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右转的保加利亚

不断右转的保加利亚

三、不断右转的保加利亚

比起匈牙利来，学术界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保加利亚的研究更少。实际上，保加利亚的这一段历史充满着曲折，同样对它后来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加利亚站在同盟国一边。十月革命之后，在前线士兵和后方民众强烈反战的压力下，保加利亚的腊多斯拉沃夫（Radoslavov，1913—1918年在位）政府与苏俄政府签订了和约^[24]。但是，德国和奥匈帝国不同意保加利亚占领多布罗加北部，迫使腊多斯拉沃夫政府签订了由几国共同占领这一地区的协议。这引起保加利亚国内的强烈不满，反对党派利用民众的这种情绪于1918年6月推翻了腊多斯拉沃夫政府，组建了以亚历山大·马林诺夫（Alexander Malinov，1867—1938年）为首的新政府。新政府不顾前线士兵和后方民众的和平呼声，坚持继续作战，保加利亚军队在巴尔干战场上被协约国军队包围，溃败在即。1918年9月，前线官兵开始举行起义，领导者之一就是保加利亚农民联盟领袖斯塔姆博利斯基（Aleksandur Stambollyski，1879—1923年）。当时，农民联盟曾经要求与保加利亚共产党进行联合行动，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但是，保加利亚共产党拒绝参加，声称它只能参加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革命。

斯塔姆博利斯基1908年作为农民联盟（Bulgarian Agrarian National Union，BANU）的领袖进入国会。在东欧国家中，保加利亚农民联盟也是非常典型的。该联盟成立于1899年底，次年作为独立的政党参加国民议会选举，1901年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宣布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组织，斯塔姆博利斯基从1904年起担任农民联盟的领导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塔姆博利斯基坚持民主进步和反战的立场，1915年因此被捕入狱。直到这次起义发生前夕，政府才将他释放，让他带一个特别代表团前去安抚躁动不安的士兵。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协约国和反对亲德的斐迪南国王，斯塔姆博利斯基同农民联盟的另一位领导人拉伊科·达斯卡洛夫（Rayko Daskalov，1886—1923年）决定领导起义并于9月27日在腊多米尔（Radomir）宣布成立保加利亚共和国，自任总统，达斯卡洛夫任起义军总司令。但是，起义军缺少广泛的支持，特别是缺少左翼社会党的支持，马林诺夫政府9月29日同协约国签订了停战协议后又依靠德军的帮助于10月2日将这场起义镇压了下去。斐迪南的儿子鲍里斯（Boris，1918—1943年在位）继位，君主制度在保加利亚又复辟了。斯塔姆博利斯基的政治生涯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在1919年8月举行的议会大选中，获得选票最多的是农民联盟和共产党。但是，农民党并没有同共产党合作，而是同两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人民党和进步党组成了以斯塔姆博利斯基为首的联合政府。出任首相后不久，斯塔姆博利斯基于当年11月代表保加利亚在《讷伊条约》上签字。对许多保加利亚人来说，这是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斯塔姆博利斯基政府面临着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压力。

1919年底和1920年初，运输邮电工人举行了长达五十余天的大规模罢工，保加利亚共产党积极声援，许多党员参与其中。大罢工结束以后，农民联盟政府为了缓和矛盾，解散了国民议会，提前在1920年3月举行议会选举。尽管对《讷伊条约》不满，但是，大多数选民还是把票投给了农民联盟。在议会中，农民联盟获得了109个席位，共产党获得50席，民主党24席，人民党14席，其余五个政党获得的议席都不超过10个。^[25]获胜后，农民联盟既不与共产党合作也不再与资产阶级政党联合，而是于1920年5月组成了一党的新政府。在以后的两年多时间中，斯塔姆博利斯基政府在内政方面反对城市化和工业化，向农民重新分配土地，改革司法制度，支持农民合作社、普选和地方自治；在对外政策方面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农民领袖建立联系，企图成立一个与共产党“红色国际”相对抗的“绿色国际”。1922年，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签订《尼什条约》（The Treaty of Ni2），试图建立一个南部斯拉夫人的联邦。在斯塔姆博利斯基看来，“保证巴尔干半岛和平最可靠的途径是创建一个联邦制的南斯拉夫联邦，保加利亚应与塞尔维亚或克罗地亚一样成为它的成员”^[26]。建立巴尔干联邦的设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影响保南关系和苏南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斯塔姆博利斯基政府的这些做法不仅没有平息左翼的不满，反而又引起了右翼的愤怒。在1923年4月的大选中，农民党再一次获胜，继续奉行其原来的国内政策和反战主义、与南斯拉夫接近的立场。斯塔姆博利斯基还想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保留还是废除君主制，国王鲍里斯也极为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下，赞可夫领导的极右翼集团在鲍里斯的支持下于6月9日发动军事政变。赞可夫（Aleksandur Tasnkof，1879—1959年），早年在索非亚大学学习法律，1910年任经济学教授。在政治倾向方面，赞可夫原是社会民主党人，但不断右转，1922年任保守集团的首脑。政变的当天，资产阶级右翼政党联合组织的“立宪集团”得到了反动军官和马其顿民族主义分子的支持，推翻了农民联盟执政的政府，建立了以赞可夫为首的法西斯政权。斯塔姆博利斯基于6月14日被杀害，农民联盟的其他左翼领导人也都遭到逮捕和镇压。此后，农民联盟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其左翼在1936—1939年间与保加利亚共产党合作，建立了反法西斯阵线。

