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

略论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

1989年秋冬，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6国的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在位领导人和社会主义政权，像多米诺骨牌似的一个个倒了台。接着，南斯拉夫联邦分裂，内战迭起；阿尔巴尼亚也抛弃社会主义，改了国名。最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不复存在。这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现的最重大历史事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次严重挫折。认真地、正确地总结和吸取这些国家发生剧变的教训，对于我们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于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里谈一点粗浅的看法，请批评指正。

一

苏联和东欧剧变的发生，其速度之快，规模之大，性质之严重，影响之深远，都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和东欧剧变并不是偶然的，而有着深刻的国内原因和国际背景。其中，内因是主要的。从国内原因看，有经济、政治、民族、宗教等许多方面，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但归根到底，都是由于经济没有搞好，陷入困境，导致各种矛盾激化的结果。

例如波兰。198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使波兰经济大倒退，1982年创造的国民收入比1978年下降23.5%，分配的国民收入下降27.5%。1983年后经济复苏，但回升速度缓慢。1988年创造的国民收入比1978年低0.7%，分配的国民收入尚低6%，如按人口平均计算，则尚低13%。市场商品匮乏，供应十分紧张。1988年底的商品缺额约为1.5万亿～1.8万亿兹罗提，相当于一个月的商品销售额。物价连年上涨，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债务负担更压得波兰喘不过气来。从1971—1987年，波兰总共借入外债475亿美元，同一时期归还债务本息506亿美元，但债务余额尚有392亿美元。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接连爆发了工潮。罢工工人不仅提出了经济要求，而且提出了工会多元化、恢复团结工会、释放政治犯等政治要求，“团结工会合法化”成为一切要求的核心。团结工会恢复后，最终取代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执政地位。

又如罗马尼亚。1965年齐奥塞斯库担任罗共总书记后，实行了高积累、高速度、高指标的发展方针，资源被过快过大的工业化所占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1989年出现负增长，国民收入下降9.9%。市场供应连年紧张，连最低限度的饮食、穿着和其他需求都不能保证，引起了人民的普遍不满。1989年12月，许多城市发生示威游行，军方也予以支持，结果齐奥塞斯库政权解体，齐本人和妻子被处以死刑。

再说苏联。197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1990年出现了和平时期从未有过的负增长，1991年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生产大幅度下降，国民收入倒退到1982年水平，市场供应更加紧张，财政赤字超过2 000亿卢布。由于国库空虚，到1990年12月份，联盟中央已发不出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和部队军饷，连戈尔巴乔夫总统本人的工资也要向俄罗斯联邦借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中央政府实际上已经瘫痪，联盟解体势难避免。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成立和戈尔巴乔夫总统辞职，只不过涂上了一层合法程序的色彩。

以上是就苏联东欧国家本身的经济发展状况而言，如果再做一点横向的国际比较，那么经济没有搞好和落后的情景就更显突出。考虑到历史的、地缘的、现实的政治关系，我们选择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匈牙利与奥地利、南斯拉夫与意大利、苏联与美国配对进行比较。

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原是一个国家，战后被分成两个。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是苏东国家中最高的，但同联邦德国相比就差多了。1988年，民主德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7 080美元，联邦德国为18 480美元，联邦德国为民主德国的2.6倍。人均每日卡路里摄入量（1986年）：民主德国3 232，联邦德国3 528。出生时预期寿命：民主德国70岁，联邦德国75岁。人口死亡率：民主德国13‰，联邦德国11‰。出生时重量不足的婴儿：民主德国6%，联邦德国5%。

匈牙利与奥地利也曾是一个国家——奥匈帝国。战后经济发展的起点大体相同。可是到1988年，匈牙利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 460美元，奥地利为15 470美元，奥地利为匈牙利的6.3倍。同年，匈牙利的国际储备总额为2 521百万美元，能抵付2.3个月的进口额；而奥地利为16 043百万美元，能抵付3.7个月的进口额。从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指标看，恩格尔系数：匈25，奥16；出生时预期寿命：匈70岁，奥75岁；婴儿死亡率：匈16‰，奥8‰；出生时重量不足的婴儿（1985年）：匈10%，奥6%；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占入学年龄组的百分比（1987年）：匈15%，奥29%；人均能源消费（千克油当量）：匈3 068，奥3 396；年平均通货膨胀率（1980—1988年）：匈6.4%，奥4%。可见，匈牙利不如奥地利。

南斯拉夫与意大利相比，198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南2 520美元，意13 330美元，意为南的5.3倍；国际储备总额：南3 074百万美元，能抵付2.2个月进口额，意62 067百万美元，能抵付4.3个月进口额；恩格尔系数：南27，意19；出生时预期寿命：南72岁，意77岁；婴儿死亡率：南25‰，意10‰；出生时重量不足的婴儿（1985年）：南7‰，意7‰；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占入学年龄组的百分比（1987年）：南19%，意24%；人均能源消费（千克油当量）：南2 159，意2 608；年平均通货膨胀率（1980—1988年）：南66.9%，意11%。可见，南斯拉夫不如意大利。

