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联年社会主义实践和苏联剧变的历史思考

关于苏联年社会主义实践和苏联剧变的历史思考_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卷

关于苏联74年社会主义实践和苏联剧变的历史思考

徐葵

一、需要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研究苏联74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和苏联的剧变

今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马克思主义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标志着世界历史上社会主义思想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党宣言》发表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首先在欧洲取得了蓬勃的发展，1871年法国无产阶级在巴黎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巴黎公社。巴黎公社虽遭失败，但它体现的革命原则和理想却一直鼓舞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其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了东方。当进入20世纪后，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首先在俄国出现了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1917年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在世界1/6的土地上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大大改变了世界面貌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开始了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在斗争中并存的局面。在二次大战中，苏联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战后发展成为唯一能在战略上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曾对世界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经历了74年的春秋后竟在没有外来入侵的情况下，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几乎是在顷刻之间发生了瓦解。这不能不引起世人的极大震惊。

自苏联剧变以来，各国学者和政治家对这一重大事件提出了各种分析和看法，议论纷纷，看法不一。在西方，有人认为，苏联的失败标志着社会主义“历史的终结”；有人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失败”；有人认为，苏联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社会主义不承认人的本性追求的“个人所有制和个人自由”，等等。我们国内对苏联剧变的原因也有各种不同看法:如有的强调苏联体制上的原因，有的强调戈尔巴乔夫个人的原因，有的突出西方“和平演变”的因素，等等。苏联剧变这一历史事件离我们还如此之近，它的因素又如此之复杂，大家在研究时提出各种不同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很自然的，也是正常的。只有通过不同意见的切磋，才能得出比较全面、科学和符合历史实际的看法。这几年，我国学者在研究苏联剧变问题上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下去。

我想除了从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等各个方面对苏联剧变的各种原因和教训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外，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把苏联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1991年发生剧变这74年作为一个前后联系的纵向历史过程，把它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和一次已被事实证明为不成功的实验，把它放在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以来世界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的发展的坐标上来进行一番分析和研究，也许可以把某些主要问题看得更加清楚。在进行宏观的历史研究时，需要把握以下几点:

1.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指导，但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关于社会主义的个别论点，而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新经验和新境界的高度上进行观察；

2.要以事实为依据，从苏联的客观历史事实出发，避免从先验的意识形态标准或从思辨的抽象推论出发，要摆脱苏联过去出版的很多不完全反映历史真实的书籍，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长期来在我们思想中留下的影响；

3.要把苏联放在时代背景中和世界范围的事物联系中来观察。

本文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以求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的研究。

二、从宏观历史角度看苏联74年各个时期社会主义实践的正误得失及其对苏联兴亡的影响

苏联在74年中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共经历了7个时期，我们需要对每个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正误得失作一番考察。本文不可能对每个时期的历史进行详细探讨，只能从宏观上就每个时期的主要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及其对苏联历史发展的影响作一些粗线条的分析。

（一）列宁时期（1917年10月~1924年4月）

列宁从十月革命胜利后到1924年4月去世仅活了6年零3个多月时间。事实上，他在1922年5月和12月两次中风后，就已半身瘫痪，不能写字，医生只允许他每天在很短时间（5~10分钟）内进行口述。而在1923年3月后他就完全不能工作了，只能听人读点报纸。所以他在十月革命后实际上只工作了5年多一点时间。但就在这短短的几年里，他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贡献却是十分巨大的。

这几年中列宁的主要活动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1.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无产阶级取得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一些学者对十月革命是否是历史性错误，是必然还是偶然，有无其他选择等问题众说纷纭，议论不一。最极端的看法是对十月革命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它是列宁造成的历史错误，假如俄国在二月革命后走资本主义道路则会取得更快的发展。这种论断是对历史的歪曲。如果采取客观的历史主义态度，就可看到，在当时条件下十月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它反映了最广泛的群众对社会变革的迫切需要。十月革命的口号——和平、自由、土地、面包——就是来自群众的、反映他们迫切需要的口号。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当时俄国特殊条件的产物，是各种客观和主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分析的，十月革命所以能够比较容易地取得胜利是因为:第一，沙皇君主制在政治上的极端腐败和落后，使得群众的革命攻击力量异常强大。第二，俄国的落后使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独特地结合了起来。第三，1905年革命使工农群众受到了非常多的政治教育。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和十月无产阶级革命都是不可能的。而俄国资产阶级在二月革命后，由于它本身的软弱和政治上的分裂，不可能反映，更谈不上实现人民的需要。第四，俄国的地理条件使它比其他国家更能长久地对抗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优势。第五，俄国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特殊关系便利了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便利了城市无产者去影响农村半无产的贫苦劳动阶层。第六，沙皇参加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破坏，使整个社会处于全面危机之中。

当然，如果没有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再多也是无济于事的。而在主观因素中，最根本的就是列宁关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战略策略思想和在急剧变化的形势下无比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所起的战斗堡垒和核心作用。

2.签订布列斯特和约。

在1918年年初，列宁不怕孤立，力排党内领导层中占多数的“左倾”空谈，接受割地的苛刻条件，同德国单独媾和，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从而使苏维埃政权得以摆脱帝国主义战争，赢得了喘息时间，站住了脚。

3.国内战争期间。

从1918~1920年，领导苏维埃俄国依靠自己创建的红军，同白军和协约国干涉军进行了3年国内战争并取得了胜利。在此期间，同时进行了后来列宁承认是错误的“战时共产主义”的实验。

4.新经济政策时期。

在国内战争结束后，领导苏维埃俄国从战时状态转入列宁称之为“最重要最困难的事业”——经济建设，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使苏维埃俄国的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使工农联盟得到了巩固，在1922年领导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列宁在他去世之前一直在思考如何在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方面留下了无比宝贵的遗产。

列宁为我们树立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实事求是地解决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光辉榜样。但是，列宁如同历史上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内的任何伟大人物一样，也不可能没有他的历史局限性。用今天的眼光去客观地研究列宁的思想和理论，也许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这里只是举例）是可以看到列宁的历史局限性的。

（1）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精辟地论述了自由资本主义通过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的结合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也就是发展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透彻地分析了当时帝国主义的矛盾和帝国主义与战争的关系。但是，80多年来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已用事实说明，列宁当时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和调节本身矛盾的能力是估计不足的，过早地作出了资本主义已进入“垂死”和“腐朽”阶段的结论。

