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四、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东欧国家中，匈牙利的特殊之处就在于，独立后不久建立起苏维埃共和国。尽管存在时间短暂，它却是东欧最早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匈牙利原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奥匈帝国在一战中战败后，匈牙利领土被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奥地利、波兰和意大利分割，只保留了马扎尔人为主的那些地区。1918年10月，布达佩斯的工人和士兵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匈牙利脱离奥匈帝国而独立。在这个过程中，匈牙利出现了一个卡罗利·米哈伊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右派、小资产阶级激进党和地主参加的联合政府。11月16日，卡罗利在帝国大厦宣布匈牙利共和国成立。

在群众革命运动的压力下，卡罗利政府被迫宣布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措施，但兑现的不多，民主改革的步伐十分迟缓，而人们最不满的是卡罗利政府在外交上的失败。为了得到协约国的支持，卡罗利政府同意接受战胜国对一部分土地的占领和对铁路邮政的管制，结果使越来越多的领土脱离了匈牙利。所有这些都大大地激化了匈牙利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另外，受俄国十月革命和德国十一月革命影响的民众也进一步左倾。1918年11月20日，匈牙利共产党在莫斯科成立。该党成立后就号召共产党员立即返回匈牙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机关报第一期刊登的社论呼吁：“我们，共产主义者正在领导匈牙利工人阶级为必将到来的、甚至现在已经在祖国开始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准备。”^[84]共产党员在广大工人群众和军队中积极展开工作，建立党的组织，创建工人赤卫队。在匈共的领导下，工人夺取大企业和农民夺取大地产的斗争席卷全国，许多地方都举行了武装起义。

对面这种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匈牙利资产阶级非常惶恐，试图用暴力镇压的方式来扑灭革命烈火。1919年2月初，在社会民主党右派的支持下，卡罗利政府逮捕了以贝拉·库恩（Bela Kun，1886—1939年）为首的46名共产党的领导人。年轻的匈牙利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秘密地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卡罗利政府和社会民主党右派的行径非但没有阻止革命的发展，相反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各地接连发生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大批工人退出社会民主党，基层工会也迅速地转到共产党方面。从3月中旬起，全国有11个州的政府官吏被撤换或被赶走，布达佩斯的部分士兵也站到了工人一边，这时的卡罗利政府实际上已处于瘫痪状态。

协约国对匈牙利革命形势的发展也十分不安，担心匈牙利走上十月革命的道路，进而波及整个西欧，因此，决心进行干涉。3月20日，协约国要求匈牙利把三分之二的领土割让给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否则协约国将对匈牙利实行武装占领。卡罗利政府既不敢贸然答应，又无计可施，只好辞职，把政权交给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也感到自己很难支撑住局面，于是决定同在群众中有较大影响的共产党联袂，到监狱中同贝拉·库恩等人进行谈判。当时，匈共提出的合作条件是：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军队和人民警察，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工业国有化，同苏维埃俄国结盟等等。社会民主党接受了这些条件，21日与共产党签订合并为社会党的协定，共同接管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当晚正式宣告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社会民主党人山多尔·加尔拜（Sandor Garbai）为政府主席，贝拉·库恩为外交人民委员。^[85]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建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巩固政权、改造社会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的革命措施，主要包括：解除资产阶级武装，建立红军。颁布土地、工业银行和交通国有化法令。实行对外贸易国家垄断；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的法令。实行民族平等。提高职工工资，男女同工同酬。与苏维埃俄国建立友好关系，等等。^[86]

匈牙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和仇恨。1919年4月16日，法国联合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国的军队，从东、北、南向匈牙利发起进攻，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苏维埃政府发表文告，号召劳动者拿起武器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在贝拉·库恩等领导人的带领下，奋起自卫，一度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不仅收复了部分失地，而且还深入到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追击敌人，甚至帮助斯洛伐克人民在科希策（Košice）建立了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然而，这些胜利都是暂时的。从7月开始，协约国以优势兵力再次向匈牙利大举进攻。弱小的红军无法抵挡。更为不利的是，社会民主党人在大敌当前采取了妥协、投降政策。8月1日，苏维埃政府宣布辞职，存在133天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2万多人被杀害，8万多人被关进监狱，14万人被流亡国外。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了，但匈牙利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并没有停止。长期以来，关于这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在共产党人队伍中和社会主义国家里同样是一个有很大争论的问题。比如贝拉·库恩本人在1920年写的一篇长文中就认为，这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苏维埃政权对资产阶级镇压得不够，没有能够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以及社会民主党实行妥协叛卖的政策等等。^[87]共产国际更是将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于社会民主党，责备匈牙利共产党不应该与社会民主党合并。^[88]站在今天的高度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主要还是因为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搞社会主义的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

