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清洗

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清洗

二、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清洗

接下来进行清洗的是匈牙利共产党。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匈共一直存在着国内派和国外派。国内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拉伊克·拉斯洛（Rajk Lszlō，1909—1949年），国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拉科西·马加什（Rakosi Matyas，1892—1971年）。拉伊克1931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1936—1937年加入西班牙内战并任国际纵队匈牙利营政委，1939年2月流亡法国，两年后回国时被捕入狱，1944年9月获释后参加党的地下工作，12月又被德军逮捕并押送到德国，直到1945年5月才获释回国。解放后，拉伊克先后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内务部长、外交部长和人民阵线总书记等职。但是，解放后在匈牙利执掌大权的却是国外派。拉科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俄国战俘营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1918年回国，匈牙利共产党成立后任地方组织书记。1919年革命失败后，拉科西流亡到苏俄等国，1921—1924年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后来回国参加匈牙利共产党的重建并任书记处书记，多次被反动当局逮捕，1940年在苏联的干预下获释并到了苏联，成为匈牙利共产党国外委员会的领导人，1945年1月再度回国后任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国外派的另一位领导人格罗·埃诺（Gero Erno，1898—1980年），1918年加入匈共，1919年革命失败后从事地下工作，1922年11月被捕，是苏联通过外交途径把包括他在内的42名匈共党员解救出来。20—30年代，格罗领导过法国共产党匈牙利小组，在苏联的列宁学校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过，参加了西班牙内战，1939—1941年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44年从苏联回国。在苏联模式确立的过程中，拉科西、格罗同法尔卡什（Farkas Mihaly，1904—1965年）、雷瓦伊（József Révai，1898—1959年）形成了四人集团。

匈牙利共产党掌权的是亲苏的国外派，“冷战”开始后在内政外交方面紧跟苏联。苏南公开冲突后，拉科西、法尔卡什等人也开始在匈牙利共产党内寻找“铁托的代理人”，将清洗的对象锁定在拉伊克等人身上。之所以如此，最直接的原因是拉伊克曾担任过匈南友好协会主席，与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交往比较密切。但在深层上，这也是两派争权夺利斗争使然。拉科西的做法也正合苏联领导人的心意，斯大林还专门派内务部官员和一批顾问到匈牙利协助清洗。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共的决议公布不久，在1948年7月召开的一次党的政治局会议上，拉伊克就被指控“准备发动军事政变”。由于准备不充分，再加上拉伊克的申辩，这次会议没能将拉伊克定罪。但到9月，拉伊克不再担当政府中权力很大的内务部长，改任外交部长。与此同时，匈牙利共产党的清洗工作也开始了，最早被清洗的是新成立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的前社会民主党人。从1949年5月起，匈牙利共产党在全社会发起了打击“叛徒”、“敌人”和“间谍”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6月16日，匈共中央机关报《自由人民报》报道了拉伊克被捕并被开除出党的消息，罪名是“帝国主义的托洛茨基代理人”。

在公开审判之前，匈牙利安全部门在苏联顾问的指挥下，仿照苏联30年代大清洗的方式对受审者进行非人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即使如此，拉伊克等人也拒绝承认对他们的指控。在这种情况下，匈牙利安全机关和苏联顾问又采取了诱骗的手段，对拉伊克等人说：招供是为了世界共产主义事业的需要，“斯大林和党知道他们是无辜的，但为了揭露铁托的阴谋，需要他们做出牺牲。等审判结束之后，他们就会被送往安全的地方，去过隐姓埋名的生活”^[59]。接替拉伊克任内务部长的卡达尔·亚诺什（Kadar Janos，1912—1989年）也来到关押拉伊克的牢房，“要求拉伊克放弃抵抗，与党进行合作，为党的利益服务，向全世界证明铁托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卡达尔还向拉伊克保证说，拉科西和政治局的成员都知道事实真相，他们相信他是无辜的，但是要求他为党做出牺牲。卡达尔告诉拉伊克，即使他被判处死刑，也会被赦免的，判决不会执行，他和他的家人在公开审判结束会被送往苏联，开始隐姓埋名的新生活。将来他会再次成为一名有地位的党员”^[60]。拉伊克等人信以为真，同意接受指控。

