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的新闻观念

二、戈尔巴乔夫的新闻观念

戈尔巴乔夫的新闻观念与他的政治观念密切相连。作为其政治观念的组成部分，戈尔巴乔夫的新闻观念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让公开性大放光明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公开性”成了前苏联意识形态领域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用戈尔巴乔夫的话说，公开性是前苏联现代“整个社会生活的准则”。它几乎出现在戈尔巴乔夫的每一篇文章、每一篇讲话中。“让公开性大放光明”，便是因系统地阐述了戈氏思想而轰动世界的《改革与新思维》里的一个标题。那么公开性究竟是什么？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在严格的逻辑意义上给它一个明确的定义。因而在不同的场合，公开性的含义也有些许差别。他说：“公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不可分离的一个方面，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准则。广泛及时和公开通报消息，是信任人民、尊重他们的理智和感情，以及他们能够搞清楚某些事件的能力的证明。”^[10]他又说：“我们应扩大公开性，应当将更多的事情公之于众，我们的人民应当知道劳动集体、区、州、共和国、全国正在发生的一切。”^[11]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他又指出：“我们力求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有更多的公开性。人们既应知道好事，也应知道坏事，以便扬善除弊。”这些叙述虽然不尽相同，但在保证公民的知情权，满足人民的信息需求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因此，所谓公开性，实际是指公开地把与公民利益有关的社会发展的全部问题（事情）通报或告知给公民。在这个意义上，扩大公开性，或曰让公开性大放光明，一方面意味着被通告问题范围的扩大，另一方面又意味着接受通报者人数的增加；而限制公开性，则是统治阶级对社会、对人民、对被统治者隐瞒某些事实、问题、现象和过程。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不论是扩大公开性，还是限制公开性，都必须借助于通报或者告知的渠道，而这种渠道在现代社会又是以报刊、广播、电视为主体的新闻传播媒介。所以公开性的观念对于新闻传播事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就其实质性的内容而言，它又是一项基本的新闻政策。

应该指出，公开性并不是戈尔巴乔夫的发明创造。在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史上，公开性有着更为悠久的渊源。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已经深刻地论述了公开报道政治活动的问题。他认为：“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因此，公开国家的精神及国家的意图，对官僚机构来说就等于出卖了它的秘密。”^[12]为了打破普鲁士封建专制的秘密政治状态，1842年，身为《莱茵报》主编的马克思果断地公开发表了普鲁士政府在极端秘密状态下制订的离婚法草案，从而引起了全国民众的公开讨论。巴黎公社时期，革命的无产阶级第一次在自己的政权范围内实践了公开性原则，它通过报刊公开了公社除军事问题以外的全部会议记录。正如马克思所评价的：“公社并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以为永远不会犯错误。公社公布了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它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告诉了民众。”^[13]这是无产阶级新闻史上的辉煌纪录。

到了列宁时期，公开性原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列宁看来，公开性应具备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公开党内的思想斗争；其二是公开报道社会经济活动。他把公开党内的思想斗争，作为共产党“广泛的民主原则”的两个必要条件之一。他认为，“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只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公开……一个对所有非组织以内的人严守秘密的组织，谁也不会称之为民主的组织的”^[14]。至于经济活动的公开性，列宁指出：“报刊应当成为劳动公社的报刊，也就是说，要公开报道资本主义企业的领导人曾经竭力不让群众知道的东西。”这种公开报道，将会“使国家所有的公社知道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情况；其次，可以评比这个和那个公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果；最后，可以保证各个公社实际运用其他公社取得的经验，可以保证互相交换在国民经济或国家管理的有关部门中显得最好的人力和物力”^[15]。不难看出，马克思、列宁及巴黎公社时代的公开性与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的渊源关系是非常明显的。但是，马克思、列宁及巴黎公社开创的公开性的历史传统在斯大林时代并没有坚持下来。赫鲁晓夫执政后，曾实行一定程度的公开性，但时间不长即为勃列日涅夫的铁腕政治所取代，公开性开始从前苏联社会消失。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公开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历史传统的复活。