【注释】

[1]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前言第7—8页。

[2]马细谱等：《是解放者，还是扩张主义者——论一八七七——一八七八年俄土战争的性质》，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2期，第67页。

[3]［美］特里萨·拉科夫斯基—哈姆斯通等主编：《东欧共产主义》，林穗芳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4]参见王联：《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理论》，载《世界民族》1999年第1期，第7页。

[5]姜德顺：《不同语境下的“民族主义”》，载《世界民族》2002年第2期，第47页。

[6]Peter．F．Sugar，Eastern European Nationalism，Politics and Religion，Brookfield，VT：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1999，p．4．

[7]Robert Bideleux and Ian Jefferies，A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Crises and Change，p．5．

[8]Peter．F．Sugar，Eastern European Nationalism，Politics and Religion，p．5．

[9]李丹琳编著：《匈牙利》，第53页。

[10]章永勇编著：《塞尔维亚和黑山》，第42页。

[1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66页。

[12]［罗］安德烈·奥采特亚院士主编：《罗马尼亚人民史》，第267页。

[13]Peter F．Sugar，Southeastern Europe Under Ottoman Rule，1345—1804，p．5．

[14]Peter F．Sugar，Southeastern Europe Under Ottoman Rule，1345—1804，p．6．

[15]萨格尔根据东欧民族主义的起源、内容和影响，将东欧民族主义分为四类：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捷克）、贵族的民族主义（波兰和匈牙利）、大众的民族主义（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官僚的民族主义（土耳其）。参见Peter F．Sugar，Southeastern Europe Under Ottoman Rule，1345—1804，p．5．

[16]参见陈界：《19世纪泛斯拉夫主义与俄土战争》，载《史学集刊》2003年第7期，第56页；王云龙：《泛民族主义的悖论——以19世纪泛斯拉夫主义与俄土战争为例》，载《北方论坛》2006年第5期，第90页。

[17]唐春林著：《世界战争起源新论——东欧与两次世界大战》，第67页。

[18]汪恒：《略论1958—1989年间保加利亚政府对国内穆斯林群体的政策》，载《世界民族》2001年第3期，第27—35页。

[19]马细谱：《20世纪的巴尔干民族主义问题》，载《世界历史》1999年第5期，第4页。

[20]［罗］安德烈·奥采特亚院士主编：《罗马尼亚人民史》，第86页。

[21]［罗］安德烈·奥采特亚院士主编：《罗马尼亚人民史》，第104页。

[22]［罗］康·康·朱雷斯库著：《统一的罗马尼亚民族国家的形成》，第73页。

[23]转引自［罗］安德烈·奥采特亚院士主编：《罗马尼亚人民史》，第137—138页。

[24]［罗］安德烈·奥采特亚院士主编：《罗马尼亚人民史》，第119页。

[25]韩承文等：《论一八四八革命前多瑙河两公国的社会状况与阶级关系》，载《齐鲁学刊》1979年第1期，第34页。

[26]［罗］安德烈·奥采特亚院士主编：《罗马尼亚人民史》，第152—153页。

[27]［罗］康·康·朱雷斯库著：《统一的罗马尼亚民族国家的形成》，第97—98页。

[28]《国际条约集（1872—1916）》，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29]《国际条约集（1872—1916）》，第50页。

[30]［保］科谢夫等著：《保加利亚简史》（上册），第165—166页。

[31]［保］科谢夫等著：《保加利亚简史》（上册），第121页。

[32]黄维民著：《奥斯曼帝国》，第155页。

[33]也称“提马尔”制度，即对出征作战和提供骑兵的封建主，按照其实力和军功的大小封赐给不等的“提马尔”，“提马尔”指的是收入不到两万阿克切（土耳其银币单位）的军功田。

