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加利亚的社会剧变

保加利亚的社会剧变

二、保加利亚的社会剧变

在东欧剧变中，保加利亚可能是最没有自己特色的了，从形式上看，保加利亚共产党也如同波兰等国共产党一样，在反对派的步步进逼下连连后退，但从时间上看，整个国家的剧变却又像罗马尼亚一样充满了戏剧性，仅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包括民族矛盾在内的社会危机爆发得突然，但结束得也快，社会动荡没有持续太久。

尽管从1985年起，经济困难、土耳其人问题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在冲击着日夫科夫政权，^[116]但至少表面上，1989年5月之前，保加利亚政治局面和社会形势还是比较稳定的。为了适应苏联东欧发生的变化，保加利亚共产党提出进行党的改革，并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1988年1月下旬，日夫科夫在保共中央全国会议上作的《改革是全党和全民的事业》报告中提出两点建议：第一，保共中央书记和国家领导人今后不再由一人担任。第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任期不得超过两届，在特殊情况下也不超过三届。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了保加利亚的改革任务：党要坚决解除不属于它的职能；通过完善经济规律来保证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工资改革要消除平均主义，实行数量和质量相结合的原则；计划体制要由指令性计划过渡到定额计划。在12月中旬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日夫科夫在报告中再次详细地论述了进行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与此同时，保共陆续在商业和服务业、文化艺术、农业等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的具体措施。

保加利亚被卷入剧变的旋涡是在1989年5月，主要是由保加利亚境内穆斯林外逃事件引起的。穆斯林占保加利亚全国人口的10%左右（约80万）。长期以来，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围绕着这些人的社会地位问题，一直存有争议。前者认为他们是保加利亚的穆斯林，他们讲土耳其语和信奉伊斯兰教是奥斯曼帝国征服后实行土耳其化的结果。因此，1984年底保共中央甚至做出他们应采用保加利亚或斯拉夫姓名的决定并且从1985年开始强制实施，同时取缔土耳其语报纸和广播，在公开场合讲土耳其语被认为是非法的。^[117]后者则说他们是有土耳其血统的少数民族，认为保共的做法是推行强制同化政策，实行“单一的保加利亚民族”政策。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40年代南多布罗加重新并入保加利亚后就出现了，只是在1985年之后表现得更为突出。可无论如何，保共的政策引起了国内土耳其人的强烈不满，想方设法出走国外特别是土耳其，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也纷纷谴责保加利亚。

为了缓和国内矛盾，也为了减轻国外的压力，1989年5月10日，保加利亚国民议会通过了修改后的《国籍法》、《出国护照法》、《刑法》和《大赦法》。其中，《出国护照法》规定：每一位保加利亚公民都有权拥有保加利亚出国护照或可以替代它的文件，有权离开和回到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外长拉姆拉德诺夫称：《护照法》是保加利亚社会民主与人道主义的表现，它同维也纳欧安会最后文件关于人权的精神是相符的。^[118]《护照法》通过后，大批的穆斯林申请出境。在这种形势下，保加利亚政府被迫在9月1日《护照法》生效之前于5月底开放边界。到8月中旬，大约有25万名保加利亚穆斯林越过边境去了土耳其，要离开保加利亚的穆斯林人数更多。不仅如此，出走的穆斯林还从保加利亚银行提走了大量的现金，而且穆斯林因出境问题与保安部队发生冲突，所有这些对保加利亚的经济形势和社会稳定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保加利亚政府又加强了控制，7月初颁布了“和平时期的动员令”。根据这项法令，政府有权把工人从一个就业地点调到另一个就业地点，有权征用工厂的车辆以及私人的农用车辆和拖拉机。这样就引发了社会各种潜在的矛盾并逐渐演化成为政治危机，社会局势开始动荡。

保共试图通过加快体制改革来稳定社会。7月13日，日夫科夫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加快经济领域各方面的改革。9月4日，《工人事业报》提出社会主义多元化的内容包括：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组织的多元化，人们可以就国内和国际政策自由地表达各种意见，不同思想和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自由而客观的对比和争论。然而，在内部政局开始动荡、外部周边国家已在剧变的条件下，保共做的这些已经难以稳定局势了。除了成立于1988年“支持改革与公开性俱乐部”（Club for the Suppport of Perestroika and Glasnost）之外，从10月开始，保加利亚又出现持不同政见组织，比较重要的有：“支持工会”、“生态公开性”、“争取人权独立协会”、“保卫宗教权利委员会”等等。

