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加利亚的独立

保加利亚的独立

二、保加利亚的独立

从1396年被占领到1878年独立，保加利亚被奥斯曼帝国统治了整整478年。因此，反对外来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就成了保加利亚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主线。

与巴尔干半岛上其他的国家相比，保加利亚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程度最深。之所以如此，这主要是因为保加利亚所处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比较特殊。“它位于帝国内地，在同较为先进的欧洲各民族建立贸易关系和文化关系方面，比巴尔干其他国家要晚得多。此外，保加利亚是狂热的土耳其移民最密集的地方，与帝国首都的距离最近，因而所受的掠夺和剥削也就最残酷。”^[30]土耳其人的统治是保加利亚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土耳其征服者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把大批保加利亚人民赶出家园，竭力摧毁其民族，并把他们置于最残酷的压迫和最野蛮的剥削之下，致使保加利亚民族的生存受到了威胁。民族的统治，阻碍了国内生产力的发展，中断了保加利亚人民与其他各国人民的联系，也给了保加利亚的文化以严重打击。接连好几个世纪，土耳其征服者千方百计地企图吞并、同化和毁灭保加利亚民族”^[31]。

从政治体制上说，“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封建军事专制的、具有伊斯兰性质的君主神权国家”^[32]。在对外扩张过程中，奥斯曼帝国在它所占领之处也建立起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实行高压统治，把所有被征服的土地宣布为苏丹的地产，然后分封给自己的臣民。受封者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苏丹宠臣亲信和皇室近亲，第二类是伊斯兰教的寺院，第三类是新定居下来的伊斯兰教徒，第四类是奥斯曼军队中的骑兵。其中，最后一类人数最多，分封的土地实际上就是他们在服役期间的“采邑”^[33]。保加利亚人（特别是下层的百姓）不仅失去了自己的财产和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而且要向占领者和封建主交租税、服徭役。17世纪，一位目睹到保加利亚景况的土耳其上层人物写道，在保加利亚，“贫苦农民所遭受的压迫和暴政，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从未有过”^[34]。

在占领的头两个世纪里，奥斯曼帝国的残酷统治阻碍了保加利亚的经济发展。由于商人和手工业者大量出逃，需求锐减，内外贸易萧条，作为经济中心的城镇几乎崩溃。由于财产被剥夺和沉重的苛捐杂税及徭役，普通居民甚至连生存都难以维系。到了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在西欧发展起来，随着奥斯曼帝国与尼德兰、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交往的加强，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保加利亚经济生活开始出现变化，商品、货币关系也缓慢地发展起来。在农业方面，具有临时性的土地采邑制度被世袭领地制度代替，受封的骑士成了永久的封建主，原来带有人身依附性质的农奴成了没有土地的佃农，土地本身也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随着需求的增大，棉布与服装、制革与原料加工、肉奶制品等手工业又发展起来，不仅原有的城镇恢复起来，还出现了许多新兴城镇。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为以后从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过渡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促使保加利亚市民阶层的形成。18世纪之后，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封建制度接近解体，但保加利亚人身受的剥削和压迫并没有减轻。保加利亚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一定的新发展，但仍受奥斯曼帝国军事封建制度的严重阻碍。

