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平稳发展的保加利亚

社会平稳发展的保加利亚

三、社会平稳发展的保加利亚

与民主德国一样，保加利亚对苏联模式也是高度认同，对苏关系也保持高度一致。但与包括民主德国在内的其他东欧国家不一样的是，保加利亚无论在内部发展上还是对苏关系上没有发生过有影响的事件。

经过短暂地恢复，保加利亚从1949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52年，一五计划用四年半就完成了，工业生产超过战前的4倍。1954年2—3月召开的保共六大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1953—1958年），要求继续执行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开展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方针。这次代表大会认为：保加利亚已经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发达的工业农业国，过渡时期已经结束，保共今后的任务就是迅速地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福利。大会还特别提出：要进一步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加快农业合作化的步伐。1956年春，77%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合作社的土地占所有土地的75%。二五计划期间，保加利亚工业产值与1939年相比，增加了8倍，工农业产值的比例1939年是24．8比75．2，而1957年变为68．3比31．7，“保加利亚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发达的工业——农业国”^[107]。

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加利亚提出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理论并进行了这方面的实践。“发达的社会主义”在保加利亚也称“成熟的社会主义”，是受赫鲁晓夫“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而形成的。

赫鲁晓夫1959年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正式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1961年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又进一步全面提出和系统论述了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理论。既为了紧随苏联同时又能自谦地保持一段距离，保加利亚共产党在1962年11月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只是宣布保加利亚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要用20年时间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头10年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后10年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1966年召开的九大和1971年召开的十大都重申了保共的任务是进一步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1976年召开的十一大还明确规定到1990年保加利亚将基本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并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赫鲁晓夫下台后，保加利亚的“发达社会主义”提法被勃列日涅夫所接受。1967年11月，勃列日涅夫在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上首次宣布苏联已经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1971年3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四大正式肯定了这一结论，1977年的苏联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把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结论固定下来。

在实践上，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1958年6月召开的保共七大宣布，保加利亚通过工业和农业合作化已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社会主义成分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已经占有绝对统治地位，人剥削人的现象已被消灭，社会主义制在保加利亚已经获得了胜利。七大之后，保共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动力工业的同时，还提出了“大跃进”、“按共产主义方式工作、学习和生活”等口号，在全国掀起一个提前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的运动。1959年3月，国民议会通过了加速国民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法令，将“大跃进”口号合法化。在盲目追求高速度的要求下，三五计划于1960年底提前两年完成。八大制订的四五计划把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作为主要任务，进一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实现集约化和解决粮食问题。四五计划完成之后，保加利亚工业迅速发展并在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到60年代中期工业产值已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3／5，农业也有较大发展。保共十大认为：保加利亚在过去的10年中，经济、文化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中的成熟社会主义因素越来越多地形成了。

在这过程中，保加利亚也按着苏联的节拍进行着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

苏共二十大后，保共于1956年4月召开中央全会，对契尔文科夫（Vylko Chervenkov，1900—1980年）在党内和社会生活中的个人迷信现象展开批评。生于1900年9月的契尔文科夫是保共创始人之一，1923年九月起义失败后被缺席判处死刑。1925年以后，他长期流亡苏联，先后担任过莫斯科国际学校校长、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41年是保共中央国外局成员。1944年9月回国后不久，契尔文科夫当选为保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1949年7月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0年2月任主席，11月接任保共中央总书记。在执掌了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后，契尔文科夫采取斯大林的工作方式方法，以个人专断取代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斯大林去世后，保加利亚也像苏联一样实行了党政分权，党的总书记一职改称第一书记由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1911—1998年）^[108]担任，契尔文科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但主持保共中央政治局工作。这次中央全会对契尔文科夫的上述做法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他搞个人崇拜，对党和国家的组织工作、思想工作和经济工作都产生了十分有害的影响，强调要恢复列宁主义原则，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民主，遵循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建设社会主义。最后，全会解除了契尔文科夫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改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并兼任教育和文化部长，1961年12月被撤销一切党政职务，1962年11月又被开除出党。