在这场政变中，在国内有非常大影响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采取了超然不介入的态度。政变发生当晚，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发表宣言说：“今晚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我党既不能支持旧的政府，也不能支持新的政府，一定不要卷入城乡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中去。”^[27]普列文市的共产党人自动地抗击政变，受到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的申斥。正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注意到了保加利亚发生的政变以及保共的态度，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专门讨论了保加利亚的问题。共产国际认为，赞可夫上台对保加利亚共产党来说是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它“不仅证明了反革命力量日益增大，而且也是保共消极策略的结果”^[28]。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变前保加利亚共产党没有与农民联盟结成统一战线阻止政变，政变发生后又没有在赞可夫立足未稳时乘机起义，丧失了一次夺取政权的机会。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也发表文章批评保加利亚共产党：“克伦斯基在1917年9月不也是工人的一个敌人吗？可是布尔什维克联合他反对科尔尼洛夫，最后克伦斯基也被推翻了。对于斯塔姆博利斯基也应如此。”^[29]

共产国际执委会并不了解保加利亚政治局势发展的具体情况，但仍决定保加利亚共产党应立即准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第三次扩大会议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就反对保加利亚新政府告保加利亚工农书》，号召保加利亚工农群众起来反对赞可夫法西斯集团，为建立工农政府而斗争。共产国际还让保共中央书记科拉罗夫立即回国，帮助保共中央转变立场，执行共产国际的既定方针。科拉罗夫于7月初回国，一度被捕入狱，8月初才获释。在这期间，保共中央不仅坚持原来不介入的立场不变，并且认为共产国际对保加利亚的具体情况不了解，结果遭到了共产国际更加严厉的批评。科拉罗夫获释后召集了保共中央非常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了一份具体的提纲，将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和建立工农政府等问题都列上日程，凡有不同意者都被斥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最后，会议通过了这份提纲，确立了起义方针，决定10月底在全国范围内同时举行起义。会议还决定要做好军事准备，筹集武器，把全国划成几个区，每个区都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

为了准备武装起义，保共中央从8月14日起连续在报刊上发表季米特洛夫等人的文章，宣传建立包括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主张。接着，保共又分别向社会民主党、激进党、农民联盟提出统一行动的建议。社会民主党坚持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行动的一贯立场，拒绝与共产党人一道行动。农民联盟中也只有少数左翼表示响应。可就在这时，赞可夫却发觉了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动向，抢先于9月12日下手，搜查共产党和工会的机关，封闭其报刊，大肆逮捕保加利亚共产党党员。面对突变的情况，保共中央于20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于23日提前举行武装起义，把西北部弗拉查州（Vratsa）定为起义的中心地区，全国各地配合。起义虽然这样举行了并且一度蔓延到其他一些地方，但参加的人数并不多，而且主要的城市并没有响应，政府调动了大批军警，到月底就把起义镇压下去。起义失败后，整个保加利亚都被淹没在血泊之中，两万多名共产党人、工人、农民被杀，更多的人遭到逮捕和迫害。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科拉罗夫和季米特洛夫流亡国外，被缺席判处死刑。保加利亚共产党组织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10月将领导机关迁往国外。九月起义是保共继6月政变时错误决策后走向另一极端而出现的一次更加错误的行动。当时法西斯政权正在得势，革命形势并不具备，保加利亚共产党却在准备极不充分的情况下仓促行事。在农业人口占80%以上的保加利亚，除了农民联盟左翼少数成员参加了起义之外，共产党人总共不到4万人，实际上是孤军奋战，而对手却是强大的反动武装力量。因此，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赞可夫政府一直存在到1926年。在这期间，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和稳定局势，赞可夫解散了农民联盟在城乡建立的议会，废除了土地改革法，取消了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禁止举行罢工和示威。与此同时，他还严厉镇压共产党人，“整个1924和1925年间，对‘布尔什维克’及其同情者不论青红皂白一律加以迫害”^[30]。1925年4月，保加利亚共产党的一些党员试图用暴力恐怖行动对抗赞可夫的镇压，先是刺杀了一个退休的将军，两天后又在给这位将举行葬礼的索非亚大教堂屋顶安放了炸弹，炸死了一百六十多人，伤者多达数百人。^[31]赞可夫政府“不加审讯地又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农民联盟盟员和党外反法西斯战士”^[32]，对共产党的“白色恐怖”达到了顶点。不过，从此时起也同其他国家一样，保加利亚局势也进入了相对稳定时期。除了政权比较稳固之外，受战争破坏的经济也开始恢复和发展。比如，农业耕地面积和烟叶、甜菜、棉花、葡萄等经济作物的产量都有一定的增长，轻工业、采矿业和加工工业的规模也都有所扩展。

