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行货币的重要历史意义

浅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行货币的重要历史意义

李建军　刘　葆

货币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每个社会的历史阶段，都会有不同的货币出现。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的产生、发行和停止使用是在1927年至1937年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巩固根据地，发展经济，筹备军需和战略物资，支援革命战争，同时，也为了改善根据地军民生活，调剂金融，阻止根据地资金外流，各根据地相继建立了工农银行，发行了各种苏维埃货币，以纸币和布币为主，是根据地市场流通的主要货币。最初是由区、县工农银行发行的货币，到特区银行货币，进而发展到省银行货币。根据地货币的产生和发行也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逐步探索发展的。

1930年10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攻克江西吉安,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同年11月7日，在江西吉安县城筹建江西工农银行，行长为任远志，并在1931年时发行了三种铜币和一种银币券，在江西苏区流通。

1931年11月，在瑞金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以后，制定了经济政策，统一名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国家银行及其分行和县支行的成立，开始了人民政权统一发行货币的尝试。

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根据地的扩大和经济建设的开展，为了控制和集中资金，保障根据地军民的供给和贸易活动，也适量发行了银币和铜币，主要在根据地内部使用。为了从苏区外的地区购置根据地必需的各类物资，还铸造了部分有孙中山头像和袁世凯头像的银币。而纸币和布币，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的规定，是兑换货币，银币和铜币作为本币，本身具有价值，是稳定的货币。特别是根据地铸造的银币，由于成色足，铸造精良，部分银币流向了苏区以外的地方。

1931年1月后，国民党统治区实行币制改革，银价飞涨。为了稳定革命根据地的物价和金融，防止白银外流，工农民主政府根据形势，随之收回了银币。从此以后，所发行的纸币不再作为兑换货币，而是苏维埃法定货币，习惯称之为苏维埃“纸票”，简称“苏票”。

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币正面镌有镰刀斧头，周围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字样，背面为“壹圆”二字，以麦穗图围之，周围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年制”字样。

2.中国苏维埃共和国币正面镌有李大钊像，长髯光头半身便服，周围为“中国苏维埃共和国国币”和”一九三一年”字样，背面中间为镰刀斧头及”壹圆”二字，周围为花纹，上有一空心五角。

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和积极支援下，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赣西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一个横跨江西、福建两省20余县，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拥有250余万人口的当时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

中央根据地壹圆银币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规定“为着实行统一货币制度，并帮助全体劳苦群众，苏维埃应开办工农银行，并在各苏维埃区域内设立分行，这个银行有发行货币的特权，禁止私人银行或钱庄发行任何货币”。在中央苏区，林伯渠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兼国民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时任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的毛泽民负责银行的筹备工作。1932年1月，又调懂银行业务工作、时任闽西工农银行会计科长曹菊如协助毛泽民筹建国家银行。有了曹菊如，毛泽民如鱼得水，曹菊如不仅是他的参谋，也是得力助手。

瑞金叶坪村一户农民让出几间房子，作为国家银行行址。楼上楼下共两个小厅，3个房间。楼下小厅就是银行的办公室和营业厅。因时任中央财政部长邓子恢还未到任，毛泽民既管银行业务，又管中央财政部的日常工作，十分繁忙。为筹集国家银行资金，毛泽民必须亲赴前线，他便成了带枪的银行家，这在中国银行史乃至世界银行史上都是罕见的。

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叶坪村正式开业，毛泽民任行长，李六如任副行长,贺子珍为印钞所长,总行设在瑞金县叶坪。为统一苏区货币，于1932年7月开始发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银币券”，面值五种。

1932年8月，成立福建分行和江西分行及县（市）支行。后调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兼任国家银行福建分行行长的李六如为国家银行副行长。国家银行及其分行和县支行的成立，开始了人民政权统一发行货币的尝试。1933年4月，国家银行迁至沙洲坝，1934年7月，迁至下坡子。3个月后，中央红军即从这里出发长征。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银币券即停止发行，并以银元、食盐收回。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再次合作，蒋介石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合法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称陕甘宁边区银行，停止使用苏维埃货币。国共两党达成协议，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统一流通法币，停止自行发行货币。从此以后，根据地就不再发行银币和铜币了。到目前为止，存世的根据地货币中，纸币和布币有部分保存，铜币相对很少了，而银币就非常稀少并显得特别的珍贵了。这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根据地人民进行政治、军事和经济斗争的历史见证。

