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于复仇的匈牙利

急于复仇的匈牙利

二、急于复仇的匈牙利

《特里亚农条约》给匈牙利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仅由于边界的变化就使它损失了58%的铁路、84%的森林资源、43%的可耕地、83%的铁矿、29%的褐煤和27%的烟煤。^[15]这样的匈牙利在一战后有着同德国类似的命运和同样强烈的复仇心理。正是从这种领土收复主义角度，美国学者海斯提出了“未收回领土”的概念并指出了它与东欧国家间纷争的关系。他说：“所谓‘未收回领土’是指那些给几个民族国所争夺的土地与居民，它们都挂起民族主义的牌子，说这些土地与居民应该属于它们……这些都是在诸关系国中培养完整民族主义的根源。匈牙利人和日耳曼人及其他‘被侵害’的民族似乎不遵从异族和平主义者的命令，似乎不愿意在它们的学校里、军队中、报纸上，减少其民族权利和利益的宣传；然而，这种宣传在继续发生作用的期间，会使国际的关系日益紧张，使战云日益浓厚。”^[16]

苏维埃政府辞职后，政权落入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佩德尔·久拉（Pedre Gyula）领导的工会政府手中，匈牙利又逐渐恢复了旧的社会秩序。开始是久拉政府下令撤销了革命法庭，解散了红军和赤卫队，恢复了旧的法院、警察局和宪兵队，释放在苏维埃政权期间逮捕的反动分子，把国有化的地产和工商企业归还给原主。尽管久拉是社会民主党的右翼，尽管工会受社会民主党控制，但从整个匈牙利政治分野上看，无论是久拉还是工会又都属于左翼。因此，没过几天，久拉政府就垮台了。8月6日，在3月进入布达佩斯的罗马尼亚军队和协约国使团的干涉下，工厂主伊斯特万·弗里德里希（Istvan Friedrich，1883—1958年）出任新政府总理，约瑟夫·哈布斯堡（Josef Habsburg，1887—1922年）大公摄政，匈牙利建立起了傀儡政权。也就从这时起，匈牙利名义上还是一个时常举行议会选举的“民主国家”，但实际上已在民主还是专制的较量中一步一步走向法西斯主义专政，即对内建立起恐怖政权，对外投靠德国。

11月14日，在英美等国的协调下，罗马尼亚军队撤出匈牙利，原奥匈帝国的海军上将霍尔蒂（Miklós Horthy，1868—1957年）率“国民军”开进布达佩斯。匈牙利陷入白色恐怖之中，许多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和共产党人惨遭杀害。“在几个月内，就有五千人被杀，七万人被投入监狱或投入非人条件的拘留营。当时，大批思想进步的人被迫离开国家，全国笼罩在一片恐慌和疯狂的复仇气氛中。”^[17]对此，有学者评价说：“这一切似乎都是要把时间拉回到1914年，而协约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也使得霍尔蒂得以将他们早些时候做出的建立民主制度的保证弃置一旁。”^[18]

1920年1月，新选出的国会通过法案，虽然没有规定与奥地利合并，但宣布匈牙利恢复王政。3月1日，霍尔蒂用武力迫使国会推举他为匈牙利王国的摄政，拥有广泛的、相当于国王的权力，匈牙利成了一个没有国王的王国。3月，人民党的律师山多尔·西莫尼塞马敦（Sándor Simonyi‐Semadam，1864—1946年）政府取代了1919年11月成立的卡罗·伊胡萨尔（Károly Huszár，1883—1941年）政府。7月，代表大地主和金融资本家利益的帕尔·泰莱基（Pál Teleki，1879—1941年）伯爵组建的政府又取代了莫尼政府。在1920年夏天举行的大选中，小农党大胜，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党团。根据帕尔默的看法，农民政党是东欧国家独有的政治现象。从好的方面说，这表明农民政治参与性的增大。从不好的方面说，农民的地方性和独立性很强。由于反对的往往是“肆无忌惮的地主、高利盘剥的放债者，或者糊涂的官僚”，农民领袖不可能制定出一项全面的国家政策。他们若要关心更为广泛的问题，就势必脱离那些眼界很窄的基本群众。^[19]这种局限性在匈牙利小农党身上体现得比较突出，它名为小农党，实际上只代表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那部分农民的利益，而且缺少一个统一的正式纲领。因此，最终组阁的是属于保守派的贵族代表帕尔·泰莱基。这一时期，匈牙利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除了政府不断更迭之外，哈布斯堡王朝的查尔斯四世（CharlesⅣ，1887—1922）回到匈牙利，试图恢复王位，但霍尔蒂借口协约国和邻国的反对拒绝交出政权。另外，泰莱基执政后只进行了初步的土地改革来兑现对农民选民的许诺，许多人对此表示不满。结果，不少小农党议员与代表贵族利益的“基督教联合会”合并为“统一党”，领导者就是伊斯特万·拜特伦（Istvan Bethen，1874—1946年）。在这种情况下，“与国王谋位有瓜葛的泰莱基政府被迫让位。1921年4月14日，泰莱基把政权交给他的朋友、最精明的贵族政客伊斯特万·拜特伦”^[20]。

