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增长极”及其“因果累积”

二、城市化的“增长极”及其“因果累积”

“增长极”概念，是佩鲁在1950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的“经济空间：理论与应用”一文中首次提出的。“在该文中，佩鲁指出各种企业的建立，‘在地理上是分散’的，并形成各自的一定的势力边界。佩鲁认为空间是一种‘受力场’，只要在某种客体之间存在抽象的联系结构，就存在空间；在经济活动中各活动单元都创造它们自己的决策和操作的抽象空间，并产生一种推进效应，这种推进效应是某种确定的多种效应的集合。按佩鲁的观点，经济空间是‘存在于经济要素之间的关系’，与一般意义上的地理空间完全不同，其着眼点是经济联系。”⁽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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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发展极实质上是推进型产业由于其生产使经济要素高度化聚集，产生‘城市化趋向’或形成‘经济区域’，产生中心城市的作用并形成经济、技术风格，从而起到吸引或扩散作用。发展极理论提出的发展极独立于具体的地理空间，忽视了经济增长的空间方面。针对此缺陷，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和赫希曼、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等在不同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该理论，提出了增长极理论。”⁽³⁾

“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以带动经济发展。”⁽⁴⁾

“增长极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主要表现在：第一，区位经济。区位经济是由于从事某项经济活动的若干企业或联系紧密的某几项经济活动集中于同一区位而产生的。第二，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是由于经济活动范围的增大而获得内部的节约。如可以提高分工程度、降低管理成本、减少分摊广告费和非生产性支出的份额，使边际成本降低，从而获得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三，外部经济。外部经济效果是增长极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重要结果。经济活动在某一区域内的集聚往往使一些厂商可以不花成本或少花成本获得某些产品和劳务，从而获得整体收益的增加。”⁽⁵⁾

增长极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得以发挥需要得益于“因果累积效应”。

“因果累积效应”是由瑞典经济学家Gunnar Myrdal提出的。“该理论把社会经济看成是一种动态发展过程，并把社会或经济环境内的多种因素看成是互相联系、互为因果的。最初某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动会引起具有强化作用的另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动，而这第一级的变动会使社会经济过程依最初变化方向作更进一步的发展。由此可见，累积性因素关系包括最初的变动、强化的引申变动及上下累积过程的这三个阶段。所以社会经济诸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均衡或趋于均衡，也不是简单循环流转，而是具有积累效果运动，是累积性因果循环关系。”⁽⁶⁾

举一个二元结构的例子来说，“在一个存在着发达和落后地理上二元结构的区域，如果单凭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一个累积性的因果循环就开始了。一方面，发达地区因工资和福利偏高，高素质的劳动力、资金等会竞相流入，企业和企业家也会纷纷迁移到繁荣地区。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快，工资和利润水平上升，使得储蓄率、投资率提高，需求市场不断扩大，又进一步促进了繁荣地区更快发展；更快发展使收入水平又进一步提高。这样，发达地区形成一个良性累积性因果循环。另一方面，落后地区资本缺乏，造成低水平供给，又造成低水平的需求。在需求方面对投资缺乏引诱力，在供给方面又由于资本不足，缺乏增长的动力，而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循环是同时发生作用，即使有了储蓄，又因缺少投资的引诱，而无法消化储蓄。所以，无论从资本供给，还是从资本需求来看，落后地区都处在一种恶性循环之中”⁽⁷⁾。

在这样的“因果累积”的作用下，增长极的发展对周边经济必然会产生“两方面的效应，一是极化效应，也就是向心力，即这些极点对周围地区产生一定吸引力和吸纳力，吸引周围地区的经济要素不断向极点聚集，在极点地区产生了规模经济效益，增强了极点的自我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增长极也具有扩散效应，也就是离心力，即增长极的生产要素向外围转移，对周围地区产生辐射作用”⁽⁸⁾。“前一种效应也成为回波效应，即出现发达地区越来越发达，不发达地区越来越落后，经济不平衡状态越来越突出，甚至形成一个国家内地理上的二元经济局面。”⁽⁹⁾

然而两方面的效应并不矛盾，或者说是必然并存的。在增长极所能涉及的区域范围之内必然会受其影响而加快发展，与发展环境和投资等发展因素选择性亲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增长极未能涉及的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涉及范围内外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