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1957年，保加利亚仿效赫鲁晓夫对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把以前按部门原则的集权管理改为按地区原则的分权管理。保共中央全会讨论并通过了日夫科夫关于加速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水平、改组国家和经济领导的报告提纲。3月上旬，日夫科夫在第三届国民会议上作的报告中提出：现行的国家和经济领导中“存在层次重叠现象”，国民经济的计划、财政和劳动报酬中存在严重缺点，商品流通过程中环节太多。因此，他在报告中提出了改组国家和经济领导的基本原则。第一，发挥中央同地方机构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第二，权力下放，把国民经济的实际领导权由各部移交给地方（州）政府。第三，按地区特点建立国家和经济领导，成立行政经济州。根据日夫科夫的报告，会议通过决议，撤销重工业部、轻工业等六个部，保留国家计划委员会等职能机构，新成立主要负责协调工作的工业和进步委员会、劳动和物价委员会、建设和建筑委员会等。^[109]另外，保加利亚还取消了国营工业联合公司，代之以各州人民委员会中设立的工业管理局，管理权力适当下放。但从效果上看，这次改组并不理想。每个具体企业的权限并没有扩大，州及其工业管理局依旧是靠行政命令手段来管理企业。新的管理体制非但没能调动起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削弱了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统一领导，导致经济形势恶化。

1963年5月，保共中央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和改组国民经济计划和领导体制的决议》。决议指出：1959年初的权力下放后，各州、各企业都“希望满足自己的需要”，不考虑“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国民经济的组织、形式和方法。会议决定撤销各种委员会，恢复了政府各部。中央收回了管理权之后，保加利亚又回到按部门原则进行管理的体制。但是，保加利亚的新经济体制并不是简单地退到原来的部门集中管理体制上，而是强调在部门集中管理的条件下充分利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限制行政手段，加强经济核算、物质激励和发挥利润杠杆的作用。1964年3月，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下发《关于某些企业和经济组织试行新体制规定》，从4月1日起在全国各行各业选择50个经济组织和企业试行国民经济领导新体制。此后，试行新经济体制的范围不断扩大，新经济体制1965年初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分批地试行，1969年1月则推广到全国一切经济部门和经济活动中。经过前后近七年由点到面的试行，在充分总结经验和不断改进、完善的基础上，保共决定在六五计划（1971—1975年）期间全面实施新经济体制。从效果上看，70年代中期，保加利亚的国民经济、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城乡差别缩小，某些工业项目进入世界先进行列。1976年3月底4月初召开的保共召开十一大通过了七五计划（1976—1980年），提出了“高效率、高质量”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口号。

保加利亚新经济体制的提出和最初实践与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调整赫鲁晓夫的改革失误是同步的，而明确提出新经济体制还先于苏联，苏联正式推行新经济体制是从1966年开始，保苏两国在这方面的互动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保加利亚不像东欧其他国家那样反感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日夫科夫晚年在回忆录中说：“在赫鲁晓夫时期，我曾主张过一系列独立的观点，甚至采取过某些有悖于他的观点的行动，更不用讲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但是无论在赫鲁晓夫时期还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我国都一直遵循采取一致行动这一基本政治方针和坚持执行在莫斯科制订的‘路线’，如果我不提及这一点，那将是违背历史真实的。我并不认为这是保共、保加利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保加利亚共产党人犯‘历史性错误’的一部分。从基本方面，主要方面和决定性方面看，同苏联友好是保证我国作为独立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最重要支柱之一，而我们的经济合作则是对保加利亚社会—经济及精神领域的繁荣具有重大意义的条件。因此，我们为使保—苏关系得到稳定持久而又生机勃勃的发展作出了努力。”^[110]除了这种总体上的说明之外，日夫科夫还点了一些具体原因：“一系列历史的、民族的、感情的和个人方面的因素使得我国人民觉得这种政策是合乎常情的，是人民所希望的。”^[111]