（2）与此相联系，他对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如当时估计，“西欧革命火焰的闪耀和爆发日益频繁，这就使我们相信国际工人革命的胜利为期不远了”，“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1]尤其是1920年7~8月，当红军在反击波兰军队的进犯中越过边界，向华沙进军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曾估计此举会得到波兰工业无产阶级的支持，波兰会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而实际情况却是红军打到波兰，伤害了波兰人民的民族感情，遭到了波兰人民的抵抗而失利。

（3）对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估计过高，在国内战争时期企图取消商品和货币交换，“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这引起了很大一部分农民和工人的不满和反抗，当时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危机。列宁承认，“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向共产主义”。^[2]

（4）在《国家和革命》一书和十月革命后的一些言论中反映出在国家理论上有某些简单化和空想化的成分。如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度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而把无产阶级专政下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制度过分理想化。事实上，国家体制中的代议制、选举制、权力的监督和制衡、法治和公民权利等，都是人类社会和文明发展的成果，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和继承性。

我们当然不能苛求于前人，也不能要求列宁为后人教条主义地对待这些思想而犯的错误负责，但是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时也不能不看到这些思想理论上的问题对联共（布）党所产生的不利思想影响。

不过，我们也必须充分看到列宁是勇于承认和纠正自己的失误的，他在这方面也是我们的典范。正是他勇敢地承认和纠正了“战时共产主义”的错误，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是继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实际的一次新的结合，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对社会主义学说的重大发展。正如列宁去世前一年在《论合作制》一文中所总结的，“现在我们有理由说，在我们看来，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3]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他提出苏俄在内战结束后转向和平时期必须把经济建设的任务提到首位，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要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先进成果，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通过商业的结合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俄国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和结束内战后应把重心转到包括文化和物质两个方面的文化建设上来，要看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指出建成社会主义需要几十年的时间（现在看来列宁还是把长期性估计太短了）。他告诫人们夸大革命性的巨大危险，要人们不要忘记适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在一定时候和条件下需要转向采用改良主义的方法，他还提出了反对官僚主义和加强工农监督等一系列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等等。

列宁在世时苏联的这段社会主义实践虽然只有短短五六年的时间，却已反映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两条不同的道路和战略思想:一条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体现的“左”的、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路线；另一条是“新经济政策”思想所体现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事求是路线。这两条道路和两种战略思想，虽然当时还只具有初始的、不够成熟的形式，却已标明了后来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两种思路的实质。

（二）斯大林时期（1924~1953年）

从苏联的历史发展进程考察，可看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在斯大林时期形成和定型的，斯大林在根本指导思想和制度上给这个模式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使之具有不易改革和进行自我调节的特征。这个模式在一段历史时间中使苏联变得强盛起来，但由于它固有的弊病，也给苏联的国家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后果。

1.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定型和凝固化过程。

列宁逝世后，联共（布）党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首先面临着确定接班人和制定今后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两大问题。围绕这两个问题，党内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当时，联共（布）党领导层中，包括斯大林在内，左倾思想相当严重。真正拥护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只有后来被斯大林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而加以镇压的布哈林和其他少数几个人。斯大林经过复杂和残酷的斗争，消灭了政敌，确立了自己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斯大林在苏联历史上执政时期最长，因而他对苏联的历史发展所起的影响也最大。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成为苏联最高领袖和终身执政的大致过程如下。

（1）进行什么是“列宁主义”之争。列宁逝世后，当时对接班人地位的争夺，主要是在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他们为了争夺接班人地位，都要高举列宁的旗帜。这时论述列宁主义的文章和小册子纷纷出现。斯大林在1925和1926年发表了他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两部问鼎之作。他批判了季诺维耶夫把列宁主义定义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提法，指责季诺维耶夫把“列宁主义国际无产阶级的学说变成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是为鲍威尔和考茨基效劳”。^[4]他自己则把列宁主义定义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5]斯大林在这两部不论对苏联还是对各国共产党都曾有过巨大影响的著作中只字不提列宁在晚年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这不是什么疏忽，而是对之并不重视。他在这两部著作中，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崇高口号下，宣扬的是斯大林本人的构成他的社会主义模式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大量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这是一套“左”的思想理论体系。

（2）斯大林抛弃了列宁在世时处理党内分歧所采用的坚持原则、耐心说服、澄清是非、团结同志的民主传统和作风，从1924~1929年采用上纲上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先后把托洛茨基反对派、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新反对派、托洛茨基派—季诺维耶夫派反党联盟都打了下去，从而确立了他自己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他这种做法在共产党内开创了进行残酷党内斗争的恶劣先例。

（3）列宁去世后，当时由于政策的惯性作用和客观形势的需要，苏联在1928年以前继续实施了几年新经济政策，收到了良好效果，使经济得到了很大恢复。1927~1928年间，由于斯大林逐渐抛弃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企图采取剥夺农民以积聚资金的办法来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从而导致了粮食收购危机。粮食收购危机的出现，又促使斯大林进一步采取非常措施来对付农民，进一步认为小农经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障碍。于是从1928~1933年，以开展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党内斗争和对富农（实际上大多数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致富的富裕农民）的阶级斗争为动力，用强制手段实行了农业的全盘集体化，把广大小农都赶进集体农庄，严重破坏了苏联农业生产的基础，造成了后来几十年中难以改变的农村与农业衰败的恶果。

（4）从1929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斯大林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原则，提出了冒进的高指标经济计划。而在开始实现五年计划的时候，又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方面把党内维护比较稳妥的五年计划“最低”方案的同志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同时又在企业和经济部门中广泛开展反对所谓“沙赫特破坏分子”的斗争，打击了一大批“资产阶级专家”和知识分子。在高指标和高压下，1929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于1933年提前在四年零三个月内完成，接着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于1937年也提前在四年零三个月内完成。斯大林就是在不顾经济平衡，极力推行超高速工业化的方针下，采取紧急状态下的全民动员办法，在20世纪30年代中实现了苏联的工业化的。他在1934年举行的被称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的苏共党的十七大上，宣布苏联已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已由个体小农业的国家变成了大规模机械化集体农业的国家。1936年斯大林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做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说苏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1938年他又提出苏联下个阶段的任务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部苏联宪法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都固定了下来，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至此得到定型。

（5）与此同时，斯大林又制造了“社会主义愈是取得胜利，阶级斗争愈尖锐化”的理论，大大强化了国家专政机关，把内务人民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等专政机关凌驾于党政机关之上，成为直接从属于斯大林个人的专政工具。从1934年12月基洛夫被害事件发生时起，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大清洗”运动。在1936~1938年间，“大清洗”更达到了骇人听闻的高潮，镇压了大量党政干部和群众。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大批“布尔什维克近卫军”、图哈切夫斯基等大批在内战中功勋卓著的原红军指挥员均被判处死刑而遭消灭。

