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匈牙利事件

年的匈牙利事件

二、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

从根本上说，匈牙利1956年十月事件的发生是匈牙利社会各种矛盾不断累积并长期得不到解决而导致的。“新方针”被迫中断后，拉科西重新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再度掀起集体化运动，继续用行政手段压制反对意见，所有这些都引起了人们普遍的不满。人们不明白为什么党的领导人亦步亦趋的追随苏联，置本国人民的利益于不顾，重犯那些“已被认识到的、被指出了的、众所周知的”错误。^[20]因此，要求独立自主和反对苏联模式的暗流一直在匈牙利涌动，著名的裴多菲俱乐部就是其重要的载体。

裴多菲俱乐部（Pet9fi Circle）也称裴多菲小组，前身是1954年由国家博物馆少数年轻职员发起的名为拜塞涅伊小组（Bessenyei Circle）。1955年初，拜塞涅伊小组重组并更名为裴多菲俱乐部，其宗旨主要是讨论匈牙利形势问题和普及政治和经济知识。^[21]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只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相聚并开展讨论的舞台，参加者主要是青年经济学者，历史学者，哲学者，法学者，作家，记者，教师，大学生等。苏共二十大后，裴多菲俱乐部举办一系列专题辩论会，如青年经济学者辩论会，历史学者辩论会，哲学家辩论会，新闻出版问题辩论会等。在这些讨论会上，发言者尖锐地批评了匈牙利工人党以往所执行的错误方针和政策，要求进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甚至还提出要为拉伊克平反和恢复纳吉的党籍和职务，在群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令拉科西不安，他认为：“这是对人民民主制度、对工人阶级最为恶劣而且有组织的攻击”。^[22]6月30日，匈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全会，决定取缔裴多菲俱乐部并准备在全国进行大逮捕。拉科西此举引起党内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纳吉也写信给中央反驳对他和裴多菲俱乐部的指责。在党的领导层，许多人公开表示匈牙利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所谓的“反对派”或“裴多菲俱乐部”，而在于拉科西本人，“拉科西同志不辞职就无法缓和紧张局势”。^[23]匈牙利社会局势开始出现动荡。7月1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讨论匈牙利和波兰局势的会议，决定派米高扬赴布达佩斯同匈党领导人举行会谈。经过反复协商，为了缓和日益激化的矛盾，拉科西被解除了党的第一书记职务，由格罗继任。

但是，长期为拉科西助手的格罗迟迟不愿意纠正拉科西的错误，更加引起群众的不满，9月后重新开始活动的裴多菲俱乐部也因受到政府的迫害而得到同情。10月6日，在民众的强烈要求下，匈劳动人民党被迫同意为拉伊克等4名在清洗中受害者举行葬礼。可是，这次葬礼演变成有20万人参加的反政府示威。波兰党顶住苏联党的压力、哥穆尔卡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的消息21日传到匈牙利后，匈牙利也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事件。

22日晚，布达佩斯各高等院校的学生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于次日进行声援波兰的示威游行。裴多菲俱乐部领导人经过协商也决定参加学生的行动，并以比较和缓的口气向政府提出了十点要求，在国内政策上反对拉科西—格罗的专制统治和所实行的极“左”的方针、政策和路线，要求进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在对外政策上，反对苏联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的干涉，要求独立自主地走适合匈牙利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10月23日，布达佩斯的大学生举行声援波兰人民的示威游行，拉开了匈牙利事件的序幕。下午3点，一万多名学生分别从艺术学院和技术大学出发向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的雕像和波兰将军约瑟夫·贝姆的纪念碑行进。在行程中，不断有工人和市民加入，到目的地时，人数已高达几十万人。游行人群高呼“是匈牙利人就站到我们这边来”、“俄国佬滚出去”、“把拉科西投入多瑙河”、“我们要纳吉”等口号。游行队伍在国会大厦后，人们要求纳吉出来讲话。在支持者的劝说下，纳吉勉强来到游行人群前面，但没有对人群激昂情绪的呼应、也没有豪言壮语的许诺，只是劝说人们要保持冷静。