日夫科夫的看法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有的学者在承认保加利亚紧跟苏联的政策、是苏联的忠实盟友的同时，还特别指出保加利亚并不是一个傀儡，而有“自己的打算和利益”。苏联的活动范围是全球性，而保加利亚的只局限在巴尔干。保加利亚只是宣扬并利用而不是破坏和抗拒同苏联的盟友关系，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在有分歧的具体问题上悄悄地自行其是。保加利亚和苏联的这种关系也不是偶然的，“从历史上来看，保在取得民族独立以来的一个世纪里，虽然在俄罗斯和德国两大国的监护之间摇摆，但是在其内心深处一直希望团结斯拉夫‘老大哥’俄罗斯。1878年，俄罗斯与土耳其发生战争，在解放保加利亚的战役中，几千俄罗斯人战死沙场，当然他们是为俄罗斯的利益效命，但也是为保加利亚的利益效命。1978年百年庆典掀开了真正的公众热情。……保加利亚的巴尔干政策仅次于同苏联的亲密关系，但是有更深的历史渊源。”^[112]还有学者细解了保加利亚与苏联高度一致的原因：第一，“保加利亚人对俄国人的厌恶肯定不像对任何毗邻国家的人特别是土耳其人和希腊人当然还有南斯拉夫人那样厉害”。第二，保共的每一派“似乎都根据它自己的理解认为保加利亚的前途在于成为苏联忠实的但享有自主权的盟国，而并非成为斯大林主义变种的处于从属地位的卫星国”。第三，由于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的反叛和罗马尼亚在60年代中期之后越来越不可靠，保加利亚就成了苏联在巴尔干地区唯一忠实的盟友。^[113]

但不管怎么说，从效果上看，保加利亚在处理同苏联及苏联模式的关系方面在东欧国家中是比较成功的。国内民众不反感，苏联也不反感，保加利亚在各种动荡连绵不断的东欧一直过着相对太平的日子。

【注释】

[1]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等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225页。

[2]［南］杜尚·比兰吉奇著：《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史纲》，陈丹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页。

[3]《南斯拉夫大事记（1945—1963）》，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0—21页。

[4]［美］丹尼森·拉西诺著：《南斯拉夫的实验》，瞿霭堂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中文版，第64页。

[5]《南斯拉夫的实验》，第70页。

[6]Milovan Djilas，Leninon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ist States，New York：Yugoslav Information Center，1950．

[7]转引自［南］杜尚·比兰吉奇著：《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史纲》，第272页。

[8]《南斯拉夫大事记（1945—1963）》，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5页。

[9]参见［南］韦利米尔·瓦西奇著：《南斯拉夫的经济政策》，明华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28页。

[10]李忠杰等著：《社会主义改革史》，第616—617页。

[11]《南斯拉夫大事记（1945—1963）》，第122页。

[12]转引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编辑部：《不结盟运动主要文件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页。

[13]［南］佩·达姆扬诺维奇等编：《铁托自述》，第364—365页。

[14]参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编辑部：《不结盟运动主要文件集》，第11—13页。

[15]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编辑部：《不结盟运动主要文件集》，第2页。

[16]赵乃斌等主编：《南斯拉夫的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17]Milovan Djilas，Rise and Fall，San 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5，pp．319—325．

[18]Milovan Djilas，Anatomy of a Moral：The Political Essays of Milovan Djilas，New York：1959，p．36．

[19]Milovan Djilas，Anatomy of a Moral：The Political Essays of Milovan Djilas，New York：1959，p．141．

[20]Milovan Djilas，Anatomy of a Moral：The Political Essays of Milovan Djilas，New York：1959，p．88．

[21]Milovan Djilas，Anatomy of a Moral：The Political Essays of Milovan Djilas，New York：1959，p．129．

[22]［南］吉拉斯著：《铁托——内幕故事》，柯雄译，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170页。

[23]Serge Schmemann，“Milovan Djilas，Yugoslav Critic of Communism，Dies at 83”，New York Times，April 21，1995，p．7．

[24]［南］杜尚·比兰吉奇著：《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史纲》，第538页。

[25]Borba，May 19，1970．

[26]［南］杜尚·比兰吉奇著：《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史纲》，第539页。

[27]［美］丹尼森·拉西诺著：《南斯拉夫的实验（1948—1974）》，第319页。

[28]Peter F．Sugar，Eastern European Nationalism，Politicsand Religion，p．12．

[29]转引自郝时远主编：《南斯拉夫联邦解体中的民族危机》，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98—99页。

[30]转引自迎秀著：《我所看到的南斯拉夫》，人民日报出版社1982年版，第162页。

[31]Vladimir Tism0neanu，“Gheorghiu‐Dej and the Romanian Workers’Party：From de Sovietization to the Emergence of National Communism”，CWIHP Working Paper，№37，May 2002，p．9．