（6）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内确立了自己的最高领袖地位以后就大搞个人迷信。从1929年年底庆祝斯大林五十寿辰开始，在斯大林默许下，苏联展开了空前的把斯大林神化的新造神运动。从此时开始，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气氛就风靡全国，愈演愈烈。斯大林成了党和真理的化身，斯大林的讲话成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在这种思想的长期灌输下，苏联人民中形成了把一切成就都归功于斯大林，把人民的一切希望和国家的全部命运都寄托于斯大林的不正常的社会心理状态。

（7）在文化思想战线方面，从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战后，斯大林抹杀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在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文学艺术、语言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还在遗传学、生物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中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大批判运动，把许多知名的学者、科学家和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唯心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人民的敌人”、“伪科学家”，等等。他通过这些大批判和大斗争把自己树立为各个学术领域的最高权威，真理的最后仲裁者。斯大林在学术问题上对不同观点采取的高压政策窒息了苏联的学术思想，造成了苏共长期的思想僵化，他的形而上学影响了苏联几代人。

（8）在对外国共产党和外国的关系上，他推行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如二战前对波兰等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清洗和镇压，发动苏芬战争，同希特勒签订瓜分波兰的密约，进兵波罗的海三国；二战中同西方划分战后势力范围；二战后对南斯拉夫进行压制打击，对东欧国家党的领导进行清洗，怀疑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等等。战后还脱离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实际，提出“资本主义总危机不断加深”和“世界两个平行市场”的错误理论。

（9）战后，斯大林因苏联在二战中取得的胜利而更确信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正确性，把它凝固化为社会主义的共同规律而强行推广到所有东欧各国。

2.斯大林模式的特征。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经过形成、定型和凝固化的过程，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1）它渊源于十月革命后苏俄曾实施的“战时共产主义”，而与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背道而驰。它的思想基础是左倾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

（2）它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或历史定位问题上，不顾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而搞“超阶段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问题，是决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和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斯大林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片面地把改变生产关系、实现生产资料由私人所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这就决定了他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必然是不顾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观主义地追求改变生产关系的超越客观阶段的战略。

（3）它在经济思想上否定商品货币关系，排斥市场机制。它的经济体制是以产品经济观为基础、以党所代表的国家为核心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它强调速度第一，生产第一，为生产而生产，勿视人民的消费需要。它是粗放型和“数量赶超型”的经济，是超重型、低效益、高消耗和准军事型的经济。

（4）它在政治思想上无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个时期的重大区别，在和平建设时期夸大和强化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它在政治体制上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强调专政，缺乏民主。在斯大林体制下，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变成了党的专政，而党的专政又变成了领袖的个人专政，苏维埃成为形式民主的象征。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出现了大量破坏法制，滥用专政的违法现象，留下严重的社会创伤。“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6]这种政治体制在人事干部制度上实行高层领导干部的终身制和各级干部的委任制，造成干部只知对上负责，按上级指示办事，缺乏求实开拓精神，形成脱离群众的作风。

（5）它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否定学术思想自由和艺术的多样性，以垄断、粗暴和高压的方式干预文化艺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混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压制学术自由，窒息学术思想，实际上就是搞文化专制主义，造成思想的长期教条化和僵化。

斯大林在实现工业化使苏联国力增长后，尤其在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后，更在胜利面前变得越发骄傲起来，使他执政下形成的苏联模式更加僵化。邓小平在1980年说，“苏联搞社会主义，从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63年了，但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7]1985年他又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8]这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切中要害的深刻总结。

3.斯大林执政年代给苏联社会留下的严重后果和沉重遗产

斯大林的执政年代是胜利和悲剧、苏联人民的英雄业绩和蒙受的巨大苦难交织在一起的时期。一方面，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当时在苏联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们领导下的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理想和目标的鼓舞下，在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和战后恢复时期表现出巨大劳动热情和英雄气概，加之苏联当时存在着发展经济的粗放条件，所以在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增强国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由于各阶层人民在卫国战争中表现出同仇敌忾保卫祖国的高昂爱国主义精神，所以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而在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经济大萧条和尖锐矛盾的国际形势下，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威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在这方面的功绩当然是不能否定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成就和胜利是在他建立起来的那种社会主义模式下取得的，因此苏联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十分巨大的，他们的受益和付出的代价是很不相称的。大量事实表明，斯大林执政年代给苏联社会留下了严重的后果和沉重的遗产:

（1）苏联经济在头几个五年计划中得到高速增长后，后来增长率就逐渐下降，经济越来越丧失活力，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提高，二战后除了军事技术的发展外，其他方面同西方国家的差距拉得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农业方面，斯大林的全盘农业集体化给苏联农业生产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使苏联长期面临粮食和农产品短缺的严峻局面。苏联人民长期摆脱不了日用工业品、食品和住房严重短缺的厄运。

（2）党的干部和机关的特殊化和官僚化日趋严重，越来越脱离群众。以党代政和严重破坏法制的做法使苏维埃徒具形式，使人民不能切实感到自己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因而逐渐同政权越来越疏远。

（3）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和个人迷信的盛行，导致社会意识的贫困和教条主义及形而上学的盛行，使社会智能和知识潜力遭到巨大破坏。

（4）在长期突出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压下，在人们经常处于被克格勃窃听（当时政治局委员都担心被窃听）和被人打“小报告”而遭清洗和镇压的威胁下，社会政治气氛和人与人的关系很不正常。二战后斯大林又掀起了“反世界主义”、“列宁格勒案件”和“医生谋杀案”等一系列思想讨伐和政治迫害运动，使人们觉得又回到了1937~1938年的大清洗年代，整个社会又一次笼罩在紧张气氛中。群众中一方面口头上对当局歌功颂德，另一方面又心存怀疑和不满，保持沉默或不讲真话的两面心态越来越普遍。

（5）最为严重的是斯大林在长达30年的执政时期，为维护他的社会主义模式，培植了一个比较牢固的“左”的、僵化的教条主义思想基础和从这种政治经济体制中得益和具有特权的一大批党政干部作为社会基础，这为苏联以后的改革增加了极大的难度。