纳吉的演说不久后，格罗在电台上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把几十万由学生、工人和市民组成的示威人群称为“匈牙利人民的敌人”，将人们对匈苏不平等关系的指责斥为“卑鄙的谎言，怀有敌意的杜撰”。^[24]听完格罗这番火上浇油的讲话后，人们由不满转为愤怒，由愤怒走向了骚乱。示威者冲向电台，要求电台向全国广播他们的要求。在遭到拒绝之后，示威者开始向电台大楼发起攻击。为了缓和矛盾和稳定局势，匈党中央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的人事作出了调整。在党的方面，党的第一书记仍由格罗担任，党的机构还是把持在格罗等人手中。在政府方面，纳吉取代赫格居斯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历史档案显示，纳吉之所以能重登匈牙利的政治舞台，主要是在当晚稍早些时候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米高扬坚持认为纳吉出来才能控制局面。^[25]

下台一年多的纳吉对这些人事变动及其缘由并不知晓。赫格居斯回忆说：纳吉被紧急叫到国会后，“坐在那里喘气，有点心神不定”，“很疲劳”。但是，他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地就接受出任部长会议主席的建议，因为他反对用武力镇压示威游行群众，认为这是用旧的斯大林式的手段在解决问题只会使局势变得更糟。^[26]24日中午，在通过电台发表的“告匈牙利人民书”中，纳吉向人民承诺：政府将在1953年六月决议的原则基础上，全力实现国家在党的生活、国家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彻底民主化，“走符合我们民族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匈牙利道路”^[27]。

23日事件发生不久后，格罗就向苏联驻匈大使安德罗波夫请求苏联派军队对付人数越来越多、规模空前的游行示威。苏联领导人对当天匈牙利领导人没有命令军警向示威人群开枪表示不满，认为是“一个最严重的错误”。23日晚10至11点，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多数成员一致同意苏联必须立即出兵予以镇压。24日下午，在没有获得匈牙利政府正式邀请书的情况下，苏联对匈牙利进行了第一次军事干预。档案记录说：根据苏联国防部长、苏联元帅朱可夫同志的决定，由第128步兵师和第39机械化师编成的苏军部队于2时15分越过国境线进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境内。^[28]

与此同时，米高扬、苏斯洛夫、谢洛夫组成的三人代表团赶赴布达佩斯。他们到后发现，匈牙利的局势并不像格罗所描述的那样到了“灾难性”的地步。但是，苏联军队已经进入匈牙利了，使本来就有强烈反苏情绪的事件更为复杂。一些工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许多工人参加到抵抗苏军干预活动中来，被派去执行镇压群众运动任务的匈牙利军队纷纷倒戈，大批武器流向社会，“一场匈牙利和苏联之间的冲突开始了”。25日，布达佩斯发生两起流血事件。一起是当大批群众在议会大楼前集会时，有人从附近的屋顶向苏联士兵射击，苏联的一辆坦克被烧毁。苏军随即开枪还击，打死了60名匈牙利人；另一起是在匈党中央大厦前，苏联坦克兵把走近的匈牙利警卫部队当成叛乱者开枪射击，又有10个匈牙利人被打死。此后，不仅布达佩斯市内枪声不断，其他城市的形势也紧张起来。全国各地掀起了总罢工，要求撤出苏联军队的呼声越来越高，游行示威已经变成了骚乱。当日，纳吉在电台再一次发表广播讲话。他说，匈牙利政府将与苏联就两国关系，特别是撤出苏联军队问题进行谈判，匈牙利局势一旦恢复正常，苏联军队就应被立即召回。然而，苏联代表团却发表声明说：苏联军队撤出匈牙利是不现实的，“但可以宣布在布达佩斯恢复秩序以后，苏军将回到自己的常驻地”。^[29]

25日流血事件发生后，经苏共同意，匈党中央免除了格罗的职务，由卡达尔继任第一书记，当天局势也趋于平静。纳吉期待着匈牙利事件能有一个“波兰式”的解决结果，可以像哥穆尔卡那样制定一个内容更为广泛的改革纲领。然而，此时的匈牙利人对“新方针”已无动于衷，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带来的痛苦和怨恨刺激着他们，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吸引着他们，波兰的成功鼓舞着他们，西方的宣传在煽动着他们，苏联的坦克在威逼着他们，多年来压抑在心头的民族屈辱感在激励着他们。因此，人们越来越失去理智，越来越激进。面对这种情况，纳吉不愿诉诸镇压，因为人群中虽然混有反动分子，但多数是年轻的学生、普通的工人和市民。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员人数已由两个月前的87．1万骤降至不到3．8万，减少了96%。匈牙利社会主义的名誉也受到很大破坏，民众提出了各种各样混乱而激进的要求，既欣赏南斯拉夫式的工人自治和哥穆尔卡所领导的波兰道路，又推崇欧洲的议会民主道路和奥地利式中立的国际地位。