[32]Vladimir Tism0neanu，“Gheorghiu‐Dej and the Romanian Workers’Party：From de‐Sovietization to the Emergence of National Communism”，CWIHP Working Paper，№37，May 2002，pp．9—10．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罗马尼亚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大事记（1944—1985）》，北京：1985年版，第26页。

[34]［罗］约恩·弗·托图主编：《罗马尼亚经济的发展》，刘开铭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9页。

[35]尼古拉·齐奥塞斯库1918年1月26日生于一个贫农家庭，1933年加入罗马尼亚共产党，30年代和40年代初多次因领导反法西斯活动而被捕入狱，1944—1945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45年10月当选为罗共中央候补委员。1946年以后，齐奥塞斯库先后担任过多布罗加和奥尔特尼亚州委书记、农业部副部长、罗军总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委员、罗共中央书记。

[36]《齐奥塞斯库选集（1965—1968）》，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页。

[37]［罗］约恩·弗·托图主编：《罗马尼亚经济的发展》，第175页。

[38]《齐奥塞斯库选集（1969—1973）》，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

[39]《齐奥塞斯库选集（1969—1973）》，第8—11页。

[40]［罗］约恩·弗·托图主编：《罗马尼亚经济的发展》，第204—205页。

[41]《齐奥塞斯库选集（1974—1980）》，第36—37页。

[42]《齐奥塞斯库选集（1974—1980）》，第471页。

[43]转引自康春林：《论二战后罗马尼亚政局的嬗变——从帕特拉什卡努问题说起》，载《世界历史》2001年第4期，第52页。

[44]［法］卡特琳·迪朗丹著：《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王新连等译，世界知识1991年版，第114页。

[45]Ronald H．Linden，The Foreign Policies of East Europe：New Approaches，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80，p．23．

[46]参见［英］艾伦·帕尔默著：《夹缝中的六国》，第423—424页。

[47]参见Sergiu Verona，Military Occupation and Diplomacy：Soviet Troops in Romania，1944—1958，Durham，NC＆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2．

[48]Ivan F．Berend，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1944—1993，p．127．

[49]参见《南通社评罗对外贸易》，载《参考消息》1962年3月31日。

[50]刘勇：“影响中罗关系曲折发展的若干因素”，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86页。

[51]Linden，The Foreign Policies of East Europe，p．24．

[52]Corneliu Vasilescu，Romania in International Life，Bucharest：Meridiane Publishing House，1973，p．1．

[53]《齐奥塞斯库选集（1965—1968）》，第282页。

[54]蒋本良：《“捷克事件”与周恩来的“六八”讲话》，载《中共党史资料》总第72辑，第38—39页。

[55]Ronald H．Linden，Bear and Foxes：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East European States，1965—1969，Boulder［Colo．］：East European Quarterly，1979，pp．193—196．

[56]Ivan F．Berend，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1944—1993，p．129．

[57]J．F．Brown，Eastern Europe and Communist Rule，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88，p．275．

[58]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编：《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第331—332页。

[59]《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第332页。

[60]转引自蔡祖淼：《霍查的“左”及其祸害》，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1993年第2期，第73页。

[61]具体清洗情况，可参见［南］米伦科·巴比奇等著：《恩维尔·霍查的阿尔巴尼亚》，达洲等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2—187页。

[62]王晓建：《阿尔巴尼亚的四次大清洗》，载《历史大观园》1988年第8期，第48页。

[63]转引自马细谱等编著：《阿尔巴尼亚》，第78页。

[64]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编：《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第401—402页。

[65]参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编：《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第275—276页。

[66]参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第299页。

[67]［阿］雷兹·马利列：《我眼中的中国政要》，王洪起译，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68]转引自王泰平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35页。

[69]Enver Hoxha，The Khrushchevites：Memors，Tiranë：“8 Nëntori”Pub．House，1980，pp．441—445．

[70]参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20—325页。

[71]范承祚：《阿尔巴尼亚支持中国“文化大革命”始末》，载《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4期。

[72]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346页。

[73]［阿］恩维尔·霍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霍查同志作关于党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66年11月5日，第4版。