斯大林执政30年给苏联留下的是被一些苏联学者称之为“病态”的社会。

（三）赫鲁晓夫时期（1953~1964年）

斯大林的去世开始了苏联历史上的后斯大林时期，这个时期从1953 年3月算起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为止共38年。从苏联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看，后斯大林时期的根本任务在于全面和准确地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纠正斯大林为苏联社会主义作出的错误历史定位和模式选择，克服斯大林的“左”的教条主义与形而上学的错误和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给社会造成的巨大创伤。用苏联和俄罗斯学者比较形象的语言来说，后斯大林时期应该是一个治愈斯大林主义在苏联造成的病态社会，实现社会生活的健康化和正常发展的过程。^[9]不幸的是，在苏联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原因，苏联后斯大林时期的历史发展道路，非但没有能够实现历史向苏共及其领导人提出的任务，反而反复折腾，或摸不准主要“病因”，搞唯意志论，或讳疾忌医，以致延误时机，病入膏肓，最后则是重病乱投医，开错了药方，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彻底失败。

后斯大林时期的38年是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的。对赫鲁晓夫其人和他的执政时期，自他于1964年10月下台后在世界各国已议论了几十年，大家议论纷纷，褒贬不一。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要说明赫鲁晓夫究竟是什么人，主要还要看他执政十年中的思想和行动。为此，需要搞清两方面的事实:他是如何登上权力顶峰的和他在十年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1.赫鲁晓夫是如何上台和登上权力顶峰的？

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政治体制历70余年之久未能建立起一套规范有序、民主平稳的权力交接制度，是这种模式的重大弊端之一。通观苏联70多年的历史，每次最高领导人的交替，都是在少数领导人的小圈子里，在幕后通过权力斗争、阴谋策划或权力交易的手段决定的。在名为具有最广泛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苏联的广大党员和人民，甚至包括中央委员，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真正表示意见的权利，而只能接受上面决定的既成事实。苏联的历史说明，这种社会主义模式既没有在经济基础方面解决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没有在上层建筑方面解决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赫鲁晓夫就是在这种体制中靠权力斗争登上权力顶峰的，最后也是在幕后的阴谋斗争中失败下台的。他的上台和掌握大权的过程经历了几个阶段。

（1）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独揽大权前，从1953~1955年经历了强调集体领导的三驾马车阶段:先是由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三人组成的短暂的三驾马车；在贝利亚被搞掉后，又形成了由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组成的新三驾马车；在马林科夫遭赫鲁晓夫批评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后，又形成了由赫鲁晓夫、布尔加宁、朱可夫组成的又一个三驾马车。到此时赫鲁晓夫实际上已是大权在握。

（2）1956年苏共20大后，苏共最高领导层中在斯大林问题和一些内外政策问题上形成了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为一派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为另一派的斗争。发展到1957年6月18日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等反对派策划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靠多数票撤掉赫鲁晓夫第一书记职务的激烈斗争。处于少数的赫鲁晓夫采取拖延战略，使主席团会议开了3天之久，同时依靠国防部长朱可夫派飞机把中央委员从全国各地接到莫斯科，迫使反对派到中央全会上摊牌，从而转败为胜。6月22~29日举行的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等反党集团的决议，撤销这个集团成员的中央委员资格并把他们开除出党。布尔加宁和伏罗希洛夫等因参与了派别活动，也遭贬黜。紧接着，赫鲁晓夫又策划召开讨论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问题的中央全会，把正在国外访问的朱可夫召回参加全会，批评他破坏党对军队的领导，指责他在军队中培植对自己的个人迷信，搞波拿巴主义，解除了朱可夫的国防部长职务，让61岁的朱可夫从此退休。

（3）赫鲁晓夫在登上权力顶峰之后便大权独揽，唯我独尊，1958年3月迫使布尔加宁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后又兼任部长会议主席，从此就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此后，他就越来越只相信自己，到处发指示和进行瞎指挥，搞所谓“唯意志论”，甚至发展到搞自己的个人迷信。最终在1964 年10月由苏斯洛夫、谢列平等策划的“宫廷政变”中成为孤家寡人，被迫下台。

所有这些事实说明了，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上赫鲁晓夫走的无非是斯大林的老路，仍然是想方设法清除异己，搞家长制，搞个人独断，所不同的只是他没有（这时也已不可能）再搞大规模的清洗、迫害和镇压罢了。

2.赫鲁晓夫执政10年干了些什么？

纵观赫鲁晓夫执政的10年，可把他在内政、外交、党务等方面推行的政策和所做的工作简要归纳如下:

（1）平反斯大林时期搞的堆积如山的大量冤假错案。平反工作实际上从斯大林一去世就开始。首先为斯大林去世前不久搞的“医生谋杀案”平了反，宣布这是一件捏造的假案。接着进行了有选择的平反工作，如释放了莫洛托夫的妻子、赫鲁晓夫已死儿子的妻子、剧作家卡普勒列尔（《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电影剧本的作者）等，并为空军主帅诺维科夫、海军上将阿尔夫卓夫等平了反，到1953年年底共释放了1000余人。从1954~1955年的两年间，有1万多名党的干部被释放回家，另为数千人死后恢复了名誉。这些主要都是30年代遭迫害和镇压的干部。此时在苏共中央成立了一个以党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为首的复查委员会，对基洛夫被杀案、奥尔忠尼启泽自杀案、1936~1938年的审判案和图哈切夫斯基案等进行了审查。1949年搞的“列宁格勒案件”也得到了平反，有2000多人获释回到列宁格勒。20大后加快了平反工作步伐。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建立了90个专门委员会，分别到苏联各边远地区的劳改营和流放地就地进行复查平反。已被流放了近30年的尚还活着的前孟什维克党党员、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被错判有“反苏活动”的非党员，以及二战后回国时均被送进劳改营的二战中遭德军俘虏的苏军战俘都获释放。1957年开始为遭到不公正对待、被强迫迁移的一些少数民族平反。赫鲁晓夫时期总共有数百万被无辜关押和劳改的人被释放回家，数百万人被死后恢复名誉。苏联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认为，对苏联国内生活来说，数百万人获平反的重要意义，不在苏共20大之下。不过在苏联，平反工作的阻力还是很大的。例如，布哈林，他的夫人在20大后为他奔走了25年，才获平反。

（2）改变斯大林时期建立的一些不正常的工作制度，废除了中央机关干部的某些特权，对干部制度也作了一些改革。如斯大林习惯于夜间工作，清晨5时至中午12时睡觉。长时期中，苏联中央党政机关的作息时间都要根据斯大林的习惯来安排，一般领导干部都是上午十点、十一点上班，午夜后下班，晚上有事没事都得待在办公室。赫鲁晓夫上台后废除了这种作息制度，恢复了从上午9时到下午6时的正常作息制度。斯大林在世时还为中央机关干部设立了一套特权制度，包括给高级负责干部发相当于工资一两倍的“钱袋”（类似于“红包”）、在克里姆林设“医疗餐厅”（中央干部可在那里购买价廉物美的特供食品，一人购买的份额可够一家食用）、为高级干部提供每年的免费休假和周末到莫斯科郊外党中央休养地的象征性收费休假，等等。赫鲁晓夫多次讲到要改变这些制度，不过实际上他做到的只是于1957年废除了“钱袋”制。在苏共20大上，他针对斯大林时期干部制度中的弊端还提出要实行干部的任期制和轮换制。

