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

如果没有苏联在 1985 年开始的变化，中欧和东欧的变革或苏联的变革或许都不会发生。至于改革派的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怎样从苏联体制内部晋升到最高权力位置，这一点很难解释，只能说国家处于困境，党的领导本身感到绝望。戈尔巴乔夫年轻时在莫斯科大学和斯塔夫罗波尔的农学院学习。他接受了一个本地区党内专职职位并得到了尤里·安德罗波夫（即将成为党的总书记）和莫斯科其他领导的注意。1978 年，他被任命为苏联专门负责农业的党书记，这个职位给了他审视这个国家根深蒂固的经济问题的独特视角。1980 年，他成了政治局委员。1984 年，安德罗波夫刻意培养他担任党的最高领袖的职务。由于此前年老体弱的勃列日涅夫把持权力不放，他的两个后继者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上任不久即死在任中。这些令人沮丧的经历促使政治局在 1985 年 3 月决定：应该有一个更强有力、更年轻的领袖。54 岁的戈尔巴乔夫当时绝对是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多年担任苏联外交部长的安德烈·葛罗米柯最后认可了戈尔巴乔夫。据说他曾安慰那些存有疑心的人说：“他带着温和的微笑，但他长着铁的牙齿。”

改革戈尔巴乔夫马上就表现出近来苏联领导人所没有的魄力和锐气。他的第一个任务是说服党和国家相信，要想克服经济停滞，就必须从根本上对经济进行重新整合，即他所称的改革。他所说的改革的意思是对从斯大林那里继承来的、至今只有微小改变的中央计划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改。不管这个旧制度对国家工业化的贡献多大，尽管它经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重建的检验，但它不适合现代工业世界。工业和农业急需摆脱各种限制以便发挥创造力，刺激生产力，提高质量，满足消费者需求。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建议是下放权力，工农业自主管理，结束党和政府强加的僵硬管理并刺激生产力。他小心谨慎地推动改革措施，因为他相信规劝和紧迫感会带来成效，然而他的呼吁和最初温和的改革与盘根错节的官僚既得利益发生了冲突。

公开性为了经济改革的成功，戈尔巴乔夫必须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并希望通过政治变革得到这些支持。于是，他呼吁公开，他把公开性和经济改革联系起来。他的公开性意味着呼唤变革的权利，批评现行制度的自由，甚至重新审查过去的错误和恶行。尽管开始时只有比较有限的目标，但是不久就一发不可收拾。公开性导致了苏联社会前所未有的自由化，更大的出版自由，结束了数十年对政治、文化和知识生活的控制。赫鲁晓夫的“解冻”之后所压抑的酵母又发酵了。报纸、戏剧、艺术以及政治言论史无前例地开放起来。20 世纪 60 年代或之前写的、但从来没有得到准许出版或演出的书籍和剧本出版发行了，其中包括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甚至最终还有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即让斯大林的劳改营体系昭著于世的那本书。戈尔巴乔夫允许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一个反对政府和持不同政见的主要人物，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并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先前得不到准许出国的苏联犹太人现在被准许大批向国外移民。整个气氛有了明显的改变。人民有了更多的自由，更少的恐惧。法典进行了修改，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公民自由，准许自由表达，减少了警察违法行为。克格勃自身也置于公众和法律的监督之下。戈尔巴乔夫甚至谈到了良心自由和宗教宽容，同时与东正教会就恢复关系进行谈判。

1987 年，在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 70 周年时，戈尔巴乔夫公开提到“斯大林不可宽恕的滔天罪行”。当时计划建立一座纪念斯大林的受害者的纪念碑，媒体还公开地讨论受害者的总数，显然有数千万人之多。新历史教科书以及重新改写的党史都在酝酿之中。戈尔巴乔夫告诉人民不应该有任何“历史或文学中被忘记的名字或空白点”。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附近会见种马铃薯的农民。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提出经济和文化改革，后称为“公开性”和“改革”。戈尔巴乔夫期望改革能给苏维埃经济的农业和工业领域带来好处，他在工人和农民中推广他的计划。照片上是他（左边微笑的人）在 1987 年莫斯科附近和种马铃薯的农民见面。与农村的人们这样的接触证明了他的开放精神，但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走得不够远，没有带来农业生产的增长。（TASS/SOVFOTO）