10月16日至11月3日，由欧安会35个成员国参加的环保会议在索非亚召开，它成了保加利亚反对派组织发展和社会剧变的催化剂。会议期间，持不同政见者借助于国际社会的支持开始以不同方式挑战共产党的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权威。比如，“支持工会”的领导人宣称：它的活动是建立在承认表达多元化和工会民主的基础之一，拒绝各种以极权主义原则为依据、不尊重人的尊严的社会发展模式。“争取人权独立协会”举行示威，“生态公开性”就讨论政府的灌溉计划问题征集签名和进行请愿。10月21日，一千多人在索非亚的一家影院举行会议，讨论保加利亚的生态问题，这是40年来保加利亚最大的一次非官方集会。26日，经有关部门批准，三个持不同政见组织在索非亚的一个公园里举行示威，要求保加利亚像东欧其他国家那样实行政治多元化，信仰自由，停止同化少数民族的政策。11月3日，支持非官方人权和生态组织的四千多人在索非亚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民主”、“公民投票”等口号，向议会递交了有一万多人签名的请愿书。与此同时，参加环保会14个西方国家代表团向保加利亚政府施加压力，要它承认“生态公开性”等持不同政见组织合法化，保证它们的活动权利和自由。

11月10日，保共举行中央全会，主题是“关于国家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中若干紧迫问题”。然而，全会作出的最重要决定却是领导人的更替，同意日夫科夫辞去党的总书记和政治委员的请求并建议国民议会尊重他本人提出的辞去国务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时任外交部长的佩·姆拉德诺夫（Petar Toshev Mladenov，1936—　）为保共新的总书记。姆拉德诺夫在讲话中虽然表示保共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但强调必须改变党的领导方法，把开放和多元化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原则。日夫科夫在其回忆录中说，在此之前，他一直试图用比较平衡的方针使保加利亚摆脱危机，但被这次全会中断了。“1989年11月全会出现的‘改革派人物’用实行改革的吹嘘改变了一切。他们很快向热衷于复辟的势力交出了政权。”^[119]

这次会议之后，保加利亚社会变革的速度加快了。首先，保共作出了一系列影响重大的决定。14日，姆拉德诺夫向戈尔巴乔夫表示，保共要积极同苏联配合行动，保持一致。16日召开的保共中央召开全会将与日夫科夫关系密切、立场一致的四名政治局委员解职，另选四名新人进入政治局。20日召开的中央新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按照人民的社会主义选择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全社会的革新。12月8日召开的保共中央特别全会再次对政治局人事作出变动，解除日夫科夫中央委员职务。11至13日召开的保共中央全会不仅宣布将日夫科夫等开除出党，还建议国民议会修改宪法以便取消第一条规定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款，尽快制定新的选举法以保证在1990年上半年进行自由民主选举，保共将同各种进步力量进行认真对话，努力把保加利亚变成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国家。其次，持不同政见组织合法化。11月14日，“生态公开性”登记注册，成为保加利亚第一个合法的反对派组织。11月26日，保加利亚工会宣布独立于国内的任何政治组织，也不受国家机关、经济组织和行政领导的约束。在此之后，保加利亚的政坛上出现了百余个政党或政治组织。为了扩大影响和共同向保共施压，12月7日，“争取人权独立权协会”、“生态公开性”、独立学生会、工人社会民主党等10个反对派组织联合成立“民主力量联盟”（the Union of Democratic Forces，UDF）。在成立宣言中，“民主力量联盟”提出了实行多党制、进行议会自由选举、取消宪法中关于保共领导地位的条款等要求。最后，示威游行规模越来越大。11月18日，索非亚发生战后规模最大的群众示威游行，参加者有10万人。示威结束时，人们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一个九点决议，其主要内容是：释放政治犯，废除快报检查制度，有做礼拜的自由，允许成立独立组织并自由展开活动。12月10日，6万人在索非亚的广场上举行集会，与会者打出“废除极权主义制度”、“实行多党制的民主选举”等口号，要求在保加利亚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14日，在国民议会开幕之际，反对派在议会大厦外举行联合集会，要求保共中央、国民议会和政府辞职，实行自由选举，重新组建国家政权。25日，索非亚五千多人集会要求保共领导人辞职，取消宪法第一条。

在反对派的压力下，12月15日，国民议会向反对派承诺1990年1月修改宪法，取消其中关于保共领导作用的规定，取消刑法中“反国家罪”条款并大赦犯此罪者，成立一个由反对派参加的调查贪污腐败委员会。第二天，国民议会又通过了集会和游行示威法。27日，保共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与民主力量联盟尽快举行圆桌会议。29日，保共中央全会决定将原定于1990年3月19日举行的特别代表大会提前到1月30日，届时将修改民族政策，谋求民族和解，纠正前几年实行的强迫穆斯林公民改名的错误。1990年1月18日，保加利亚最高检察院决定逮捕日夫科夫，他的罪名是在执政期间造成了民族矛盾，获得没有法律根据的大量社会财富，滥用职权情况严重。30日，保共召开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姆拉德诺夫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保共要使保加利亚走向法制国家、公民社会和政治多元化。“现在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化要求建立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并使其运行。这种公民社会正通过我国人民的民主热望的自然迸发开始形成，我们希望这种迸发将化为民主和独特的政治创造的新形式。我们应该利用这些可能性，来建设一个为公民社会服务的国家，而不像迄今为止那样，把这个社会据为己有，实际上毁了它们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我们宣布赞成人们自由组织俱乐部、运动、协会、基金会、联合组织等，其中也包括供选择性的组织。”^[120]2月2日，大会通过了《保加利亚民主社会主义宣言》，声称保加利亚共产党已经开始变成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今天我们面临的总的任务就是保共的非斯大林主义化和建立新型的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它有能力成为为建设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社会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思想上和政治的领导者”^[121]。4月初，保共根据全体党员投票表决的结果正式改称保加利亚社会党。

