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的分析

4.原因的分析

综上所述，参合本篇第一章银钱比价变动的一些资料，我们可以看到，第三时期比价变动的情形，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临时的现象，如对外贸易出超，纹银大量进口以及外人收购制钱装运出口。一种是长期的趋势，如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比价逐渐下降，以致接近“康雍之旧”。

变动的原因，据各人的看法，也有不同。一说由于钱少，如外人收购制钱装运出口，多年停铸制钱，私销制钱，以及人口增加，钱不足用，这都是由于制钱相对减少一方面所引起的。另一说是由于银多，如咸丰初年中国丝绸出口增加，光绪末年世界银价跌落，这都是由于纹银相对增加一方面所引起的。

我们在讨论比价变动的现象时，应该兼顾临时和长期的两方面。在讨论比价变动的原因时，应该兼顾制钱和纹银两方面。这些都是历史的具体事实，不能偏废。

先谈停铸制钱。

制钱之所以停铸，一由于铜运困难，二由于成本高涨。这是当时人所公认的。

铜运困难，由于太平天国革命，滇铜无法外运。到了同治末年，运道虽已疏通，而云南铜矿久已停闭，一时不易恢复。因此，引起各省铸局不得不长期停开。例如福建“自咸丰年间改铸铁钱钞钱之后，停办已二十余年”^[6]。又“粤省制钱自咸丰七年以后，三十年来，未尝开铸”^[7]。粤闽两省如此，其他各省可想而知。

铸钱成本高涨也使各省铸局不得不停开。成本高低系于银铜比价的涨落。据张家骧著《中华币制史》所载(第5编，第36～37页)，紫铜锭块每担值关平银两平均率如下:

据上表，铜价以银两计算，同治初年很高，三年跌到二十两以下，光绪十三年，跌到十两以下，达到了最低点。但从光绪十四年起，又开始上涨，二十三年，涨到二十两以上，三十三年，竟涨到三十五两，达到了最高点。光绪三十三年的铜价，比光绪十三年差不多是四倍。这些铜价当然都是指的洋铜，大概就是日本铜。铜价涨落的趋势，证以下列个别资料，也是大致相符的。

同治六年，钟大焜《拟请变法铸钱议》说:“本年八月，香港《中外新报》载，日本红铜板每百斤二十一元，白铅每百斤五元六角，查每担铅铜保险不过二三钱银而已。”^[8]

光绪二十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当年〔指光绪十三年〕洋铜每百斤仅银十二两零，洋白铅每百斤仅银五两数钱。前年〔指光绪二十年〕可铸钱之洋铜涨至二十两数钱，目前涨至二十一两以外。白铅价涨至七两内外。”^[9]

光绪二十四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刘庆汾呈请代奏:“我国现行各种制钱每一千文约重七斤左右。若以目前之铜每百斤价银二十余两计之，亏本过半。”^[10]

光绪三十一年，据梁启超的《各省滥铸铜元小史》:“铜之市价每担约三十五两内外。”^[11]

依据以上资料，第三时期银贱钱贵的原因，似乎由于钱贵而不是由于银贱。但从长远的趋势来看比价变动的现象，从全面的发展来看比价变动的原因，我认为梁启超所得的结论是比较正确的。1904年，《美国国际汇兑委员会报告》第56页，有一段关于金、银、铜三种金属在1882年与1902年的二十年间，相互比价的变动情形，可以对证。在此期间，银对于金跌价49.7%，而铜钱对于金只跌价26.6%。以金为标准，银与铜钱虽然都跌了价，但银的跌落比铜钱的跌落更多，所以，与其说是钱贵，不如说是银贱，更为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