苏联与美国相比，198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苏5 078美元，美20 910美元，美为苏的4.1倍；恩格尔系数：苏31，美13；人均每日卡路里摄入量：苏3 386，美3 666；出生时预期寿命：苏70岁，美76岁；人口死亡率：苏11‰，美9‰；婴儿死亡率：苏24‰，美10‰。可见，苏联不如美国。

经济上不去，人民生活水平低，就不能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吸引力必然削弱甚至消失，从而产生信仰危机、信任危机。得不到人民信任的政权，又怎能维持下去？！从国际范围看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不去，就会扩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差距。例如苏联，原来保持着速度优势，与美国的经济差距有所缩小。可是，从1970年代中期起，差距又趋扩大。据统计，1975年，苏联的国民收入相当于美国水平的67%，1988年为64%。苏联工业产值相当于美国水平的百分数，1975年为80%强，1988年为79%。苏联农业产值相当于美国水平的百分数，1971—1975年平均为85%强，1981—1987年平均为82%。又如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前，它的经济可以同德国、奥地利相比，可是到1977年，奥地利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6 360美元，联邦德国是8 370美元，而捷克斯洛伐克仅3 840美元，差距扩大了。

列宁早就说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产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¹⁾并且尖锐地指出，落后就会挨打。不在经济方面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就会灭亡。⁽²⁾现在，列宁的预言不幸成为现实。这个惨痛的教训，我们必须牢记，并且采取切实措施把经济搞上去，避免重蹈覆辙。

二

为了有效地组织国民经济的运转，必须建立有效的管理体系和制度。经济体制是否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关系极大。由于生产力特别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因而经济体制的建立不可能一劳永逸、凝固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体制变得不适合了，这就需要加以改革。再说，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缺乏经验，所建立的经济体制不可能尽善尽美，如果不注意及时克服其中的缺陷、弊端，就势必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苏联在1930年代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战后初期又在东欧普遍推行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尽管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工业化的实现以及战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并不是一种完美无缺的理想模式。它存在着许多弊端，主要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从而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问题不在于这种经济体制本身存在弊端，而在于改不改革，改得怎样。从苏联东欧各国的具体情况看，除阿尔巴尼亚坚决不改外，其余各国从1950年代起都先后进行了改革。所不同的是，有的大改（南斯拉夫），有的中改（匈牙利），有的小改（大多数国家）。即使是大改，也并没有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如在南斯拉夫，微观是搞活了，但宏观失去了控制。面对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和困难，不少国家停步不前了，个别国家甚至走了回头路。当然，也有想深化的，但被外来力量扼杀了。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因苏军入侵而夭折，就是个明显例证，这里不去多说。“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老大哥自己刹车，也不许别人前进，从而出现了1970年代改革的沉寂。

1965年，苏联实行新经济体制，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效益一度回升，但1970年代起又下降了，而且越来越低。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国家却在这一时期依靠科技进步、政策调整，比较顺利地度过了石油危机，在新技术革命浪潮推动下，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这样，苏联东欧国家原有的速度优势丧失殆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差距拉大。

实践表明，不改变不行，倒退没有出路，停止意味着落后。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发展趋于停滞、产生危机的根本症结，看来就在于此。

当然，苏联和东欧经济陷入困境，也是和这些国家的经济比例长期失调，产业结构不合理，从而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转，阻碍社会扩大再生产分不开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在工业化过程中，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战后，东欧各国在开展本国的经济建设时，一开始都照搬苏联的做法。结果重工业增长快，轻工业增长慢，农业则停滞不前。例如苏联，战前3个五年计划期间，重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21.2%，轻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2.6%，农业产值平均每年只增长1.1%。重工业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农业的19.3倍，为轻工业的1.7倍。增长速度悬殊，造成了畸形的经济结构。1940年，在苏联的工农业总产值中，农、轻、重所占比重分别为14.3%、33.3%和52.4%。而且，重工业产品的绝大部分用于重工业自身的扩大再生产。过多的自我服务、自我循环成了苏联重工业生产的一大特征，很不利于农业、轻工业的技术进步。1950年代中期以来，虽然经过几次调整，但比例失调和经济结构畸形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特别是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长期落后，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总的说来，要使国民经济平衡发展，必须正确处理调整与改革的关系，发挥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的作用。从苏联的情况看，如果不对失调的比例关系进行合理的调整，搞改革只会使经济失调更为严重。赫鲁晓夫根本否定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调整，于1957年仓促进行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的改组，结果因分散主义滋长而使工业内部比例关系更加失调。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后，企图通过改革来加速苏联社会经济发展，但加速的重点仍然放在重工业上，规定超速发展机器制造业、化学和石油化学工业、电力工业等。这样，就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客观要求形成尖锐的矛盾。结果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更加失调，更加不合理，从而使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不仅上不去，反而掉下来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不进行必要的改革，经济调整也难以见效。例如，勃列日涅夫时期一再强调要缩短基建战线，加快建设进度，但因基建投资由国家财政预算拨款的办法长期未改，又仍把按建筑造价计算的施工量作为建筑安装单位工作的考核指标，结果在建项目越来越多，未完工工程量占当年投资的比重越来越高，投资效果更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70年代以来，苏联当局虽一再强调生产集约化方针，要求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转入集约化轨道，但因未对在粗放经营条件下形成的经济体制进行认真的改革，没有克服“在那个不是把质量而是把数量置于首位的时期所形成的惰性、传统和习惯势力”，从而严重地影响了苏联经济走上集约化发展的道路，使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效益不断下降。