为彻底征服保加利亚，奥斯曼帝国对保加利亚实行了种族歧视和强制同化政策，这突出地反映在宗教信仰方面。比起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来，一手持剑，一手拿着《古兰经》的土耳其人更加注重对巴尔干地区各民族心灵上的征服。土耳其占领者歧视甚至迫害东正教及其信仰者，剥夺他们应享有的平等地位和权利，强迫被他们称为“异教徒”的保加利亚人改信伊斯兰教，北部地区和马其顿地区的保加利亚人就被大批地强制改信伊斯兰教。奥斯曼帝国撤销了原来的特尔诺沃总主教区，将保加利亚各地的教区都置于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区管辖。“土耳其征服者不让被奴役的人民修建具有本民族特点的公共和私人建筑物住宅，唯恐唤起他们的民族意识。京城图尔诺沃的宫殿和教堂（坐落在令人难以忘怀的察雷佛茨山和特腊佩济察山上），都在该城沦陷时被毁坏。在察雷佛茨山上修起了一座清真寺，象征着土耳其统治的建立。索非亚、奥赫里德（Ohrid）和其他城镇中，清真寺以及其他伊斯兰教建筑物也在保加利亚教堂的废墟上或其附近建立起来。在土耳其统治的头几个世纪里，保加利亚人民只被允许修建一些小型教堂，而且还要修在远离戒备森严的土耳其当局的地方。”^[35]

面对土耳其人的压迫，保加利亚人摆脱外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始终没有断过，只是在不同时期，这种斗争的表现形式和反抗程度有所不同。在奥斯曼帝国处于强盛的14—15世纪，保加利亚人的反抗力度较小，带有消极抵抗的色彩。一些逃往国外的保加利亚人积极参加塞尔维亚、匈牙利等邻国抗击土耳其人的战争；有的保加利亚人在国内组成小规模的武装进行反对土耳其封建主的斗争；还有被迫改信伊斯兰教的保加利亚人仍然使用自己的语言，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尽量避免被土耳其人同化。

从16世纪末起，奥斯曼帝国开始走下坡路，日趋严重的政治腐败导致社会制度逐渐走向崩溃。有学者指出：“在苏莱曼大帝去世以后的几个世纪里，由于政治腐败，经济崩溃，统治集团内部钩心斗角，争权夺利；加上地方封建割据严重，各地区纷纷闹独立，不再听从帝国中央政府的统一号令；尤其是对帝国军事封建采邑制度的极大破坏，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了军事采邑向世袭个人封地转化的趋势，造成奥斯曼帝国社会经济基础的逐渐松动，以及广大农民和被征服民族的不断反抗，从而使得奥斯曼帝国的对外战争屡受挫折，极大地削弱了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36]在这样的形势下，保加利亚人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也逐渐高涨起来，其形式也时常表现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而这些起义在不同程度上都得到了与奥斯曼争霸巴尔干的奥地利和俄罗斯的支持。

“在17世纪的时候，同奥斯曼帝国争夺世纪霸权的主要对手，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威尼斯。但在18世纪中叶，威尼斯的角色改由迅速崛起的俄罗斯人来充任。”^[37]同奥地利之战和同俄国之战是奥斯曼帝国最后两百多年对外关系的主要内容，这些战争为保加利亚人反抗土耳其人的统治、争取民族解放提供了契机。不仅如此，保加利亚也因此与西边的奥地利和东边的俄国有了特殊的联系，而这种特殊关系直接影响到保加利亚在20世纪的政治发展。

奥斯曼帝国同奥地利、俄国争霸的这些战争也是它不断衰落的过程。这就在客观上为保加利亚等巴尔干半岛被压迫民族进行解放斗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保加利亚人有时甚至将挣脱奥斯曼帝国枷锁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正如保加利亚学者指出的那样：“在被奴役的黑暗岁月里，保加利亚人民中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俄国会担负起解放他们的使命。”^[38]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奥地利还是俄国更为关心的还是自己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利益，而不是保加利亚人的解放。

