族分离情绪日益增长。而民族分裂主义的发展又冲击着多民族的国家联盟，联盟凝聚力逐步丧失，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愈演愈烈。由于历史原因，苏联在二战中合并了不少领土，这些土地上的居民对于苏联有着较强的排斥情绪，其分裂主义意识较强，一旦形成适当的政治气候，就有可能开展分裂活动，脱离苏联。而这又会进一步产生整体破裂的离心倾向，并导致联盟解体。

长期以来，苏联不仅在内部搞大民族沙文主义，而且在外部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和世界霸权主义。苏联以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伟大声望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杰出贡献，一度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但是从斯大林时代开始，与旧俄扩张主义残余结合在一起的所谓“世界革命”和“国际主义”的理论，驱使苏联走上了谋求世界霸权、大规模扩充军备和发展核武器的道路。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以领袖自居，任意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政，在国际政治中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还大肆插手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事务。这不仅导致苏联的国际声望直线下降，而且为了维护和扩张霸权，苏联疯狂发展军工生产，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长期遭到忽视。最终落得个劳民伤财的结果，而且坐失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苏联经济停滞，国力下降，称霸世界的美梦未能实现，自身却告解体。

第二，体制上的长期僵化，思想上教条主义盛行，这是造成社会主义苏联解体悲剧命运的又一重要原因。

前面已经提到，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和缺陷。苏联前期的高速发展是以牺牲轻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相应提高为代价的，其产值和效益的增长极不平衡。同时，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滋生的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使苏联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乃至民族关系等各方面都造成了重大失误，种下了后来发生解体的祸根。这种高度集中、整齐划一的体制在经济生活中缺乏竞争力，劳动生产率相当低下，到七八十年代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不断拉开，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必然会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抱有怀疑态度，引发信仰危机、信任危机。而政治生活中长期缺乏民主，劳动人民群众的民主参与意识和主人翁精神一直受到压抑，人民的逆反心理日益严重，对社会的不满和对政治的冷漠情绪日益高涨，最终产生出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困惑、怀疑和动摇，并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中的错误导向指引下，走向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否定。

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上的僵化源于思想上的教条主义。长期以来，“苏联领导集团受教条主义的束缚极其严重，不仅对当代资本主义缺乏深入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和自我调节、自我更新的能力估计不足，对新科技革命的特点和深远意义认识不足，而且对社会主义的成就估计过高，而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却长期忽视。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永远进步、时刻进步，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实力；而资本主义是绝对的危机、不断深化的危机，不能正确地看待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新发展”^[61]。这种教条主义的僵化理论，反映到实际生活中，就是苏联社会政治经济长期缺乏动力和活力，最终令广大群众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丧失信心。

第三，长期以来，党的自身建设没有搞好，从内部推动了苏联的解体。

苏联共产党在党建问题上有着严重失误。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长期得不到贯彻，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个人集权制往往取代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党内斗争方法不正常，斯大林时代动辄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清洗，让许多人无辜丧命或含冤入狱，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也极大地伤害了党的形象。党政关系一直没有处理好，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非常突出；党和国家缺乏监督，尤其是对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缺乏有效的监督。党内官僚主义盛行，许多干部享受各种特权，热衷于将国家财富占为己有。官员的腐败作风使人民逐渐失去了对党的信任。而戈尔巴乔夫时期对这些重大问题进行改革时又走向另一极端：对历史问题处理不当，造成党的自我否定；对干部队伍的整顿基本无效，许多干部的共产主义思想信仰也丧失殆尽。当那些特权阶层的官员发现有新的获取私利的途径时，迅速改弦易辙，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党的内部自行瓦解崩溃，也就奏响了苏联解体的前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