中央革命根据地初创时，经济处于落后的农村，尚无工业，只有分散的个体农业和少数的小手工业，频繁的战争，敌人日益强化的经济封锁，要保证财政收支平衡极其困难。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各式各样的杂钞劣币充斥市场。恶币驱逐良币，使得银元银洋甚少。国家银行成立之前，根据地在赣南、闽西已分别建立江西工农银行和闽西工农银行，并分别发行了铜元票和大洋票。

国家银行成立后，“为统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金融组织，决定将江西工农银行取消，闽西工农银行因系工农群众投资，所以仍准许其继续存在，但停止其发行纸币权”，并开始筹备发行货币工作。

由于国民党长期对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当时的物质条件很差，缺少印制钞票的油墨、纸张等物资及钱币设计、绘图人才。因此，发行苏区统一的货币准备工作，比筹建银行机构更为困难。1932年4月，红军攻克福建漳州，银行工作人员想方设法，才从厦门购买到部分印刷材料。

时任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指示要设计一套像样的苏维埃政权货币。由于缺少设计人员，经过调查了解，汀州城里一家印刷社的人告诉毛泽民，汀州有一位叫黄亚光的人，能写会画，也许能搞票子。于是，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亲自将那时在根据地很难找到的人才，会画画又能书写一手好字、富有艺术天赋的原闽西工农银行的黄亚光调到国家银行，负责设计纸币图案。

中央根据地五分纸币

黄亚光是福建省长汀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搞文书工作，后历任出版处处长，陕甘宁边区银行、西北农民银行行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等职。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为革命根据地银行设计、绘制了九套货币及公债券图案共70张（枚）。黄亚光设计的货币和公债券，图案朴实、精美，既有浓厚的时代特征，又表现出精湛的艺术性。这些货币、公债券的发行，为当时红色政权币制的统一，抵制敌人的经济封锁，调剂根据地金融，提高人民生活，以及保障军队的供给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银币券和硬币，是黄亚光为根据地设计的第一套货币。据黄老回忆，当时苏区正受到敌人严重的破坏和封锁，工作条件很差，连绘图用的笔和圆规都没有，加上自己又无设计货币的经验，困难很多。后由毛泽民同志从上海秘密买来绘图笔、圆规、油墨和铜板等，他仅凭着对所用过的一些钞票的记忆，开始了货币图案的设计工作。黄亚光首先设计的是主图为工农集会、镰刀、斧头、梭镖、红旗等组成图案的“伍分面额的辅币券，在设计贰角和壹圆面额的纸币时，他原想在纸币上绘制毛泽东头像。在毛泽东拒绝后，改为列宁头像”。

壹角和伍角币的图案均为传统的花纹图案。货币设计完后，由上海请来的一位雕刻老师傅雕刻在铜板上，送中央印刷厂印制（开始用手工印刷，后用石印机印刷）。由黄亚光设计的这套国家银行纸币，其图案极具时代特征及政治色彩，传统中不失新颖，朴实中透着典雅。

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行的一元纸币

另据黄老回忆，在设计货币图案过程中，毛泽东曾对他说过，“设计苏维埃政府货币，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因此他在设计货币时，都绘有镰刀、锤子、地图、五角星等图案，并把这些图案分别摆在适当的位置或有机地组合起来”。给人以既美观大方，又突出我党领导下的根据地货币的特点。

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训令：“中央政府为使苏区境内金融流通，便于商业汇兑与国家税收，特于本月起开始发行相当数量而有充分基金的国家纸币。”1932年，国家银行首先发行了面额为伍分、壹角、贰角和壹元的4种纸币，1933年又发行了面额为伍角的纸币。

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均为横式，其票面图案布局为：票面上端印有右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名，中间主图左右两侧花纹图框中标有票面值（除壹角币标在中间）。针对当时各根据地发行的代用钞票，品种繁多，印制工序简单，容易被敌人伪造，主图下边两侧的外文签字为暗记，是为防伪而特制的。