为了表示诚意，2月3日，国民议会任命安德烈·卢卡诺夫（Andrey Lukanov，1938—1996年）为政府总理，组建多党联合政府。然而，反对党派拒绝参加。在8日举行的圆桌会议上，民主力量联盟主席热柳·热烈夫（Zhelyu Zhelev，1935—　）说：在目前条件上参加联盟政府会把反对派降至为“傀儡”，只有保共与政权分离，解散基层组织并使警察、军队和法律系统非政治化，反对派才能参加政府。接着，卢卡诺夫又邀请自1948年以来一直与它合作的农民联盟共同组建政府，但也遭到了拒绝。农民联盟的发言人说：它屈从和依赖共产党已有43年之久，“今天这对夫妻是该离婚了。在这段姻缘中，我们享受不到平等的权力，却要为共产党人承担责任”。“再要同共产党一起参加政府，等于政治上自杀”。^[122]在这种情况下，卢卡诺夫只好建立了一个清一色共产党人的政府，但宣称任期只在6月大选之前。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保共在组织上出现分裂。先是153人退出保共最高委员会。接着，部分党员退出保共另行组建了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新社会主义联盟。该联盟在宣言中称：它“将不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种社会制度，而认为它是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向”，它的目标包括解放个人的积极性和限制国家对市场力量的控制。^[123]几天之后，新社会主义联盟宣布与民主力量联合。

3月26至30日，保加利亚各党派圆桌会议一致同意：修改宪法，取消宪法中有关社会主义的规定；实行政治多元化，所有政党都有权平等地参加保加利亚的政治生活；实行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进行自由选举。不久，国民议会根据圆桌会议协议修改了宪法和相关法律，决定在1990年6月10至17日进行议会大选。在选举前，保加利亚政府又与反对派达成了如下协议：允许多党参加竞选，议会议席扩大到400席；议会选举分两轮进行。

第一轮投票在6月10日进行，38个政党，3 098名候选人参加了竞争，80%的保加利亚选民参加了投票。根据规定，这次大选需按比例产生200名议员，得票率达到4%的政党才能进入议会。与东欧许多国家首次大选的结果不同，保加利亚社会党在这轮投票中得票率高达48%，另外三个进入议会的党派是民主力量联盟、农民联盟、争取权利和自由运动，得票率分别是35%、8%和5%。大选结果公布后，民主力量联盟指责社会党在选举中有舞弊行为，于是，在11日上午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集会。热列夫在集会上宣称：民主力量联盟在新的国民议会中将是最强大的反对派，决定不会与社会党共同组建政府。第二轮投票在6月17日举行，社会党仍然占有优势，获得400个议席中的211席，民主力量联盟获得144席，穆斯林获得23席，农民联盟获得5席。根据两次选举结果，政府总理仍由卢卡诺夫出任，总统则由姆拉德诺夫出任。

在民主力量联盟的眼中，更名后的社会党仍是共产党，它们继续执政仍是共产党统治。于是，民主力量联盟不肯善罢甘休，从议会内外两方面向社会党施压。在议会内部，民主力量联盟利用反对党的地位对社会党政府的各项施政方针设置障碍。在议会外部，民主力量联盟利用经济困难，在全国各地组织针对社会党和姆拉德诺夫的抗议活动，特别鼓动大学生进行长时间的罢课和绝食。面对这些压力，姆拉德诺夫于7月6日辞职。在随后进行的总统选举中，社会党又撤回了自己的候选人，实际上把总统一职让给了民主力量联盟，最终热列夫当选。9月，国民议会批准卢卡诺夫的新政府后，民主力量联盟组织了更大规模甚至全国规模的学生罢课和工人罢工。11月29日，卢卡诺夫辞职，社会党政府垮台。12月7日，国民议会根据热列夫的提名，任命迪米特尔·波波夫（Dimitar Iliev Popov，1927—　）为总理，在一周内组建全国和平过渡政府。在这届由18人构成的政府中，无党派和社会党各6人，民主力量联盟4人，农民联盟2人。

随着反对派的步步得势，国民议会11月15日通过法令，将国名由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改为保加利亚共和国，在政党法中增补了外交、司法、军警非政治化的条款。1991年7月又通过了新宪法，规定保加利亚实行三权分立和政治多元化，任何政党的意识形态都不能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制度。10月13日，保加利亚举行第二次议会大选。在这次选举中，民主力量联盟虽然分裂成三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选票，但其主流派还是获得了34．36%的选票，而社会党的得票率是33．14%。前者成为执政党，而后者沦为在野党。

至此，保加利亚剧烈的社会变化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