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以后国际战略的调整

第四节　80年代以后国际战略的调整

进入80年代,中国进行了国际战略的调整。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改变了对战争形势的估计,认为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大战有可能被制止,中国外交的目标就是维护世界和平；制订了全面对外开放的政策；赋予独立自主原则以新的内容,即真正不结盟的方针,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以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决定立场,不受任何超级大国的支配和影响；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和平与发展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形势的主流,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际和时代特征。1984年5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厄瓜多尔乌尔塔多总统时说：“我看世界现在存在着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就是南北问题。”5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又重复论述了这一观点,并用“和平”二字简略地概括了第一个问题。1985年3月,邓小平会见日本朋友时再次谈到世界两大主题,以“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的概念代替“南北问题”的概念。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明确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1985年3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由会长五岛升率领的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他在谈话中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资料来源：http://www.fmprc.gov.cn/chn/premade/9099/wjb_zt_dd02.htm)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是对国际形势发展总趋势的高度概括。80年代后期,国际格局开始逐步向多极化发展。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基本矛盾更加突出集中在两大关系上,即“东西关系”和“南北关系”。邓小平把这两对关系用“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作了总体的归结。他说：“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中国提出的这一思想,迅速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接受。

真正不结盟

70年代后期,美国卡特政府对苏推行缓和政策遭到失败,美苏关系由缓和转入冷淡。同时,卡特调整了对华政策,中美关系趋热,最终达至中美建交。邓小平认为这一时期美苏争霸态势仍然是毛泽东所指出的“苏攻美守”,“战争的主要危险在苏联”,因而仍然坚持毛泽东联美遏苏,建立“一条线”的国际战略思想。在与外宾谈话中,他多次明确表示,中国侧重反对苏霸,要组成范围空前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对抗“北极熊”。

进入80年代,中美苏战略关系有了明显变化。邓小平对此作了深刻分析：第一,美苏关系由缓和变为全面紧张。里根政府对苏采取强硬政策,增加军费开支,不允许苏在第三世界大肆扩张,从而使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发生变化,“美国在某个点上取得攻势”。第二,中美关系出现曲折。里根政府恢复杜勒斯主义,使中美之间矛盾上升,并突出反映在《与台湾关系法》和对台军售问题上。中美关系出现了重新认识和加强信任的问题。第三,中苏关系由全面紧张变为松动。由于中美关系倒退,勃列日涅夫又作出急于改善中苏关系的姿态,所以,中国倡议举行中苏副外长级磋商,并于1982年10月在北京举行第一轮会谈。邓小平的分析深刻揭示了中、美、苏战略关系的变化,这种情况表明“一条线”的联美遏苏的国际战略已不适应国际关系体系中的矛盾变化了。为此,中国适时进行战略调整,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1986年9月,邓小平在北京中南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华莱士的采访,就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中国的统一等问题阐述了看法。

(资料来源：http://www.fmprc.gov.cn/chn/premade/9099/wjb_zt_dd01.htm)

邓小平说：“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第一句话的含义是,中国最大的愿望,就是一心一意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整个近现代史都告诉我们：怕,只能把事情搞糟。中国谁也不怕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从事的事业,对谁都不会带来损害,中国发展了,对谁都会带来好处。第二句话是说,中国梦寐以求的是尽快发展自己,这种发展不能靠别人的施舍或恩赐。但是,中国的发展却必须指靠公平合理的互利合作。这是中国的国际战略无损于他人的真实表露。

国际新秩序

80年代中期开始,以美苏为核心的东西方关系逐渐走向缓和,国际形势从对抗转向对话。为了推动国际趋势的继续缓和,邓小平在1988年秋提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倡议。在谈论这一主张时,他始终强调三个基本点：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这是邓小平这一国际战略思想中的一个根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带有普遍性的原则。这不仅适用于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可用以指导社会制度相同国家间的关系。它充分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多样性,兼及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因此,邓小平多次强调：“现在看来,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政治,不是集团政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关键是不干涉别国内政。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应当从根本上区别于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旧秩序,应当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这一客观要求决定了“国际新关系最主要的原则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别国的社会制度”。针对近年来少数西方大国干涉别国内政,妄图把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发展道路和模式强加于别国的行径,邓小平严正指出：“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应由各国人民自己选择,其他国家不得干涉。

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是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局的共同要求。邓小平认为,世界的发展决不能长期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世界经济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因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也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当今世界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政治新秩序很难建立在国际经济旧秩序基础上,而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立,又将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提供保障。因此,要谋求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两件事要同时做”。

1988年9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时指出：既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又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在国际关系中最经得起考验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资料来源：http://www.fmprc.gov.cn/chn/premade/9099/wjb_zt_dd02.htm)

链接阅读

新中国外交部长

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1949-1958年)

第二任外交部长：陈毅(1958-1972年)

第三任外交部长：姬鹏飞(1972-1974年)

第四任外交部长：乔冠华(1974-1976年)

第五任外交部长：黄华(1976-1982年)

第六任外交部长：吴学谦(1982-1988年)

第七任外交部长：钱其琛(1988-1998年)

第八任外交部长：唐家璇(1998-2003年)

第九任外交部长：李肇星(2003-2007年)

第十任外交部长：杨洁篪(2007-现在)

【注释】

[1]《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80-81页。

[2]转引自《新中国外交的光辉进程》,http://www.fmprc.gov.cn/chn/ziliao/wjs/2157/t8737.htm。

[3]《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1页。

[4]《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页。

[5]转引自李星：《新中国外交部在何处办公》,《世界知识》,2005年第14期。

[6]《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08页。

[7]《戴高乐言论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495页。

[8]李峰主编：《当代中国对外关系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页。

[9]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6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