（3）批评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揭露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的错误。一般认为苏联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是从苏共20大开始的，实际上早在1953 年8月，即在斯大林去世后5个月，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杂志就发表文章，开始不指名地批判个人迷信，指出个人迷信的危害。随着贝利亚的被捕与受审以及平反工作的逐步开展，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破坏法制问题越来越成为苏联广大党员和人民关注和思考的热点问题。斯大林时期苏联遭各种迫害和镇压的人数很难有精确的估计。据一般估计，总共约有2000多万人。如果这些人的家庭人数都以每家四五人计算，则其波及面在苏联人口中所占比例之大可想而知。长期积压在近1/3人口中的压抑和冤屈情绪，以及社会上对他们坎坷遭遇的同情心理，在斯大林逝世后不可能不反映出来，这是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就迫使苏共中央开始不指名地批判个人迷信的重要原因。但在斯大林问题上，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上意见分歧，反对和维护斯大林两派的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特别是在苏共中央领导层中。这就导致了1956年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大批斯大林和1961年苏共22大上进一步大批斯大林并把斯大林尸体搬出列宁墓的各种戏剧性发展，而这也为国际共运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

（4）超越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把全面展开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党的当前任务，宣布苏联将在1980年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苏联超越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来自斯大林。早在1936年斯大林就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下个阶段的任务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根据这一思想逻辑，从1936~1956年经过20年的发展，苏联自然应该把建设共产主义作为直接任务提上日程。赫鲁晓夫正是继承了斯大林的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提出了“苏联这一代人将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的“豪言壮语”，制定了“到1980年苏联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空想目标。他在1961年苏共22大上宣布，“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而按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和政党都将消亡。苏联既已“进入建设共产主义时期”，那么该如何对待国家与政党呢？赫鲁晓夫为了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论点相衔接，就提出了苏共已变成“全民党”，苏联已变成“全民国家”的所谓“两全”论。

（5）赫鲁晓夫搞掉贝利亚后曾下工夫抓经济，想把苏联经济搞上去，可是由于没有抓到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要害，所以虽然在某些年份使经济取得了较好成绩，但整个经济形势并无根本好转。

赫鲁晓夫在农业问题上花了很大精力。他执政10年中，苏共中央开过多次全会讨论农业问题，他搞掉贝利亚后召开的第一次全会就讨论农业问题，他下台前开的最后一次全会也是讨论农业问题的。斯大林去世时苏联的农业情况十分严峻，虽然马林科夫在苏共19大上宣告苏联粮食问题已经解决，实际上粮食严重短缺，畜牧业状况更糟。1952年的肉产量低于沙俄时的1916年和集体化前的1928年。赫鲁晓夫在1953年提出了增加农业投资、提高农畜产品收购价格、减少自留地和自留畜产品的税额和交售任务等政策，以刺激庄员的生产积极性。随后又提出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大规模开垦荒地，增加播种面积，以急剧增产粮食的任务，在1954~1955年间开垦荒地达3000多万公顷。1956年和1958年，苏联粮食产量取得了创纪录的增长，肉、奶产量也有较大增长。在这两年中一取得好收成，赫鲁晓夫就冒进地提出了在3~4年内在肉、奶和奶油的人均产量上超过美国的“大跃进”目标。他的冒进思想引发了下面干部的浮夸虚报风。到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苏联农业生产又开始下降。为此，赫鲁晓夫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几年里又想在改变农业管理体制和作物品种和耕作方法上找出路，如把地方上统一的党组织一分为二，建立主管农业和主管工业的两个党组织，大力推广种玉米和反对草田轮作制，等等。但折腾来折腾去，效果仍不大。最后在1963~1964年，又提出农业集约化是解决农业问题的关键，强调要增加化肥生产和扩大灌溉面积，直到他下台为止。

在工业上，赫鲁晓夫坚持斯大林确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所谓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批判偏离这条总路线把发展轻工业提到“主要位子”的倾向，把投资大部分用于发展重工业，继续扩大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严重比例失调。他在苏共20大上作的报告中肯定了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路线，反对布哈林的“依靠‘印花布的工业化’、依靠富农的右倾政治路线”。

在改善人民生活福利方面，赫鲁晓夫做了一些事情，如1956年规定节假日前一天工作时间缩短两小时，增加妇女产假时间，提高仍停留在二战前水平的养老金数额；1960年减免低工资收入者的所得税，实行5日工作周；1964年提高集体农庄庄员的优抚金和补助金，提高服务业职工的工资；在一些城市中较大规模地建设居民住房以改善居民居住条件，等等。在1957年前后，苏联老百姓感到社会政治气氛和生活条件得到了不少改善。不过，由于经济机制问题未得解决，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依然短缺，卢布购买力不断下降，人民所得一点实惠又逐渐丧失。

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赫鲁晓夫坚持了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只在条块分权和增加企业有限的自主权两个问题上作了一些小修小补的改革。1962年，他虽然支持发表利别尔曼的题为《计划、利润、奖金》的文章，开展过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但其效果十分有限。

（6）在国防工业和科技上，在他执政时苏联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掌握了氢弹，1957年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1961年把世界上第一个宇航员送上了天，这些成就当时使美国感到惊恐。

（7）在文化艺术方面，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在苏共20大前后苏联曾有过一个“解冻”时期，诗歌、小说、电影、戏剧的创作一度比较活跃。但不久，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领导人苏斯洛夫、伊利切夫就采取收的方针。

（8）在外交方面，赫鲁晓夫上台后使苏联的对外政策变得活跃起来。1954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改进了同中国的关系；1954~1955年，苏联参加日内瓦会议，促进了越南战场上的停火；1955~1956年间，赫鲁晓夫访问了英国和印度；纠正了斯大林在对待南斯拉夫上的错误，恢复了苏南关系；参加了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解决了奥地利问题；接待了法国总统戴高乐访苏，开始打开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在1956年苏共20大上，根据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了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取得政权和强调和平共处的意义等三个论点。1956年在波匈事件时出兵匈牙利，在中东危机中支持埃及，发展了同埃及的关系。但在苏共20大之后，开始了中苏两党的分歧和论战，逐渐搞坏了同中国的关系。波匈事件后，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又开始冷淡。与此同时，同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关系也趋于恶化或出现裂痕。赫鲁晓夫在对待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上表现出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1958年后，赫鲁晓夫逐步发展和改善了苏联同西方国家的关系，访问了美国和法国，改善了与意大利的关系。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仍然持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观，继续同西方国家搞对抗，同美国搞军备竞赛和边缘政策，以致出现了1961年的柏林危机和1962年的加勒比海导弹危机，使世界面临核对抗的边缘。