戈尔巴乔夫的宪法改革虽然戈尔巴乔夫没有对共产党作为苏联社会的指导者的角色提出挑战，但他显然开始了一些限制权力垄断的变革。由于他记得赫鲁晓夫如何在执政没多少年之后就被赶下了台，戈尔巴乔夫开始为自己培植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改革不能简单地自上而下地强行推行。他说：“人民需要的不仅是一个‘好沙皇’。”1988 年的宪法改革创立了国家立法机构，差额选举将取代传统的党内定候选人的制度。开始时着眼于建立更有效的经济体制的专家治国论，此时正在把国家引向一场苏维埃生活和社会的广泛变革。

在更加自由的气氛中，政府公布了长期以来扣押不报的可怜的粮食收成，低效的国有企业和 1986 年切尔诺贝利灾难之前发生的核事故的信息。在党的会议上以及在新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公众首次听到对苏联社会的直率的批评：关于贫困、腐败、犯罪、酗酒和毒品的描述，关于医疗、卫生和住房方面的严重不足，还有环境的恶化。数千万——也许达到总人口的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

有限的经济改革戈尔巴乔夫不久就认识到这个国家的经济问题比他预想的要更难以驾驭，但他还是坚持着他的渐进式改革计划。私有企业和国有工业将来总要融入市场经济，与外部世界接轨。外国贸易和投资资本以及与外国公司的合资企业将受到欢迎。苏联的管理者将得到鼓励走出去学习先进的（其中有些只是基础的）商业和会计经验。但是这些计划中许多只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同时党的官员和政府官僚们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使其他计划有令不行。旧的经济体制实际上没有改变。戈尔巴乔夫不敢更加迅速地转向面向市场的竞争经济。他对短期痛苦的混乱和政治动荡的忧虑加强了他进行改革而不是全盘放弃旧体制的决心。

戈尔巴乔夫在农业方面的改革也没有满足需要。由于他接受现存的国有农庄和集体农庄体制，他所做的只不过是允许更大一些管理上的自主权。生产并没有增长。尽管有些姗姗来迟，他还是提出了更广泛的农业改革政策。农民和农民家庭将得到允许以谷物缴租的形式和国有农庄以及集体农庄合作，也可以耕种自己的土地。他们可以终生租借土地，甚至可以死后把土地使用权传给孩子。但是国家仍然是土地的合法主人。尽管戈尔巴乔夫对独立小农户做了许诺，但只不过有百分之一的土地转到私人手中。

苏共放宽控制但是他发动的宪法和政治变革大大地放松了党的专断的控制。公开竞争的差额选举于 1989 年 3 月举行，这是自 1917 年以来第一次，尽管大部分席位保留给了共产党和各种国有单位。选举人选出人民代表大会，人代会再挑选一个较小的、能经常开会的常任立法机构。两者都有权提出立法建议和自由辩论的议题。1990 年，在另一次宪法改革中，人民代表大会模仿美国和法国样板，创立了一个掌有广泛执法权力的总统职位，并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总统。

对戈尔巴乔夫的批评戈尔巴乔夫带来了令人赞叹的政治变革，这是自从十月革命以来史无前例的。在大萧条时期西方的政治领袖们曾寻求通过改革来拯救资本主义道路，戈尔巴乔夫也同样专注于通过改革来拯救共产主义制度。然而这个国家仍然不团结，迷失了方向。两种力量在分裂这个国家，一种力量是旧制度的卫道士，他们抵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另一种力量是中央立法机构中和各个动荡的加盟共和国新选举出的议会中的新兴的民主改革派，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子走得还不够远，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他的政策的赞扬被批评所取代，批评针对持续的令人沮丧的经济业绩。他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不够果断，有时甚至相互矛盾，他也不愿意对集体化农业体制进行改革。他似乎决心镇压民族骚乱，拒绝各加盟共和国要摆脱中央控制、寻求更大自由的要求。军队、工业官僚和党仍然控制着局势。

放宽中央专制控制使这个国家长期以来被压制的紧张的民族关系凸显出来。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为了争夺阿塞拜疆境内一块以亚美尼亚居民为主的飞地而开战。格鲁吉亚和其他地方也爆发了暴力事件。苏联 15 个加盟共和国中全部提出了独立要求。分裂的压力在 3 个波罗的海共和国走得更远，这是不难理解的。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人都记得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 20 年独立的美好时光，记得他们如何成了 1939 年苏德条约的牺牲品，记得他们三分之一的人口如何在战争和战后期间被杀害，或被驱逐出境，或被迫流亡。在“公开性”的更自由的气氛下，认为自己被迫困在苏维埃帝国里的各个加盟共和国，要求能够摆脱苏联的控制。从戈尔巴乔夫方面来说，他当然愿意创立一个联盟顾问委员会就各共和国问题提出意见，但不会冒由于走得太远而冒犯旧制度卫道士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