26日，纳吉向米高扬和苏斯洛夫说明了他所面临的困境。鉴于前来与政府谈判的各种代表团提出更换政府的强烈要求，纳吉认为匈牙利党和政府面前最可行的道路是改组政府，从过去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中以及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工人中吸收五至六名民主人士参加政府。这一选择经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全体通过的决定，也得到米高扬等人的认同。27日，纳吉宣布了新政府的组成名单，其中包括了前小农党领导人和党外的专家。新政府成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定性这场由示威游行演变而来的武装骚乱。参与者中虽有一些霍尔蒂时代的旧军官、从监狱和政治犯一起放出来的刑事罪犯，但绝大多数是学生、倒向示威者一方的士兵和军官以及普通工人和市民。所以，在当晚召开的内阁会议上，纳吉要求改正对23日以来的游行示威事件性质的提法，承认这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具有人民和民主根源的运动”，建议与骚乱者进行协商以稳定国内局势。

28日下午7点，新政府公布了宣言和施政纲要。前者认为随着事件展开的是一场民族民主运动，是“不久以前的历史时期的严重罪行引发了这次声势浩大的运动”。后者涉及人们所普遍关心的经济问题，如政府将制定合理的劳动定额，调整工人的工资，提高最低薪金和最低退休金，提高家庭补贴，扩大住宅建设等等。纳吉还作出了两个有关时局的决定，一是要制止流血事件的继续发生，立即实行全面停火，二是匈苏两国政府将就苏联军队尽早撤离布达佩斯达成协议。29日，停火令正式生效，苏联开始从布达佩斯撤军。然而，这一切似乎来得太晚了。28日前后从监狱中同政治犯一同获释的近8 000名刑事罪犯卷入到混乱之中，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得到了武器，四处打砸抢劫，恣意乘乱实施报复，搜捕并残害已解散的国家保安局人员。民众对苏军撤离布达佩斯虽感到高兴，但并不满足，强烈要求苏联军队尽快从匈牙利领土全部撤出。更重要的是，民众对纳吉新组成的政府也不以为然，认为一个吸收了几个非党派人士的政府仍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而这个党现在在他们心中的威信已降至最低，新政府必须在自由选举的基础上由多党联合组成。

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赫鲁晓夫在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宣布：苏联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在匈牙利整顿秩序”。导致苏联态度迅速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是西方各国首脑以及媒体评论和报道产生的负面影响；二是中共和意共的支持；三是匈牙利局势的恶化。30日清晨，布达佩斯党委大楼前的共和国广场上发生了一周以来最为严重的惨案，国家保安局新兵被活活打死，国防部两名上校被残酷杀害，布达佩斯市委书记也不幸遇难。四是苏共中央领导层对匈牙利事件和纳吉的看法和态度越来越趋于一致，即这是一场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暴乱，纳吉已背弃了社会主义。于是，苏联领导人决定再次对匈牙利进行军事干预。31日晚，苏联最先向中国代表团通报了苏联主席团的这一决定，第二天又将卡达尔和内阁成员明尼赫秘密接到莫斯科商谈组成新政府配合苏联的军事行动，同时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通报苏军即将对匈牙利实施军事干预的计划。