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剖析一下赫鲁晓夫10年中的所作所为，就可以发现，尽管赫鲁晓夫犯有很多错误，但根据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即他在苏共20大上提出的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等三个论点）和“两全”（即他在苏共22大上提出的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论点）论把他定性为修正主义是依据不足的。苏共20大后半个世纪国际形势的发展使我们看到，这三个论点反映了战后国际形势发展的一些新特点，并没有什么原则性错误。而“两全”，那是超越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本质是“左”，而不是右。至于揭露和反对斯大林，俄罗斯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是赫鲁晓夫的功劳，是有积极意义的。问题是他只停留在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破坏法制，而没有去认识和总结斯大林建立的那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病和教训。赫鲁晓夫是个矛盾的人物，他亲身看到了和体会到了斯大林搞个人迷信的严重恶果，但他又是斯大林体制和思想体系的产物，所以他不可能升华到突破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正如布尔拉茨基指出的，“他谴责了斯大林，但是没有触及专横的政权机构；他批驳个人迷信，但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生育他的体制。至于抱怨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和残暴性格，那是小孩子的政治思考水平。”^[10]再加上他大权在握后，作风上鲁莽粗暴，爱灵机一动搞折腾，不爱听不同意见，他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内政外交上又有很多失误，最后在1964年被迫下台。这是他的悲剧。

（四）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年）

勃列日涅夫于1964年10月14日取代赫鲁晓夫上台执政，1982年11 月10日病逝，在苏联执政达18年之久，仅次于执政30年的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年代，由于中苏的分裂和隔绝，又由于我们自己正经历着“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所以我们很多人大多只知道苏联派兵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两霸之一，而对苏联国内情况和社会的变化则不像对赫鲁晓夫时期那么熟悉。苏联剧变后，有的人认为，苏联的问题就出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勃列日涅夫时期不是好好的吗？其实，正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在稳定和强盛的外表下进一步积聚了大量问题，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经济体制的缺乏活力和政治体制的僵化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和暴露，导致经济处于危机边缘，政治进一步腐败，思想继续教条主义和保守。

1964年在推翻赫鲁晓夫的“宫廷政变”中，“政变”的参与者推举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并不是因为大家承认他的领导才能，而是因为他较为平庸而容易为各方所接受，这是当时苏共领导集团中各种力量为求得暂时平衡而取得的结果。所以“权力是作为命运的礼物落到勃列日涅夫身上的”。^[11]

勃列日涅夫为人谨慎，秉性保守，文化理论素养不高，不爱读书，从不动笔写作，却爱好虚荣和阿谀奉承。他一无坚强的意志，二无宽广的经济视野，三无长远的目标，而喜欢过轻松的日子。他上台执政的头五年，是他和柯西金、波德戈尔内“三驾马车”当政的阶段。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极力强调稳定，为消除赫鲁晓夫的影响，改变了赫鲁晓夫的一些不得人心的政策和措施，显示出不同于赫鲁晓夫的谨慎稳重与和善待人的作风。此时柯西金推行的经济改革使苏联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再是苏联国防工业由于勃列日涅夫的支持得到了大量投入，苏联在同美国的军备竞赛中取得了同美国的战略平衡，再加上苏联在西伯利亚发现了大油田，靠出口石油取得大量石油美金的收入。这几条使得苏联的日子似乎好过了，也帮助勃列日涅夫树立了自己的威望，同时他又善于网罗和培植自己的班子和亲信，营造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这样，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确立了自己的最高领袖地位。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第二阶段，即70年代上半期，他由于走上了权力顶峰，同时又认为苏联国内局势良好稳定，国力大增，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而感到踌躇满志，洋洋得意。正是由于他的思想作风和推行的方针政策，70年代在苏联大批党政干部中形成了一种安于现状、粉饰太平、自安自慰、盲目乐观的“勃列日涅夫风气”。70年代中，勃列日涅夫得了两次中风，实际上已难于正常工作，然而在苏联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体制下，他仍掌握着最高权力，他本人身体越来越衰颓，他领导下的苏联也开始加快走下坡路，到70年代后半期他逐渐把苏联带进了全面停滞的局面。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中，苏联发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1）在思想理论方面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重占上风。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理论上提出苏联建立发达社会主义，在民族关系上苏联已形成了民族共同体——苏联人的所谓创造性理论发展，同时安排他的一批思想保守、教条主义严重的亲信掌握了苏共中央科学、文化和宣传部门的领导权，设法抵制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极力悄悄地为斯大林“恢复名誉”，打击具有改革思想的和被认为有“异端”思想的人。特别是在1968年把捷克斯洛伐克出现的改革浪潮——“布拉格之春”用军事手段镇压下去之后，对改革思想和“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和讨伐更是变本加厉，使柯西金开始的经济改革只得中断。

（2）越来越明显地形成了一个居于各级领导地位的利益集团或官僚特权阶层。这时勃列日涅夫与中央各部门和地方上领导干部之间在保持稳定的口号下和维护各自权力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了某种“社会契约”关系:勃列日涅夫允许各部门和地方上的领导干部享有更大的权力，以取得他们对自己的支持；后者则需要勃列日涅夫这样的“爱护干部”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勃列日涅夫对一些名声恶劣的干部都采取易地安排工作予以保护的处理办法。这批干部原来就继承了斯大林体制下的各种特权，现在在勃列日涅夫的干部稳定政策保护下成了各部门和各地区的“领主”，他们和他们周围的人更明显地呈现为一个具有自己特殊利益、特殊地位、特殊生活方式和同群众越来越疏远的社会集团，他们中间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之风日益蔓延滋长。

（3）干部的终身制导致干部队伍的严重老龄化。到20世纪70年代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已达70岁以上。这样一批承担着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掌握国家命运的领导干部都老态龙钟，行动不便，只能依靠秘书班子和党的机关来办事。讲话都要秘书和助手班子写好稿子，然后照着稿子念；为照顾最高领导人的身体，政治局会议开会时间越来越短，越难对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由党的机关制造出来的大量决议通过后无人执行，文牍主义越来越严重。由于决策的不民主化和不科学化，办了许多蠢事。像出兵阿富汗这样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根本未经政治局讨论，而是由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四人在小范围内决定的，其他政治局委员事先都不知道。^[12]