保加利亚人第一次有组织地反对土耳其人统治的斗争是发生在1598年的特尔诺沃起义。1593年，奥地利与奥斯曼土耳其发生战争。巴尔干半岛被压迫民族在土耳其人一次次被击败中看到了解放的希望，纷纷拿起武器反抗土耳其压迫者。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秘密筹划，保加利亚人在1598年举行了反奥斯曼帝国的武装起义。起义者把一个他们假称是保加利亚末代王朝后裔的人立为保加利亚国王，然后在保加利亚北部的特尔诺沃以及其他一些城镇和村庄进行武装斗争。17世纪末，保加利亚人多次利用土耳其军队被奥地利打败之际举行起义，可最终被奥斯曼帝国残酷地镇压下去了。造成这些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力量对比悬殊之外，奥地利为了自己的私利对保加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支持甚至还阻止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进入到19世纪，由于以下几个原因，保加利亚人的反抗斗争进一步加强了。第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奥斯曼帝国内部矛盾重重，原有统治秩序进入全面崩溃时期。第二，奥斯曼帝国在同沙皇俄国的战争中接连失败，领土缩水，力量大衰。在这种背景下，保加利亚人又开始新一轮的反抗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且与巴尔干半岛其他民族的反抗斗争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保加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主体虽然还是城乡劳动人民，但领导者是资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与以往反奥斯曼帝国的斗争相比，保加利亚人19世纪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复兴色彩更浓，对俄国依赖的程度更深。第三，被土耳其人征服之后，保加利亚各教区都被置于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区管辖，派到保加利亚的主教都是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处于土耳其封建领主和希腊传教士的双重压迫之下。从19世纪20年代起，保加利亚各地开始出现驱逐希腊籍大主教的斗争，要求由保加利亚人自己担任保加利亚各教区的主教。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斗争，保加利亚教会终于在1870年获得了自治权，建立了由于保加利亚人自己管理的保加利亚大教区。

由于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保加利亚人反抗奥斯曼帝国往往借助外力。其中，在19世纪，保加利亚人将民族解放的希望寄托在沙皇俄国的身上。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保加利亚人和俄国人同属斯拉夫人，同信东正教。二是俄国同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客观上有助于保加利亚人争取民族独立。科谢夫等人著的《保加利亚简史》对俄国就充满了感激之情：“俄国在十八世纪后半期和十九世纪的几次对土战争，尽管沙皇政府旨在征服土耳其，却都起到了进步作用。俄国军队的每一胜利，都削弱了多民族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并推动了各个被征服民族的解放斗争。”^[39]

差不多在每一个俄土战争中，保加利亚人都“满怀解放的希望”，热情地支持俄国军队。比如，在1806—1812年的俄土战争中，保加利亚人组成了保加利亚志愿军支持俄军，在攻克锡利斯特拉（Silistra）要塞的战役中表现得异常英勇。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保加利亚人同样是寄希望于俄国军队。对此，恩格斯评论说：“就在俄国无所顾忌地动手割裂土耳其的时候，西方的外交官们仍然把现状和奥斯曼帝国的领土的不可侵犯性当做某种神圣来保障和维持！只要西方外交的指导原则仍然是传统的政策，欧洲土耳其十分之九的居民就要把俄国看做自己唯一的靠山，自己的解放者，自己的救世主。”^[40]于是，一些保加利亚的爱国人士便密谋乘机起事。从法国归来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格奥尔基·拉科夫斯基（Georgi Stoykov Rakovski）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秘密团体，准备进行反奥斯曼帝国的武装起义，后因俄国兵败而未果。特尔诺沃等地还爆发了小规模的武装暴动。

19世纪60年代，保加利亚人的抵抗运动也达到了高潮，反抗运动更具组织化。1861年，拉科夫斯基在塞尔维亚政府的支持下在贝尔格莱德招募爱国的保加利亚侨民，组建了一支数百人的保加利亚军团，准备一俟塞尔维亚和土耳其发生战争，就发动解放保加利亚的全民武装起义，最终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由于复杂的国际形势，拉科夫斯基的解放保加利亚计划没能实现，他的军团也于次年解散。但是，拉科夫斯基并没有放弃，1867年终于组建了两个武装支队，分别委派帕纳约特·希托夫（Panaiot Hitov）和菲利普·托提乌（Filip Totiu）领导。1866年，流亡在罗马尼亚的伊凡·卡萨博夫（Ivan Kasabov）组建了保加利亚秘密中央委员会，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改良组织，主张在保加利亚建立一个土耳其——保加利亚二元制的君主政体。1867年，保加利亚出现了一个以赫里斯托·格奥尔基耶夫（Hristo Georgiev，1824—1872年）为首的亲俄的长老委员会，所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利益。根据俄国外交官的建议，该委员会主张与塞尔维亚结成反土耳其的同盟，在战胜奥斯曼帝国之后建立一个联邦性质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王国。可见，不同阶层的保加利亚人有着不同的政治诉求。

