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和西方

随着新时期的发展，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看待世界的观点（后者导致并延长了冷战）也转变了。戈尔巴乔夫放弃了意识形态斗争。他引用科学和技术进步来说明需要“通向未来的一条不同的路”。在这个被核、生态和经济危险困扰的相互依赖的地球上，最值得关注的必须是“全人类的利益”和“普世人权”。由于马克思和列宁教育他们的追随者抵制“普世”理想，这种反其道而行之是令人惊讶的。

鼓励缓和戈尔巴乔夫改变了苏联是军事威胁和世界革命推动者的形象。他在西方国家首都成了人们熟悉喜爱的人物，他的形象是谈判家、外交家、常常是西方风格的政治家。他用行动履行着自己所说的关于缓和的话。他从东欧撤走了军队和武器，和美国谈判削减核武器的协定，结束了阿富汗战争，帮助解决了冷战时期的地区冲突。他接受、甚至鼓励东欧的改革，也许因为不能预见到这些改革将走多远。他为人权大声疾呼，赞扬《赫尔辛基条约》所体现的准则，号召建立“共同的欧洲家园”。1945 年后的冷战是由于苏联革命意识形态和扩张主义而产生和加剧的，而苏联的做法又导致了美国的遏制政策和反讨伐，现在人们看到了结束的希望。对戈尔巴乔夫来说，作为政策问题，缓和与削减军备对于缓解军事给不堪重负的苏联经济造成的负担是必需的，缓和与国内改革同时进行。苏美关系在 1985 年后，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低谷一下就改变了。一种新的、真正的缓和精神出现了，使人们有了 1945 年以来从没有见过的对和平和裁军的高度期望。

在 1981 年，即里根政府初期，苏美之间就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就恢复了，但是谈判是在一种互不信任的、猜忌的、不停的军备竞赛的气氛中进行的。尤其令人担忧的是，20 世纪 70 年代末苏联在东欧部署了能够击中直径为 600 英里到 1,500 英里范围内目标的新的中程核导弹。美国与它的欧洲盟国一起，也用同样现代的美国核导弹在西欧加强了现存的防御系统，并同时给苏联施压，要求削减或撤走它们的核武器。美国导弹基地的建造在西欧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抗议示威，但是西欧各国政府仍然坚定地支持这种做法。里根在他的第一个任职期内没有会见过年老多病的勃列日涅夫或他的两个身体欠安的继任者。但是 1985 年，戈尔巴乔夫出现之后，限制军备的可能性出现了。与其前任不同的是，戈尔巴乔夫把缓和看作帮助解决苏联病态经济问题的手段和避免核时代灾难的主要外交过程。从里根方面来说，他对重建的美国军事力量具有自信，在随后的两年半时间里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四次高峰会谈。

冷战结束1987 年 12 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美苏总统取得了巨大突破，双方同意把各自在欧洲部署的中程导弹撤走。戈尔巴乔夫还同意减少中程核导弹的数量。苏联愿意销毁导弹的数量相当于美国销毁的四倍多。更史无前例的是，苏联还允许美国核查武器销毁过程，而且是现场核查，这一直是阻碍军备削减的一个绊脚石。最后，两国领导人同意继续就削减战略或远程核武器进行会谈。

在莫斯科和华盛顿的高峰会谈上，两国的总统与对方国家的人民都比以前有更亲密的接触。戈尔巴乔夫曾在华盛顿拥挤的街道上进入人群中间。里根站在莫斯科列宁墓的阴影里公开地谈论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拒绝允许犹太人移居国外、宗教迫害和在阿富汗正在进行的战争。戈尔巴乔夫保证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他称这是一个“正在流血的伤口”。同时，戈尔巴乔夫鼓励东欧正在进行的大变革。1990 年，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的继任者乔治·布什总统能够一起欢呼冷战的结束。1991 年，他们签署了战略核武器条约，保证各自国家把自己的远程核导弹武库削减大约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