张建新《黄亚光同志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货币的设计》一文有这样一段话：“我问到银币券下端是否是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和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两位同志的英文签名时，黄老带着神秘的表情告诉我，纸币上的签名虽代表他们俩，但它既不是英文，也不是汉语拼音，是一种暗号，是为了防止敌人伪造苏币而专门特制的。这种暗号不仅在文字中有，而且在图案中也有，当时只有银行和保卫部同志知道”。

纸币下边中间横框内有“凭票×张兑换银币壹圆”等字样，标明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为银洋的兑换券。票的四角花纹图框中均上下标有面值，纸币的印发时间皆在票背面的下方。票的编号多盖印在主图的上方，以红色居多，其编号前的冠字则以黑色为主。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伍分币只见1932年版，其编号分为有冠字A、B、C、D、E和无冠字6种类别；壹角币也仅见1932年版，分冠字A、B、C、D和无冠字5种；贰角币见有1932年和1934年两种版别（1934年版票背面见有紫、绿两种颜色）；伍角币只见有1933年版，正面见有紫和蓝两种颜色，分冠字A、B、C、D、E、F和无冠字双号7种类别；壹元币见有1932年、1933年、1934年3种版别（票面底纹见有绿、蓝两种颜色），为双打编号。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由于前期发行基金充足，发行适量，充分兑现，在群众中信誉极好。

国家银行除了发行纸币外，还发行了面额为贰角的银币和伍分、壹分的铜币，在根据地内流通。中央造币厂成立后，很快开始铸造金属币。制造硬币的原料都是打土豪得来的银器、首饰，经多道工序加工成银、铜币。

漳州战役期间，红军在福建上杭缴获了一台铸币机。这台铸币机，本来只能铸银币，经过改装后，也能铸造银洋。另因墨西哥鹰洋在中国南部、中部各省流通广泛，几乎成为主币，经临时中央政府批准，对外贸易局从上海购进一台墨西哥鹰洋铸币机。这样国家银行中央造币厂仿造了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外流通的“袁大头”、“孙小头”及墨西哥“鹰洋”等3种银洋，大大方便了苏区与白区之间的贸易往来。国家银行货币的发行与流通，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货币实现了统一。

中央根据地发行的贰角纸币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国家银行总行毛泽民、曹菊如、钱希均、黄亚光等及1名马夫共14人随红一方面军长征。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国家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多数人员继续留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的印铸和发行被迫逐步停止。

在长征途中，红军仍然使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一书记载：“为使红军指战员在长征途中能用国家银行纸币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和及时补充部队的给养，而又不使当地群众受损失，他们每到一个休整的地方还要紧张地发行国家银行纸币，在离开时又要用当地紧缺的物资和银元从当地人民群众手中将发行出去的国家银行纸币收回来。”“长征途中先后在贵州的遵义、桐梓和川西的冕宁共发行四次国家银行纸币”。

1935年9月，巴西会议后，将国家银行纸币全部烧毁。从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彻底完成了历史使命。1935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改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同时，将陕甘晋省苏维埃银行并入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时任中央财政部长的林伯渠兼任行长，曹菊如任副行长。印制并发行了国家银行西北分行纸币。

参加长征的14位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到达陕北时仅剩下毛泽民、曹菊如、钱希钧、曹根全、任元志、黄亚光、郭金水、莫钧涛8人，其余6人的忠骨永远埋在了长征路上。

人们不会忘记这些曾为支援革命战争、根据地政权建设，发展根据地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而工作在金融战线上并为此作出贡献，甚至献出生命的金融工作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及之后建立的金融机构，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培养了大批金融干部，准备了必备的基础与条件。

中央根据地发行的五角纸币

革命根据地货币的发行，不仅为根据地的政治斗争，还为统一当时币制，调动一切力量保证红军供给需求，争取军事斗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物资保证，而且还有力地支持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巩固了革命政权，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它不仅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产物，同时又是中国革命经济政策的产物，为改善根据地人民群众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是我们深入研究中国金融史的重要史料。在中国革命货币史上，发挥了及其重要的历史作用，有着光辉灿烂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