（4）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正是世界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迅速发展的时期，而在苏联国内则由于粗放经营和僵化体制的严重阻碍使经济发展每况愈下。苏联逐渐变成一个靠大量出口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和进口大量粮食、消费品和制成品的超级大国，除国防工业和军事技术外在经济与科技方面同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

（5）军事工业集团和军方的势力和影响大大膨胀。在勃列日涅夫的支持下，这个时期军方的势力和影响在苏联政治生活中空前膨胀。在对外政策上，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在取得苏联同美国的战略平衡之后，基于他们对自己力量的盲目乐观估计和对国际形势的教条主义认识，开始采取“进攻性战略”，搞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与美国进行全球争夺，直至出兵入侵阿富汗，从而到70年代末使苏联在国际上陷于全面孤立。

（6）社会思想和社会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逝世后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中，曾几次期待苏共能领导苏联社会治愈过去留下的创伤，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但他们的希望几次都落空了。在经过几次希望和失望的反复之后，他们对党的信心逐渐发生了动摇。另外，苏联人民几十年来文化水平普遍有了提高，在信息时代国际交流日益密切的情况下，人们自然会把苏联本身的情况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进行对比，而发现自己的落后。可是苏共的教条主义宣传却无法解答人们心中的疑问和现实生活提出的种种问题。这样，在群众中就逐渐出现和加深了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信任和信仰危机。不少人变得消极悲观，或玩世不恭；另有一些人则变成体制内或体制外的反对派。

如果正视苏联当时的现实和深入问题的实质，那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勃列日涅夫晚期苏联出现的死气沉沉、一潭死水的停滞局面，有其必然性，这正是苏联长期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越来越丧失活力和变得更加衰颓的反映。

（五）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1982年10月~1985年3月）

1982年5月苏共中央第二把手苏斯洛夫先于勃列日涅夫去世。苏共传统上都把主管思想理论和宣传工作的第二把手当做总书记的当然接班人。由于大家都清楚勃列日涅夫也已不久于人世，所以苏斯洛夫去世后人们关心的是谁将接苏斯洛夫的班。契尔年科早就觊觎着这个位子。契尔年科是勃列日涅夫的老部下和最亲密的亲信，但是勃列日涅夫对他的能力有限可能比较了解，所以最后还是确定安德罗波夫为自己接班人。苏联历史上出现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二人在三年多一点时间里先后执政这个短暂过渡时期，是苏共领导干部终身制带来的恶劣后果的最生动写照。斯大林当党的总书记时年42岁，赫鲁晓夫59岁，勃列日涅夫57岁，而安德罗波夫是68岁，契尔年科则是73岁，而且后两人上台时都已病魔缠身，气息奄奄。

安德罗波夫在思想上坚持传统观念，维护传统体制，但他忠于职守，为人廉洁正派，在苏共领导人中文化素养最高，所以他当时在苏联知识分子和干部群众中曾有好评。他上台后整顿纪律和秩序，处理了几名臭名昭著的、为群众所憎恨的高层腐化干部，在理论上提出了苏联还处在“发达社会主义的起点”的新提法。他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改革思想，但上台后抓的几手，即便不能解决多少问题，也使期待改变现状的各界人士心情为之一振。可是他已年老多病，实际上只工作了半年时间就病倒了，由于严重的肾病缠身，他剩下的近一年时间是靠血液透析在专设的病房里工作的，已不可能有所作为。

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病逝时，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中仍占上风的年老的保守势力把他们所支持的更加老态龙钟且又平庸无能的契尔年科推上了总书记宝座。契尔年科当上总书记后，由于病体不支，基本上没有主持过政治局会议。苏联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都清楚，契尔年科充其量不过是最高苏维埃秘书长和苏共中央总务部长的角色，可是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下，他却在年迈之日登上了这个泱泱大国的权力顶峰，而广大党员和人民却只能无可奈何和消极地等待这个过渡时期的结束。这个现象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极大讽刺。苏联科学院院士格·阿尔巴托夫把契尔年科执政的13个月称之为“濒死状态”。这说明此时斯大林模式的政治体制，它的权力结构和权力机制已走进了死胡同。

（六）戈尔巴乔夫时期（1985年3月~1991年12月）

在不到3年半时间中，苏联人民经历了接连为三位年老病逝的最高领导人举办国丧的难堪局面后，契尔年科去世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圈子中54岁的戈尔巴乔夫成了充当接班人的唯一选择，所以他不经争议就当上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在决定接班人的政治局会议上，葛罗米柯第一个发言，说戈尔巴乔夫有三大特点:精力充沛、党性强和经验丰富,认为推举他为总书记候选人是绝对正确的选择，其他发言者按照苏共的传统跟着也都把戈尔巴乔夫称颂一番，为他描绘出了一幅总书记的光辉形象。