三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为一种自觉的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它直接影响到或者说制约着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影响和制约改革决策及其实施的最基本的思想理论，一是对国情的认识，特别是对本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判断；二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特别是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态度。很长时期来，恰恰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几乎所有的苏东国家都犯了大错误。他们一方面过高地估计本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另一方面又把搞活企业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措施当成“资本主义”，不敢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结果就使经济体制上过度集中统一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发展得越来越突出。即使实行权力下放，也大都局限于调整中央和地方、条条和块块的管理权限，没有触及或者没有根本解决企业自主权这个要害问题，也就不能跳出原有的框框。

上述重大失误之所以产生，我认为主要在于：苏联和东欧国家没有正确把握住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机械地照搬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及其管理制度的论述所致。

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从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较高程度社会化的情况出发，设想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可立即建立没有商品生产、没有货币的社会。“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³⁾然而，苏联和所有东欧国家，革命前的社会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因此，建设社会主义还必须实现许多本来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外加任务”，如工业化和生产的高度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能消灭商品经济，而且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因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商品经济离不开市场，正如社会化大生产离不开计划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社会主义要发展商品经济，当然不能没有市场；资本主义要管理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当然不能没有计划。所以，正如邓小平所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既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面对的情况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不同，而且各国面对的情况彼此也不完全相同，那么在建设中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书本或外国模式显然无济于事。不从实际出发，死抱住本本不放，搞教条主义，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甚至犯严重的错误。

另外，这种失误的产生，也是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现实情况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想的不一样分不开的。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在发达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取得突破，出现在各方面都比资本主义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从而以铁的事实向非社会主义世界充分显示其优越性，并以自己的榜样，吸引“半文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仍处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而不发达的国家倒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样，社会主义各国必然会经常受到帝国主义施加的种种压力，包括热战、“冷战”、武力威胁、颠覆破坏、支持反革命叛乱、煽动少数民族闹分裂，以及外交上孤立、打击，经济上封锁、禁运，意识形态上渗透、影响，等等。在帝国主义的破坏和威胁面前，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加强自己的国防，肃清国内反革命分子。这样，就使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耗散了本来就不雄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而且还往往诱发社会主义国家在肃反、“防修”等问题上造成严重失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唯恐沾资本主义的边，哪里还敢利用。

这里顺便指出，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正是在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时刻面临侵略颠覆威胁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战后，社会主义国家虽已连成一片，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的局面并没有变，特别是这种体制符合苏美争霸的需要，当然不可能也不愿意大改了。而许多东欧国家又屈服于苏联的压力，不敢越雷池一步。结果就使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得以基本不变地延续了几十年。

四

对于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必须根本改变。如果不改，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失去生机和活力，就不能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但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决不可丢。因为，一旦抛弃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国家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国家了。苏联和东欧剧变后，纷纷改国名，去掉“社会主义”定语，就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些国家性质的改变。

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形式、所有制结构，可以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必须坚持，即社会主义公有制应居主导地位。过去，苏联实行几乎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排斥其他经济成分的必要补充；同时，把所有权与经营权混为一谈，认为国家所有就是国家直接经营，很不利于搞活经济，很不利于发展生产力。这是必须改革的。但是，走向另一个极端，否定公有制，全面实行私有化，绝对不行。因为，否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就否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不存在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又怎能继续维持得下去。

搞改革，不解放思想不行。因为，如果不克服长期以来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形成的一些不适合实际情况的固定观念，改革就迈不开大步，就难以深化。但是，解放思想绝不意味着可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绝不是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共产党人思想的理论基础，丢掉它，就势必迷失方向，走到邪路上去。苏联和东欧国家抛弃马克思主义，去追求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剧变是其必然的结果。

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实践还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因为，传统的经济体制与传统的政治体制是同时形成，相辅相成的。在继续保持高度集中和僵化的政治体制下，要想建立起一个新的有效灵活的经济体制是不可能的。管理民主要求有相应的政治民主。但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不能搞得过激，一下子铺得太宽。片面强调民主化，不注意加强法制建设，不使民主纳入法制轨道，势必造成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在批判旧的政治体制时，不能过多纠缠历史旧账，不能对历史否定过头，特别是不能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必然导致亡党、亡国。

（《东欧中亚研究》1993年第1期）

【注释】

(1)《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45页。

(2)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168页；第4卷，第38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