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发展完善的官学

中国古代官学是传授管理国家经验、培养治国人才的场所，备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

远古时代，先民就开始了教育活动，据《尚书·舜典》记载，虞时即设有学官，但那时学官所管理的只是简单的有关生产和生活的教育活动。夏朝的教育出现了质的变化，其根本标志是出现了学校。不少古籍都提到夏代有“序”这种学校。虽然“序”还不是独立、纯粹的教育机关，但其教育功能明显地体现出来，成为后来学校教育的先导。商代出现了正式的学校，商代的学校名称很多，有“庠”、“校”、“序”、“学”、“大学”等等。商代学校由奴隶主国家管理，当时的教师都是官吏，学生都是贵族子弟，这是最早的官学。

西周时期，是奴隶制社会的全盛时期，其文化教育的特征是沿袭商代的“学在官府”的旧制，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西周的官学包括国学和乡学两个系统。国学设在王城和诸侯国都里，属中央官学；乡学设在乡、州等区域，属地方官学。学校教育主要依循周公旦提出的敬德保民、礼乐之教的主张，讲授的是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主体的“六艺”。其中“礼”是等级伦理教育；“乐”是艺术教育，包括音乐、诗歌和舞蹈；“射”、“御”是军事训练；“书”是书法习字；“数”则是算术、天文、历法知识的学习。作为西周教育时代最重要标志的六艺教育，既重视思想道德，也重视实用技能；既重视文化知识，也重视武备训练；既教育学生要符合礼仪规范，又要求学生注重内心情感的修养，它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官学废弛，私学兴起。西汉时期，全面恢复了官学。汉武帝时始，成立了太学。郡国每年向太常推荐十八岁以上“仪状端正”、“好文学、敬长上”的青年，经过太常严格挑选后入学学习。学习内容主要是《诗》、《书》、《礼》、《易》、《春秋》等经书，同时还要学习一些律令。东汉时，另外还为宗室外戚等贵族子弟设立了专门的学校宫邸学，以及研究文学艺术的专门学校：鸿都门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的影响，以及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官学虽然依然存在，但却不受重视。如三国时，曹魏“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教而无其功”。东晋南朝之“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具文而已”。北朝在北魏时一度“天下承平，学业大盛”，但到末年却“海内淆乱，四方校学，所存无几”。

直到唐代，官学才重新兴盛起来。唐代官学有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种。从理论上讲，学校的任务是兴教化、育人才。实际上，学校的全部工作可以归结为向尚书省输送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成为官僚的培养机构。中央官学主要有国子监六学和弘文、崇文二馆。除学习《诗》、《书》、《易》、《礼》、《春秋》三传等经典以外，还要学作时务策，练习书法。唐代地方官学设京都学和州府县学，令长史主持，设文学、助教负责教学。唐代官学在贞观到开元、天宝年间达到极盛。自天宝后，学校益废，生徒流散。李氏王朝一再努力试图振兴官学，终因国势衰落而力不从心。官学衰败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五代，直至宋朝建立后才有所恢复。

宋朝在中央设国子监诸学，在地方上设州县学。宋代官学中，以太学最为重要。为了保证太学的质量，宋仁宗时任命曾执教苏州、湖州官学二十余年的胡瑗出任国子监直讲，推广“明体达用”、经邦治国的“实学”教学方法，效果甚好，“士或不远数千里来就师之，皆中心悦服”。各府、州、军、监和县都设有官学。县学学生成绩优秀者升入州学。州学也实行三舍法，成绩优秀者升太学，或者直接参加科举考试。辽金官学基本上仿宋制。

元朝官学与宋辽金有较大不同。元朝中央官学归大司农寺掌管，大司农寺下设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统称为国学。地方上设路、府、州、县学。地方各级官学收地方官和平民子弟，国学收官员子弟。国子学的主要课程是四书五经。

明代很重视官学。明朝在京师设国子监，此外还有宗学、武学等，宗学是贵胄学校。在地方上设府学、州学、县学，此外还有为学、社学等。这些形成了从地方到中央相衔接的学制系统。明朝政府规定，凡社学中“俊秀向学者，许补儒学生员”；府、州、县学员则可通过岁贡、选贡、恩贡、纳贡等途径进入国子监肄业，形成了社学—府、州、县学—国子监三级相衔接的学校教育体系。

清朝官学制度基本上沿袭明朝旧制，亦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大类。中央设立的主要有国子监，此外还有宗学、觉罗学、为重视对旗人子弟的教育设立的八旗官学、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算学、俄罗斯学等。地方设立的主要有府、州、县学和卫学，此外还有社学、义学和井学等。在嘉庆，道光之后，学校积渐废弛，已有名无实。

官学系统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教育教学的社会组织形式。在研究、传授各种知识技能，传播学术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