在年龄上戈尔巴乔夫属于苏联历史上第三代的领导人，他有符合广大群众盼望苏联出现一个年富力强的新领导人的愿望的优势，但是他继承下来的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长期造成的问题成堆、矛盾重重的沉重遗产，而他本人也是这个模式的思想和体制的产物，具有致命的弱点。他从自身的经历中一方面深切感到苏联需要改变现状，“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所以一上台就宣称苏联要改革，并随即到各地视察，会见群众，发表滔滔不绝的讲话，一改前几任领导人老态龙钟幽居克里姆林宫远离群众的形象，一时间燃起了广大群众的希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但很快他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一是对苏联存在的问题的实质认识不深，对如何改革和改革的方向心中无数；二是不能摆脱旧体制在他身上培育出来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搞运动式和行政命令式的工作作风；三是不能摆脱苏联长期形成的总书记的权力意识。他当上总书记后就开始过高估计自己，听不进不同意见，政治局会议常常成为他的一人独白，而他对自己的弱点却并无自知之明，这就注定了他在改革中不能不犯严重错误。结果是他在执政六年中非但不能领导苏联克服困难，反而激发了早已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最终在1991年发生了苏联的剧变，出现了苏联的解体、苏共的瓦解和苏联74年历史的终结。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可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抓经济改革。其主要内容是推行工业“加速战略”，企图加速已落后的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及其现代化，以带动整个工业的发展和现代化并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但不把注意力放在农业与轻工业上，实际上仍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旧经济思维框子里转。结果与他的愿望相反，非但重工业没有加速发展，日用工业品和食品更是短缺。此时苏共中央又不合时宜地用行政命令方式大搞“反酗酒”运动，这大大增加了财政困难。同时在思想领域里则又不顾时间和条件像搞政治运动式地大力提倡“公开性”、“民主化”和“恢复历史真实”、“不留历史空白”，助长了社会上怀疑一切和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思想，引发了群众中各种争论和对立情绪，使改革难于推进。第二阶段是把政治改革放到首位，企图从这里找到推进已“陷于空转”的改革的出路。这时照搬了十月革命时提出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进行人民代表的选举并于1989年召开了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的竞选和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整个过程实际上变成了搞“大民主”和“街头政治”的喧闹表演，使长期潜伏着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和党内矛盾全都浮上表面，导致国家权力的失控和国家管理的混乱，使改革更失去了稳定的社会环境。第三阶段是1990年在苏联搞总统制并出任苏联总统，以图控制已经混乱的局势和保住中央的领导。但联盟总统的出现反过来又成了各加盟共和国设立总统的先例。各加盟共和国原已因经济困难加深了经济利益上的矛盾，此时总统制的普遍化又引发了政治权力上的矛盾。1990 年6月12日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更推动了各共和国的政治主权化。苏联这个联盟制国家实质上是由苏共中央领导把俄罗斯党政机构融合在苏联中央党政机构中对各加盟共和国进行统治的单一制国家。一旦俄罗斯这个最大的加盟共和国成为具有主权的实体，作为联盟国家的苏联就处于被架空和面临解体的形势之下。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的产生，俄罗斯主权宣言的通过，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以及与戈尔巴乔夫展开的权力争夺，实际上已是苏联解体进程的开始。面对全国动荡混乱和全面失控的形势，戈尔巴乔夫采取了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手法左右周旋，在党内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在全国搞了“要不要苏联”的公民投票，在国家政体上提出签订新联盟条约等措施，最后是寄希望于西方的支持，以图挽回自己的败局，但这一切都已无济于事。在一场闹剧式的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能左右苏联局势的已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叶利钦。最终是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了《别洛维日协议》，宣告了存在了74年的苏联的解体。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选择的错误的改革战略和策略和犯的严重错误无疑是导致苏联剧变的现实原因，他对苏联的解体负有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但是如果把苏联的剧变仅归结为戈尔巴乔夫个人的错误，那是不可能全面说明这个历史事件的。上面提到列宁说过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当时俄国特殊条件下各种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想在这里也可以说，苏联的剧变是20世纪末在苏联特殊条件下各种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过是在相反意义上罢了。主观因素当然是戈尔巴乔夫的严重错误。客观因素则包括长期僵化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难度；群众中长期积累起来的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信任危机；官僚特权阶层的权力争夺和对改革的抵制；部分群众中要求迅速改变现状的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潮的发展；斯大林制定的民族政策长期积累和潜伏着的民族矛盾的表面化与民族主义意识的上升尤其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出现所促发的民族离心倾向的迅速发展；长期同美国搞军备竞赛和推行霸权主义与扩张主义而背上的沉重包袱；东欧国家的动荡和剧变对苏联的巨大冲击，等等。正是在这时的苏联特殊条件下这些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苏联的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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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苏联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不难看出，斯大林在执政时定型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其后苏联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它决定了斯大林时期和后斯大林时期60多年中苏联立党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与党和国家基本制度，它不符合客观的社会发展规律和苏联实际的弊端不能不对苏联的历史发展产生它的深刻影响。虽然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但这个僵化模式的思想和制度上的问题包括个人迷信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始终起着巨大作用。当然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领导人，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到最后的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兴衰都各有他们的历史责任。在探讨如何看待国家领导人个人和党与国家制度在国家兴衰上所起的作用问题时，重温一下邓小平的一段话是必要的。他说，“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3]我想遵循邓小平的这个思想才能从根本上弄清楚在苏联几十年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各种失误和导致苏联剧变的深层原因。

三、关于苏联74年社会主义实践和苏联剧变的历史教训的几点思考

苏联在世界历史上像一个匆匆过往的过客，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但它留给人们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1）苏联失败的历史教训说明，一个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相对容易些，而建设社会主义则困难得多。苏联在列宁之后之所以没有能够沿着新经济政策的思路走下去，根本问题在于“左”的错误。是长期僵化的教条主义的“左”的东西阻碍苏联循着列宁的思路前进，使它在几十年中几次丧失了进行改革的良好机遇，并为后来的危机和剧变准备了土壤。邓小平同志指出，“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4]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论断，不但是对我国历史经验，也是对苏联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2）苏联失败的历史教训说明，苏联“左”的错误在经济上主要是违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超越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夸大公有制的作用，抹杀私有经济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使社会主义不能显示出自己的活力和优越性，人民长期得不实惠，造成广大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

（3）苏联失败的历史教训说明，苏联“左”的错误在政治上的表现主要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夸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在苏联这样一个具有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影响和缺乏民主传统和民主政治文化的国家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在实质上很容易被搞成封建帝王和家长式的专政。这不能不给苏联社会造成极大的创伤，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社会主义与民主不可分，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不讲民主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建成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搞法治而不搞人治，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4）苏联失败的历史教训也说明，必须把具体的人放在执政者注意的中心，要尊重人的价值和人的自由。苏共很多领导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声称代表人民，而实际上损害人民利益、压制人的价值和自由的事做得太多了，忘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共产主义的原理。

（5）20世纪的世界历史和苏联的失败还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在可以预见的遥远将来还会长期在矛盾和竞争中共处。资本主义虽有不可克服的本质矛盾，但仍具有生命力，还将继续发展和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正确关系，只能是和平共处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闭关自守，必须实行开放政策，参加世界经济，同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依存，在对立中共存于人类赖以生存的同一地球上。

（6）苏联的失败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在发展中虽有困难，但如能汲取自己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正确地不断进行改革，必能继续发展壮大，实现“物的解放”和“人的解放”，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达到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自由、公平、民主、富裕、和平、和谐这些社会主义理想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和愿望，体现这些人类崇高理想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会在困难和曲折中不断前进。

（本文写于1998年，收入1998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宫达非主编的《苏联剧变新探》一书，原文篇幅较大，收入该书时做了大量压缩和局部改写）

【注释】

[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年版，第582、734页。

[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年版，第571、572、661页。

[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年版，第687页。

[4]《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页。

[5]《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页。

[9]参见格·阿尔巴托夫:《被延误的痊愈过程——1953~1985》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1年版；罗·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政治传记》，莫斯科图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95页。

[10]［苏］费·布尔拉茨基:《领袖和谋士》，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

[11]同上，第320页。

[12]［苏］格·阿尔巴托夫:《被延误了的痊愈（1953~1985）——当代人的见证》，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1年版，第229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