在这种形势下，1926年1月赞可夫政府被相对温和的安德烈·利亚普切夫（Andrei Liapchev，1866—1933年）为首的新政府取代。但是，“这种政府更迭在保加利亚内部没有产生任何重大的变化”^[33]。在镇压革命运动方面，与赞可夫政府比起来，利亚普切夫政府只是改变了手法，使之在形式上温和一些。受1929年经济危机的冲击，保加利亚的工业产值不断下降，失业人数越来越多，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减少，工人和农民普遍陷入饥饿与贫困之中，人们对当政者日益不满。因此，在1931年6月举行的大选中，由自由党、民主党、进步党和农民联盟左翼组织的联合阵线击败了由得亚普切夫和赞可夫领导的执政力量，组成了由民主党领袖亚历山大·马林诺夫（Aleksandar Pavlov Malinov，1867—1938年）为首的新政府。同年10月底，另一名民主党领导人尼古拉·穆沙诺夫（Nikola Mushanov，1872—1951年）取代马林诺夫出任政府总理。^[34]

虽然比利亚普切夫政府更为温和、更加左倾，但是，新政府同样没有解决“来自共产党的威胁”，“来自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超级恐怖分子的时时存在的威胁”和“军官联盟的控制”这三个保加利亚政治生活中的棘手问题。^[35]在它执政期间，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照旧没有任何挑战地统治着彼得里奇（Petrich）地区，政府采取同它相互容忍的政策。共产党的影响日益增大，1932年9月在索非亚市政选举中获得了35个议席中的19个。1934年2月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同希腊和土耳其结成“巴尔干协约国”（the Balkan Entente），保加利亚因而在外交上更为孤立。^[36]对这些极为不满的保加利亚的军官联盟在维尔切夫上校（Damian Velchev，1883—1954年）的带领下于1934年5月19日发动政变，赞可夫更是照纳粹的样子在保加利亚成立了一个名为“国际社会运动”的法西斯组织。^[37]在这种形势下，国王鲍里斯被迫任命右翼的“环节集团”（the Chain）领导人基蒙·格奥尔基耶夫（Kimon Georgiev，1882—1969年）将军为总理，他领导的政府也被称为“5月19日政府”。格奥尔基耶夫上台后，对内解散所有政党，严厉镇压保加利亚共产党和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对外继续寻求与南斯拉夫和好，并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

但是，由于自身社会基础比较薄弱，而且与南斯拉夫缓和的外交政策引起了一些要“复仇”的军官们和国王鲍里斯的不满，1935年1月，格奥尔基耶夫政府被迫辞职。在以后的十个月中，保加利亚先后出现以兹拉特夫（Petur Ivanov Zlatev，1881—1948）将军为首的和以托舍夫（Andrey Slavov Toshev，1867—1944年）为首的两届过渡政府。同年11月，政府宫廷大臣格奥尔基·基奥赛瓦诺夫（Georgi Ivanov Kyoseivanov，1884—1960年）组建了新政府，政权实际已经为国王鲍里斯所掌握，成了一种公开的君主法西斯专政。从这以后，在国王鲍里斯的推动下，保加利亚在经济上与德国越来越密切，成了后者的农业附属国和原料供给国。到1939年，保加利亚对德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67．8%，德国对保加利亚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65．5%。^[38]在战争爆发之前，保加利亚与德国已紧紧地绑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