[74]Enver Hoxha，Ref lections on China，Extacts from the Political Diary，Tiranë：“8 Nëntori”Pub．House，1979．vol．1，p．116．

[75]［阿］恩维尔·霍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43页。

[76]Enver Hoxha，Ref lectionson China，Extacts from the Political Diary，vol．1，p．132，152．

[77]Enver Hoxha，Ref lectionson China，Extacts from the Political Diary，vol．1，p．589．

[78]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70—197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59页。

[79]Enver Hoxha，Ref lectionson China，Extacts from the Political Diary，vol．1，pp．553—562，748．

[80]Enver Hoxha，Report on the Activity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Party of Labor of Albania：Submitted to the7th Congress of the Party of Labor of Albania，November 1，1976，Tiranë：“8 N3ntori”Pub．House，1976，p．174，186．

[81]Enver Hoxha，Albania is Forging Ahead Confidently and Unaf raid，Tiranë：“8 Nëntori”Pub．House，1978，pp．7—33．

[82]马细谱等编著：《阿尔巴尼亚》，第82—83页。

[83]沈志华主编：《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第87页。

[84]《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第85页。

[85]高德平著：《柏林墙与民主德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2—33页。

[86]［德］冈特·霍尔茨魏西希：《东德“六·一七”事件始末》，中译文载《苏联东欧问题》1982年第1期，第56页。

[87]《东德“六·一七”事件始末》，第56页。

[88]《东德“六·一七”事件始末》，第57页。

[89]Christian Ostermann，“New Documents on the East German Uprising of 1953，”CWIH P Bulletin，Issue 5，Spring 1995．

[90]［德］冈特·霍尔茨魏西希：《东德“六·一七”事件始末》，第58页。

[91]《新华月报》1953年第7期，第82页。

[92]《人民日报》，1953年7月30日，第3版。

[93]沈志华主编：《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第106页。

[94]参见《给苏联领导人的报告：关于柏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事件以及从中得出的某些结论》，载杨存堂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2—15页。

[95]高德平著：《柏林墙与民主德国》，第36页。

[96]［民德］埃·昂纳克著：《我的经历》，龚荷花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页。

[97]ИзBесmuя，28Нoябрь，1958г．

[98]［民德］埃里希·昂纳克著：《我的经历》，第181页。

[99]［俄］奥·特罗扬诺夫斯基：《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214页。

[100]乌布利希致赫鲁晓夫的信（1961年9月15日），转引自Х．Харрuсoн，ПoлитикаСoBетскoгoСoюзаи BoстoчнoйГерманииBпериoдберлинскoгoкризиса1958—1961гг：нoBыеархиBныедoкументыизМoскBыи BoстoчнoгoБерлина，c．289。

[101]扬子著：《高墙作证——柏林危机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161页。

[102]方连庆等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313页。

[103]参见：《苏联报刊关于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

[104]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大事记（1949—1984年）》，北京：1985年版，第33页。

[105]姜琦等著：《东欧三十五年》，第350—351页。

[106]［民德］埃里希·昂纳克著：《我的经历》，第237页。

[107]［保］科谢夫等著：《保加利亚简史》（下册），第544页。

[108]托多尔·日夫科夫，1929年底加入保加利亚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加入保加利亚共产党，1941—1944年参与领导了保加利亚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1948年12月当选为保共中央委员，1948—1950年任保共索非亚市委第一书记、保共中央书记，1954年2月任保共中央第一书记（1981年改称总书记），1962—1971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89年11月，日夫科夫在保共中央全会上辞去总书记一职，不久又被解除了国务委员会主席职务。1992—1997年，日夫科夫先后以“以权谋私”、“滥用职权”等罪名被监禁和软禁。1988年，日夫科夫去世。

[109]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保加利亚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大事记（1944—1984）》，北京：1985年版，第16—17页。

[110]［保］托多尔·日夫科夫著：《日夫科夫回忆录》，吴锡俊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409页。

[111]《日夫科夫回忆录》，第409页。

[112]［美］雷蒙德·加特霍夫著：《冷战史——遏制与共存备忘录》，伍牛等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325页。

[113]［美］布朗著：《苏联与其东欧盟国的关系》，商正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5—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