1949年9月16日，布达佩斯人民法庭审理“间谍颠覆活动”案。被告一共8人，除拉伊克之外，还有原国防部反间谍局局长帕尔菲（György Plffy，1909—1949年），中央干部部副部长绍洛伊（Andrs Szalai），内务部警官科隆蒂（Béla Korondy，1914—1949年）上校，前社会民主党人理论家尤斯图斯（Pl Justus），南斯拉夫少数民族组织的奥根诺维奇（Milan Ognjenovich），以及瑟尼（Tibor Szönyi）和布兰科夫（Lazar Brankov）。拉伊克是主犯，经过莫斯科审核的起诉书指控他的罪名有：在参加西班牙内容期间就充当了美国情报机关的代理人，二战期间回国后任党的国内委员会领导人时是霍尔蒂反动政权的特务，战后又成为南斯拉夫的间谍，按照南斯拉夫和英美帝国主义的旨意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61]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们对指控的罪行供认不讳。拉伊克承认自己是霍尔蒂秘密警察的密探，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被派到国际纵队里当奸细，战后，又打入匈牙利共产党内部，为铁托和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年）效力。他还与南斯拉夫内务部长兰科维奇有直接关系，准备密谋杀害拉科西、法尔卡尔和格罗。演戏一般的审判持续了一周。9月24日，法官宣布判决结果：拉伊克、瑟尼和绍洛伊等三人处以绞刑，布兰科夫和尤斯图斯无期徒刑，奥根诺维奇有期徒刑九年，帕尔菲和科隆蒂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后也被判死刑。审判后，拉伊克等人得到的不是秘密获得的自由，而在10月15日走上了绞架。在这过程中，法卡什主管的国家保安局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国内受党的总书记拉科西的直接领导，国外无条件服从来自苏联保安部门甚至是斯大林本人的指示。匈牙利的大清洗，无论手段（处决、监禁、放逐、开除出党等）、程序（逮捕、逼供、公审、判刑），还是非理性、反人性的程度，都与苏联大清洗时代如出一辙。^[62]

拉伊克案件之后，匈共党内开展了更大规模的名为“提高警惕”的清查运动，一直持续到1953年。在拉科西直接指挥下，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普通干部和党员也被以“铁托分子”、“拉伊克分子”等名开除党籍或拘捕。1948—1953年6年间，匈牙利近130万人被法庭审讯，其中695 623人被判刑。这意味着在当时拥有950万人口的匈牙利，每年就有1．2%左右的人遭到监禁。^[63]

匈牙利清洗的最大特点是针对南斯拉夫。起诉拉伊克的检察官说：“严格说来，这并不是对拉斯洛·拉伊克及其同谋的审讯。受审的铁托及其亲信……很明显，匈牙利人民法庭宣判拉斯洛·拉伊克这一帮阴谋分子有罪，在道义上和政治上也宣判了南斯拉夫的叛徒铁托、兰科维奇、卡德尔和吉拉斯这个犯罪集团。这次审判的国际意义就在于此。”^[64]事实上也是如此，对拉伊克的审判完全服务于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攻击。9月26日，苏联政府在给南斯拉夫政府的照会中声称，拉伊克案件充分证明南斯拉夫“一直执行着极端敌视苏联的政策，进行颠覆苏联的活动”，“南斯拉夫现政府完全是外国资本主义集团的附庸，已经沦为这些集团侵略政策的工具”^[65]。正因如此，苏联宣布废除1945年4月11日签订的苏南友好互助条约。10月25日，苏联政府再一次以拉伊克案件为由照会南斯拉夫政府，声称南驻苏大使米丘诺维奇（Veljko Micunovic）“在苏联一直从事间谍和颠覆活动”，不宜再留在苏联。^[66]共产党情报局第四次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1月下半月在布达佩斯召开的。会议通过的决议特别指出：“情报局认为，为反对铁托集团——一伙受雇佣的特务和刽子手——而斗争，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义务。”^[67]根据这个决议，东欧各国党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清洗运动。