[34]转引自［保］科谢夫等著：《保加利亚简史》（上册），第140页。

[35]转引自［保］科谢夫等著：《保加利亚简史》（上册），第139页。

[36]黄维民著：《奥斯曼帝国》，第210—211页。

[37]黄维民著：《奥斯曼帝国》，第257页。

[38]［保］科谢夫等著：《保加利亚简史》（上册），第133页。

[39]［保］科谢夫等著：《保加利亚简史》（上册），第179页。

[4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36页。

[41]［保］科谢夫等著：《保加利亚简史》（上册），第274页。

[42]参见《国际条约集（1872—1916年）》，第33—40页。

[43]［阿］克·弗拉舍里著：《阿尔巴尼亚史纲》，第142—143页。

[44]缪特萨里夫，巴夏区的官名，也是长官之意。

[45]［阿］克·弗拉舍里著：《阿尔巴尼亚史纲》，第167页。

[46]［阿］克·弗拉舍里著：《阿尔巴尼亚史纲》，第168页。

[47]头两期名叫“德利塔”（意即光明），第三期起改称“底图里亚”（意即知识）。

[48]张文武等主编：《东欧概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0—491页。

[49]姚勤华：《马其顿历史演变中的几个问题》，载《史林》1997年第3期，第98页。

[50]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第391页。

[51]参见《伦敦条约》，载《国际条约集》（1872—1916），第496—497页。

[52]参见［美］洛林·M．丹福斯：《马其顿人的民族身份之争》，载《世界民族》1999年第3期，第45—46页。

[53]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十七世纪中叶——一九四五年），第261页。

[54]唐春林著：《世界战争起源新论——东欧与两次世界大战》，第19页。

[55]［美］基辛格著：《大外交》，顾淑馨等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172页。

[56]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第397页。

[57]［苏］罗斯图诺夫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上册，钟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232页。

[58]［匈］温盖尔·马加什等著：《匈牙利史》，第279页。

[59]［保］赫里斯托夫等著：《保加利亚简史》下册，第398—399页。

[60]参见［南］伊万·博日奇等著：《南斯拉夫史》下册，第564—567页。

[61]［罗］康·朱雷斯库著：《统一的罗马尼亚民族国家的形成》，第128页。

[62]［罗］安德烈·奥采特亚院士主编：《罗马尼亚人民史》，第244页。

[63]参见《国际条约集》（1872—1916年），第542—549页。

[64]［罗］安德烈·奥采特亚院士主编：《罗马尼亚人民史》，第257页。

[65]参见刘祖熙著：《波兰通史》，第341—342页。

[66]周一良等主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11页；另参见［苏］И．И．罗斯图诺夫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下册），钟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0页。

[67]［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等著：《世界文明史》（下卷），赵丰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36—637页。

[68]［美］H．斯图尔特·休斯著：《欧洲现代史（1914—1980年）》，姜海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9页。

[69]［匈］利伯塔伊·埃尔文著：《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页。

[70]［南］伊万·博日奇等著：《南斯拉夫史》（上册），第330页。

[71]章永勇编著：《塞尔维亚和黑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72]赵乃斌等主编：《南斯拉夫的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73]［南］博日奇等著：《南斯拉夫史》，第576—577页。

[74]余建华：“民族认同与南斯拉夫民族危机”，载《世界历史》2006年第5期，第75页。

[75]［英］艾伦·帕尔默著：《夹缝中的六国》，第154页。

[76]参见［苏］罗斯图诺夫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下），第653—654、675页。

[77]转引自刘祖熙著：《波兰通史》，第344—345页。

[78]转引自刘祖熙：《十月革命和波兰国家的重建》，载《史学月刊》1983年第5期，第75页。

[79]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上册第二分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05页。

[80]转引自刘祖熙著：《波兰通史》，第348页。

[81]刘祖熙：《十月革命和波兰国家的重建》，载《史学月刊》1983年第5期，第77页。

[82]刘祖熙著：《波兰通史》，第350页。

[83]姜琍编著：《斯洛伐克》，第77页。

[84]《〈红色新闻报〉创刊号社论》，载阚思静选译：《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页。

[85]由于匈牙利共产党是通过一条比较特殊的方式取得了政权，因此，在学术界曾有过1919年匈牙利革命是和平过渡还是暴力革命的争论。参见陈学燕等：《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光辉篇章》，载《人民日报》1979年3月19日；安利：《匈牙利革命是暴力基础上的和平夺权》，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7期；阚思静：《一次‘直接过渡’尝试的失败及其教训——评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农业政策》，载《世界历史》1981年第1期；谢天祯：《一九一九年匈牙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问题》，载《江汉论坛》1981年第3期；李达三：《1919年匈牙利共产党人是怎样取得了政权》，载《河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柳振铎：《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不是和平过渡》，载《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86]有关各项社会主义改造的措施，可参见阚思静选译：《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第40—83页。

[87]库恩·贝拉：《从革命走向革命》，载［匈］库恩·贝拉编：《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4年版，第382—431页。

[88]《致全世界无产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号召书》，载阚思静选译：《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第125—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