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共和国和第五共和国

清洗通敌人员法国解放后，抵抗运动的象征性人物夏尔·戴高乐将军成为临时总统，又选举产生了制宪会议。由于没有人希望重新建立信誉扫地的第三共和国，法国人就开始了缔造新的共和国政府的进程。各右翼政党因其在维希政权中扮演的角色而失去人们的信任，而左派却在战争中获得了新的力量和威望。共产党，社会党，以及一个类似于欧洲大陆其他地方的基督教民主党的天主教进步主义党派即人民共和党组成了临时政府。左派强烈要求系统地清洗战时的通敌人员，尽管在确定罪行的程度上有困难。抵抗运动军队一返回法国领土，清洗就开始了，最初采取的形式是群情激奋的临时审判和就地正法。随后的清洗过程被置于更有序的司法程序之下。即使是这样，对贝当元帅和皮埃尔·赖伐尔的审判还是变成一场情绪化的公共演出。在其后几十年间，关于通敌行为和对通敌者的审判的争议持续进行，造成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分化，这部分地是因为针对法国犹太人和其他人群的一些最为恶劣的暴力行为是出自法国维希政府，而不是纳粹占领者。

第四共和国的政府机器仅有一些细部不同于第三共和国。与第三共和国一样，总统仍然只是一个礼节性的职位，总理和内阁向权力广泛的国民议会负责。戴高乐毫不掩饰他对新宪法造成的党派对立和立法机构权力过大的局面的厌恶，认为这些都与他所期望的那个致力于恢复世界领导地位的法国相抵牾。他于 1946 年 12 月以辞职相抗议。共产党、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组成以社会党为首的三党联盟，直到共产党人在冷战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挑起一系列罢工，在 1947 年 5 月被驱逐出内阁。

法兰西人民联盟议会的分裂和政府不稳定日益加剧。戴高乐不时返回政治舞台，领导着一个他称之为“超党派”的名为“法兰西人民联盟”的运动。除了 1954 年至 1955 年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的短暂的改革内阁，在内忧外患中政府缺乏效率，引起公众的怀疑讥评和敌意。

然而，虽然第四共和国创下了政治不稳定的历史纪录——从 1946 年到 1958 年共换了 25 个内阁，但它颁布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法律。临时政府曾对几个关键的产业部门实行国有化，逐渐形成了和英国一样的混合经济。已有的社会安全立法被扩大了。由让·莫内——一个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兼官员，后来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创建中起了重要作用——起草的经济计划使法国的经济基础部门得到扩充和更新，为产业发展扫清了障碍。由莫内首倡的一种灵活的经济计划形式得到推广，成为法国经济生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其中政府、企业管理者和劳工形成相互补充的关系。到 1952 年，法国的生产水平达到 1938 年的一倍半，工业产出的年均增长率达到 5%。从 1946 年到 1966 年总产值增加了两倍。（从 1889 年到 1940 年的半个世纪里，总产值只增加了不到一倍。）这个国家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也展现了人口增殖方面的活力，这使长久以来为法国的低出生率感到担忧的悲观论调不攻自破。

殖民战争法国人为维持法兰西殖民帝国而费尽心力，而这是最终导致第四共和国崩溃的原因。在所有大国当中，只有法国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几乎连续不断地处于战争状态，多次发动殖民战争。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所以也就不必再去费力对付不驯服的殖民地了，相形之下，法国几乎应该去嫉妒它们的好运气了。1946 年的法国新宪法授予其殖民地在巴黎的代表资格，但是这样的改革无法满足为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从 1946 年到 1954 年，法国军队对印度支那的独立运动作战，但不能取胜，最后被迫撤出。时隔数月，阿尔及利亚兴起了阿拉伯人争取独立的运动，另外一场反殖民主义战争打响，进一步损耗着法国的物质资源、政治勇气和国民信心。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裔居民和军队将领固执地反对法国撤出，并于 1958 年 5 月在阿尔及尔发动了一场叛乱。在内战的危险来临之际，这个国家求助于一个被认为能够拯救危局的人——夏尔·戴高乐，当时他正在自我退隐中过着安静的生活。军队将领、阿尔及利亚的法裔居民和右翼各党派都相信，鉴于戴高乐对军队和法兰西国家荣誉深深的关切，他一定会维护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控制。戴高乐接受了召唤。1958 年 6 月，国民会议授予他总理一职，并赋予他为期 6 个月的处置紧急事态的权力，包括授权他起草一部新宪法。