就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刽子手和特务掌握中》决议公布的第二天，1949年11月30日，保加利亚公布了对民族主义间谍集团的起诉书。这个集团包括政府10名部长、党中央书记、军队高级领导等共23人，首领是保共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特莱乔·科斯托夫（Traicho Kostov，1897—1949年），罪名是“与铁托集团、英美间谍机关有密切联系，并且在他们的直接指挥下组织了反对保加利亚人民民主制度的阴谋”。科斯托夫1920年就加入了保加利亚共产党（紧密派），1931年和1936年分别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委员，1942年任中央书记，长期主持保共的宣传工作，在早年的革命生涯中多次被反动当局搜捕判刑。解放后，科斯托夫1945年当选为保共中央政治委员和第一书记，1946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先后兼任过水利电力部部长和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在保加利亚政治生活中实际上是第二号人物。科斯托夫成为清洗对象也不是偶然的，起诉书说：“他一生的主要特征就是两面三刀，叛国通敌，阴谋反对保加利亚工人阶级和人民最神圣的利益。”^[68]其实，清洗科斯托夫的最重要原因是他得罪了苏联。由于解放后主要负责经济工作，科斯托夫在与苏联进行贸易谈判时注意维护保加利亚的权益。有学者这样描述道：“科斯托夫发现苏联以极低的价格从保加利亚购买大量的烟草和玫瑰油，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其售价低于保加利亚人在国际市场上的售价。为了阻止这种行为，1947年，科斯托夫命令把禁止向外国泄露经济信息的保守国家机密法律应用于苏联。”^[69]对此，斯大林怀恨在心。1948年12月6日，科斯托夫随季米特洛夫等人去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保共五大的筹备情况时，“斯大林非常严厉地批评了特莱乔，说后者拒绝苏联代表到索非亚直接（了解）保加利亚有关经济部门的情况。斯大林把此事同铁托的行为等量齐观：‘正是从这里开始了我们同铁托的冲突’”^[70]。从莫斯科回来后，保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9日召开会议，主要内容是介绍在莫斯科会谈情况，批评科斯托夫的错误，采取措施消除苏联对保加利亚已产生出的不信任。

保共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在党内搞清洗。然而，清洗谁呢？季米特洛夫与铁托的关系一直不错，是一个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享有很高威望的老资格革命家，当过共产国际总书记，同德国法西斯进行过面对面的斗争。不仅如此，季米特洛夫在苏联生活时间超过25年，有很深的苏联情结，对斯大林也很谦卑。另一方面，季米特洛夫的健康状况不好，1949年3月7日被送往苏联治病，7月病逝在莫斯科。无论是从保共角度还是从苏联角度，清洗最合适的人选都是科斯托夫。科斯托夫从莫斯科回来后也大力宣扬保苏友谊，在1949年1月28日的《工人事业报》上还专门发表了《为了保苏友谊》一文。他在文中说：“与苏联在一起，依靠着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就能组建一支强大的、战无不胜的反帝的创造力量。没有苏联，他们将会很快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傀儡。”^[71]差不多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也邀请科斯托夫及其夫人到苏联休养和治病。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从1949年1月起，保共中央内部就开始批评科斯托夫的“民族主义倾向”。1月1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就专门讨论了科斯托夫在“我们同苏联关系中的错误言行问题”^[72]，3月26—27日召开的中央全会谴责了科斯托夫的反苏态度。这次全会通过的决议指责科斯托夫支持民族主义路线，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煽动党内派系斗争，密谋反对季米特洛夫，离间苏联与保加利亚的关系。最后，科斯托夫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接下来，保共对科斯托夫的谴责进一步升级。6月20日，科斯托夫被保加利亚安全机关逮捕，他的罪名是“为帝国主义国家从事经济破坏和间谍工作”。大约有两百人与科斯托夫一同被抓，他们多半或者与科斯托夫有联系，或者是同南斯拉夫人有交往的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在第二天举行的中央会议上，科斯托夫又被缺席开除出党。科拉罗夫在会上指出：“毋庸置疑，科斯托夫的错误与奸诈的铁托主义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他已经成为国际反动派的一面旗帜。今天，他的名字就是所有与党敌对的事情的同义词。”^[73]

在接下来的四个多月里，保加利亚的安全机构对科斯托夫等人进行了审讯，方式、方法几乎与匈牙利安全机构审讯拉伊克一样。^[74]在肉体折磨和政治诱骗下，科斯托夫也答应认罪。1949年12月7至14日，保加利亚的司法机构在索非亚对科斯托夫等人进行公开审判。但在公开审判期间，科斯托夫又翻供，拒绝认罪。他在法庭上说：“在这个特殊法庭面前，我有最后几句话要讲。我认为我的良知要求我告诉法庭并且通过法庭告诉保加利亚人民，我从来没有为英国情报部门服务过，从来没有参与过铁托和铁托集团的阴谋和犯罪行为……我一直像一个共产党员那样做事，一直忠于苏联，尊重苏联。”^[75]12月14日，法庭只判处科斯托夫一人死刑，其他则被判处有期或无期徒刑。在这之后，保加利亚共产党又清洗了“科斯托夫分子”和其他敌对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