进入19世纪70年代，保加利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领导的反抗活动更为活跃。1870年，帕纳约特·希托夫支队成员的列夫斯基（Levski，原名瓦西耳·伊凡诺夫·孔切夫）回到保加利亚，着手建立地方革命委员会，筹集武器弹药，为推翻土耳其统治、建立保加利亚民主共和国作准备。1872年，保加利亚的国内革命组织和国外侨民代表在布加勒斯特召开大会，成立了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确立了“通过精神上的革命和武装斗争解放保加利亚”的纲领。1875年，保加利亚国内的革命组织在赫里斯托·波特夫（Hristo Botev，1848—1876年）领导下曾领导了一次反土耳其人统治的起义，但因力量对比悬殊和时机不成熟而被镇压了下去。1876年4—5月间，保加利亚的革命组织领导了一次全国性的武装起义，范围波及整个保加利亚，其中尤以西南部和普罗夫迪夫地区的规模最大，起义者甚至攻占了当地的政府机关。这场起义最后也被土耳其政府残酷镇压了下去，数万名保加利亚人被屠杀，数百个城镇乡村被夷为平地。然而，4月起义使土耳其在保加利亚的统治遭到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保加利亚人民的起义和土耳其当局的血腥暴行引起了世界关注。1876年底，应俄国政府的要求，欧洲列强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会议，讨论巴尔干半岛问题。“会议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采纳了俄国的建议，给予保加利亚、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以自治权。但是，为了避免出现一个庞大的保加利亚，从而成为俄国在巴尔干国家影响的中心，奥匈和英国竟然强行将保加利亚的疆土分为两个自治区：东保加利亚，以图尔诺沃为首府；西保加利亚，以索非亚为首府。”^[41]土耳其政府在英国的支持下拒绝接受这个计划，俄国为了迫使其接受则于1877年4月对土耳其宣战。在这场近一年的战争中，俄国军队得到了巴尔干半岛上被压迫民族的支持，保加利亚中央委员会号召保加利亚人民起来进行武装斗争，尽一切可能地帮助俄军。在保加利亚人的支持下，尽管遇到了土耳其人的顽强抵抗，俄军还是一路势如破竹，渡过多瑙河之后，陆续攻占斯维希托夫（Svishtov）、特尔诺沃、普列文（Pleven）、亚得里亚堡，大败的土耳其人被迫求和。根据《圣斯特法诺和约》，保加利亚虽然没有像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那样完全独立，但也成为一个自治的国家，其领土范围包括原保加利亚的南部、北部和整个马其顿地区，俄军将在保加利亚驻扎两年。英国和奥匈帝国担心俄国对巴尔干半岛影响的增强，坚持反对《圣斯特法诺和约》。俄国因战争消耗太大，无力与英国、奥匈帝国再起冲突，也作出妥协，同意修订《圣斯特法诺和约》，1878年6月13日欧洲列强签订了《柏林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保加利亚被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保加利亚公国，包括保加利亚北部和索非亚地区，为苏丹的附属国；另一部分是被名为东鲁米利亚（Eastern Rumelia）的自治区，即保加利亚南部，仍处于苏丹的政治和军事统治之下；第三部分是马其顿，交还土耳其。^[42]

虽然有地域上的限制和程度上的限制，保加利亚在这次俄土战争之后还是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在保加利亚各种史书中1878年就成了独立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