就这样，在阿尔及利亚的危机中，在戴高乐的政治计划中，第五共和国出现了。1958 年秋天举行公民投票，新宪法以压倒多数获准通过。正如戴高乐多年来一直主张的那样，总统职位成为权力的主轴。总统是外交和国防事务上的最高权威。总统任命总理，也有权解散国民会议、举行新的选举、就重要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并有权宣布紧急状态。所有这些权力，戴高乐在总统任内都行使了。政治不稳定消失了，在第五共和国的前十五年里，只有过三个内阁。

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戴高乐以他自己的方式解决了阿尔及利亚危机。他敏锐地看到席卷整个殖民地世界的革命浪潮，最终认识到法国必须采取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政策。在 1962 年 7 月的全民公决中，这个国家终于接受了这样的政策。在此之前，他已经允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所有法国殖民地取得独立。由于有了和平、政府稳定和经济繁荣，所以法国人也就接受了失去法兰西帝国的现实，并在戴高乐的率领下寻求新的方式去扮演世界舞台上的领导角色。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成为世界第五大工业国，仅次于美国、苏联、西德和日本。1960 年，法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之后第四个开发出核武器的国家。戴高乐甚至创建了一支独立的核打击力量，但是法国也成为了西欧最大的用于和平能源需要的核能生产国。

在阿尔及利亚危机解决之后，戴高乐建立了一种国民投票型的民主，直接诉诸选民。虽然公民自由得到保护，自由选举也被维持，但以往的民主狂躁症候不见了。技术专家运转着国家的日常事务，而戴高乐这位无冕的共和君主充当着国家的最高主宰者。

1968 年 5 月国家又变得不平静了。对于戴高乐的技术官僚型的政府体系，以及其在世界事务中过于高调的行事方式，人们有越来越多的疑虑。1968 年 5 月，拥挤的大学里的不满突然爆发成一场造反，成千上万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继而引发 1,000 万工人罢工，使得经济瘫痪，并直接威胁着戴高乐政权。戴高乐度过了骚乱，但也仅仅是靠得到军队支持的保证才能继续执政。他强调共产主义和内部混乱带来的威胁，由此在新的选举中为他的政党赢得压倒性支持。尽管在法国社会中对制度改革有广泛的支持，但这个国家在整体上还是不接受这种激进政治骚动的大爆发。而在 1968 年，学生和年轻人的造反是全球性现象，法国只是类似情形之一。教育改革和其他方面的变革被推行，但是罢工和 1968 年社会失序伤害了法国经济。1969 年戴高乐决定就多项宪法和地区改革举行公民投票，将其视为对其本人的信任投票。当他所提出的改革以微弱少数被否决时，他决定辞职，到他的田宅中去过退休生活。一年以后他去世了。作为一个威严正大、英勇无畏、朴素严谨而又总是不乏争议的人物，戴高乐以其在战争和和平时期的丰功伟绩而永垂法国史册。

1968 年 5 月，游行示威和罢工蔓延到整个法国，使人们联想到 19 世纪革命年代巴黎街头的街垒战斗，不过，戴高乐总统比以往法国的国王们更成功地弹压了示威人群和抗议者。然而，正如这张照片所示，在戴高乐及其追随者通过赢得新的全国大选而巩固了权力之前的几个星期里，警察和示威学生之间的冲突在法国社会各群体中引发了强烈的反应。（Sipa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