1921—1931年间，匈牙利政治生活为两个人所左右，一个是拜特伦，另一个是霍尔蒂。在台前主持政府的是拜特伦，而在台后控制匈牙利的却是霍尔蒂。

对拜特伦的执政，帕尔默有这样的评价：“与霍尔蒂相比，拜特伦在民主的20年代更加是政治上一个不合时宜的人物。他的责任感使他不至于成为独裁者；但他有一种几乎是18世纪贵族的责任观念，这就使他在十年的执政期间把匈牙利政治限制于独裁主义的束缚中。”^[21]具体来讲，在政治方面，面对民众对右翼极端分子恐怖活动的严重不满和反抗，拜特伦一方面在镇压民愤极大的刑事罪犯的同时大赦了那些由于“爱国心”过重而杀人者，另一方面又以合法性为诱饵使右翼社会民主党同他一道压制工人的反抗，降低有选举权的人的比例。匈牙利虽然名义上是一个民主国家，但1922年时，新选举法有苛刻的限制条件，如极高的年龄界限，财产额规定，提名条件，排斥妇女，居住年限等，是当时欧洲最落后的选举制度。在经济方面，拜特伦进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对拜特伦的土地改革政策比较失望，因为他们不但要为分得的贫瘠土地付高额的赎金，而且还得不到所需的工具。不过，总的看来，由于局势相对稳定和从国际联盟那里得到一笔数额较大的贷款，匈牙利的经济状况还是有好转的。从1924年起，生产力逐步得到提高，1929年的产值已超过战前12%。纺织工业1925年比1913年增长两倍。在外交方面，拜特伦和霍尔蒂一样，都以彻底修订《特里亚农条约》、恢复往日的匈牙利为最高政治目标。因此，尽管通过谈判加入了国际联盟，尽管1927年与意大利签订了友好条约，但是，这一时期匈牙利实际上是处于外交孤立的状态之中。

然而，不仅是匈牙利的发展进程，就是全欧洲的发展进程都被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打乱了。这次大危机于1929年秋天从美国华尔街股市崩盘开始，之后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直持续到1933年。在危机期间，欧美各主要工业国家经济瘫痪，生产倒退了二十多年，造成的损失总计约2 500亿美元。这场危机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还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危机。失业工人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在职工人开展罢工，反对资本家，反对政府。为了应对危机，美国宣布实行“新政”，采取国家干预经济的办法，利用旧市场，开辟国内新产业来缓和经济危机。德国、日本等国则建立起法西斯政权，疯狂地扩军备战，在欧洲和亚洲形成了两个战争策源地，战争的阴云开始笼罩全世界。

受这场危机的冲击，匈牙利工农业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就前者而言，“1930、1931和1932年的工业生产分别只达到1927年的81．8%、67%和58%”。就后者而言，由于粮食无法出口而大量积压，主要农产品小麦价格下跌了60%以上。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各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22]1931年8月，拜特伦在经济一片混乱的形势下辞去总理职务，^[23]接替拜特伦的先是大地主出身的久拉·卡罗利（Gyula Krolyi，1871—1947）伯爵。但也就从这时开始，霍尔蒂在匈牙利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更大了起来。霍尔蒂生于奥匈帝国的匈牙利东部省份的一个中等贵族家庭，1882年进入奥匈帝国海军学院学习，毕业后又进入意大利里耶卡（Rijeka）海军学校受训三年，回国后在海军服役。由于战功卓著，霍尔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西斯·尤塞夫（Franz Joseph，1830—1916年）的侍从武官升到海军上将。

1932年10月，霍尔蒂将亲德意的种族主义者久拉·贡伯什（Gyula Gömbös）扶上了台。就任总理后，贡伯什对内采取高压政策，残酷迫害共产党人和镇压工人运动，对外追随德意法西斯，1933年4月和7月先后访问了罗马和柏林。1934年初，匈牙利同奥地利、意大利签订《罗马议定书》，结成了多瑙河集团。1936年，贡伯什去世。总理虽然先后由卡尔曼·道拉尼（Klmn Darnyi，1886—1939年）、贝拉·伊姆雷（Béla Imrédy，1891—1946年）、帕尔·泰莱基伯爵等人接任，但实际掌握大权的却是霍尔蒂。1937年初，匈牙利国会投票授予霍尔蒂更大的权力，他统治下的匈牙利全面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其表现，一是出现了许多法西斯组织，如“镰刀十字军”、“箭十字团”等。二是1938年11月制定并开始实施了第一部反犹太人法律，进行有组织地迫害犹太人。三是参与瓜分捷克斯洛伐克，得到了捷克南部绝大多数是匈牙利人居住的地区，从罗马尼亚夺回了特兰西瓦尼亚。四是1939年退出国际联盟，加入德意日轴心国的“反共产国际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