就在这天晚些时候，纳吉获悉苏联军队正大规模地越过边境朝着布达佩斯方向行进，因此向苏联驻匈使馆提出抗议。11月1日19点40分，纳吉发表广播讲话，代表政府正式宣告匈牙利中立，同时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Day Hammarskjld，1905—1961年），通报匈牙利政府立即废除华沙条约，要求四大国给予援助来保卫这个国家的中立。有学者指出：“当匈牙利宣布中立时，苏联的骰子已经抛出。匈牙利退出华约的消息传到苏联时，武装占领布达佩斯以外的所有战略要地，封锁匈牙利西部边界，致命一击已在准备之中了。”^[30]宣布了国家中立后，匈牙利政府接到了苏联方面同意立即就撤军进行谈判的口头照会，纳吉随即派出了代表团与苏方开始了谈判，谈判地点设在苏军驻匈牙利的总部。苏联军队压境而来的消息，使各个政党、团体、社会阶层与政府表现出空前的团结与一致。紧密依靠政府，坚决捍卫“社会主义成果”，反对复辟资本主义企图的呼声越来越高。纳吉开始着手改组政府，11月3日早，新的多党联合政府组成。共产党、小农党和社会民主党分得三个部长席位，裴多菲党占两个部长席位。但名单中的共产党员部长之一、匈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卡达尔于11月1日晚失踪。

3日晚10点，以帕尔·马勒特（Pl Maléter，1917—1958年）将军率领的匈牙利代表团到达谈判地点与苏方开始谈判。谈判进行一半时被苏联克格勃主席萨罗夫（Ivan Serov，1905—1990年）率人打断，匈牙利代表团成员被抓。4日凌晨6时，设在布达佩斯东部小镇索尔诺克（Szolnok）的电台广播说：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已经宣告成立。5点20分，纳吉来到麦克风前，向全国人民发表了最后一次讲话：“今天黎明时分，苏联军队开始进攻我们的首都，其明显的用意是推翻匈牙利合法的民主政府。”^[31]匈牙利军队没有抵抗，纳吉更没有下令进行还击。15分钟后，苏联派遣17个师的兵力向布达佩斯发动了代号“旋风”的军事行动，匈牙利事件结束。

历时13天的事件给匈牙利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和人员伤亡。从1956年10月至1957年1月间，共有1 945人在布达佩斯的冲突中丧生，其中，10月死亡人数占到总数的39%，11月则高达47．5%，布达佩斯市民同期伤亡人数共计1 569人，20万左右人逃离了国土。^[32]由于冲突、罢工和秩序混乱，匈牙利工业遭受了高达约90亿福林的损失。其中，贸易、公用设施和仓库的损失达5亿福林，设备损失2．59亿福林，总值接近8亿福林；国营铁路的损失计7．59亿福林；抢劫军用仓库造成约1亿福林的损失；各种建筑物损失约计10亿福林。^[33]苏联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官兵死亡640人，受伤1 251人，失踪67人。^[34]

事件结束后，约二十余万匈牙利人逃往西方。纳吉个人的命运也很耐人寻味。在苏军入侵前十几分钟，纳吉及其政府成员携其家人共47人前往南斯拉夫驻匈使馆寻求政治避难。11月22日，在得到匈牙利方面将纳吉等人送回各自家中并保障其安全的承诺后，南斯拉夫同意纳吉等人离开使馆。可是，纳吉等人坐的车刚驶离使馆不久就遭到苏联军方的劫持，第二天被遣送至罗马尼亚。从1956年11月23日至1957年4月14日，纳吉等人一直被软禁在靠近布加勒斯特的斯那科夫政府别墅。1958年1月28日，“纳吉案件”的审判在布达佩斯拉开帷幕。匈牙利司法部门指控主犯纳吉犯有“发动并领导阴谋推翻人民民主制度的罪行和叛国罪”。1958年6月16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关于判处伊姆雷·纳吉和他的同谋者死刑和徒刑的公告》称：“伊姆雷·纳吉和他的同谋者根据他们从前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治观点自然而然地堕落到了同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势力结成联盟，堕落到了背叛人民民主制度、背叛匈牙利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祖国。”^[35]但是，纳吉在法庭上作的最后陈述中却说：“我曾经两次试图在多瑙河畔挽救社会主义的声誉，那是在1953年和1956年。第一次拉科西出来反对我，第二次则遭到了苏联的阻止。如果牺牲我的生命能够向人民表明，并不是所有社会主义都是人民之敌，那么，我在所不辞。在发生了所有这一切之后，生命对我而言已不再有价值。”“在这种情形下，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就是：我相信迟早有一天，匈牙利人民和国际工人阶级将会免除今天我不得不背负、不得不为之付出生命、不得不承担的这些沉重的罪责。”^[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