戈尔巴乔夫在提出公开性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些新的内容。首先，戈尔巴乔夫论述了公开性与民主化的关系。所谓民主乃是承认全体公民有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平等权利的一种国家形式。而要参与管理社会事务，首先就必须了解、掌握与此有关的一切情况；只有掌握情况，才能作出判断，才能作出决定。因而公开性是民主化的前提和条件，“不公开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群众的创造性及参加管理”^[16]。因此，作为实现公开性的基本工具的新闻媒介，就成了直接民主的可靠渠道。其次，戈尔巴乔夫还论述了公开性和社会监督的关系。社会监督，是公民基于公共利益，对社会管理者的言行作出相应的评价。这种评价，一般借助于报刊等新闻媒介来进行，即所谓的报刊批评。如果公民不了解情况，那么管理者的决定就不会引起争议，公民也就难以对此作出评价。因此，缺乏公开性往往是管理者不受监督的基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怎样才能实现自我监督呢？戈尔巴乔夫认为，只有通过报刊批评和自我批评。最主要的是通过实行公开性原则。

尽管公开性是如此的重要，但在实行起来时，也不是没有限度的。戈尔巴乔夫说：“不论是今天的痛处或是历史上的悲惨事情，都可以成为报纸分析的对象。”但是在分析这些事情时，报刊必须“捍卫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公开性应该巩固我们的社会”^[17]。他又说：“我们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但是主张公开性，是为了社会主义利益的。”^[18]根据现实的逻辑，不利于前苏联社会，不利于捍卫社会主义价值的公开性，自然是不被允许的。

不难看出，戈尔巴乔夫关于公开性的论述，与马克思、恩格斯、巴黎公社及列宁开创的历史传统是有联系的。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这种公开性又不是毫无保留和没有限制的，只有在坚持社会主义立场、捍卫社会主义价值的范围内，才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二）将一切置于报刊的监督之下

戈尔巴乔夫认为，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是最具有代表性和群众性的公开性讲坛，党关心使公民的呼声能从讲坛里没有‘阻碍’地发生，使之不仅仅通报全国所进行的讨论（对于这种讨论来说是没有禁区的）的情况，而且成为民主监督的保障，监督决议是否正确，是否符合群众的利益和需要，然后监督这些决议的完成情况”。因此苏共中央委员会要求各级领导人员要“及时地和实事求是地回答报刊的质问和对他们的批评”^[19]。任何人都不得置身于监督之外。这种通过新闻媒介进行的社会监督之所以必要，乃在于它是同“消极现象作斗争，防止产生消极现象”的最有力的杠杆。“如果我们不进行批评，不参与批评，特别是不听取下面的批评，不检查我们的政策，不同不良现象作斗争，也不预防这些现象的发生”^[20]，那么社会就不能前进。

在这方面，戈尔巴乔夫也受到了恩格斯、列宁的影响。早在1891年，恩格斯就指出，无产阶级通过报刊进行的“无情的自我批评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惊愕，并使他们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感觉，一个能给自己奉送这种东西的党具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啊”^[21]！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列宁又继承并发扬了这种思想。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写道：“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持的态度，是检查这个党是否严肃，是否真正执行自己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的义务的最重要和最可靠的尺度之一。”戈尔巴乔夫一方面接受了恩格斯、列宁的报刊批评思想，另一方面又对这种思想进行了纵深的展开。这种展开的第一个表现就是确立了报刊批评的党性原则。1987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对前苏联新闻界领导人的讲话中指出：“批评应该永远是党性的批评，应该以真理为依据，而这一点则取决于编辑人员的党性。”他接着说：“批评也是一种责任，批评越尖锐，就越应当负责任，因为不管哪一篇文章，并不是个人的自我表现，不是各人各种想法和奢望的反映，而是一种社会事业。”“报刊和电视在进行批评时应当激发人们进行严肃的思维，去工作，而不是书写反驳。”^[22]由此可见，所谓批评的党性原则，乃是新闻媒介作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以负责的、主动的、建设性的态度，对管理者、公民生活及社会政治进行公正的评价，并代表全体公民表达其意见和建议。

在党性原则的基础上，戈尔巴乔夫对新闻监督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戈尔巴乔夫认为，新闻媒介在开展批评时，首先必须尊重批评对象的人格。在他看来，前苏联现在进行的改革，也是在“为人的尊严而斗争，为人的高尚地位及荣誉而斗争”。“如果某个政论家不是在进行批评，而是在贬低人格，那就特别不能容忍。这样的政论家自认为是民主的捍卫者，反对旧事物的斗士，而自己却在给别人贴侮辱性的标签。我们的时代不允许任何人有这样的权利。”^[23]其次，报刊批评必须正确处理批评者和被批评者的关系。戈尔巴乔夫指出，前苏联改革的民主化进程，已对“批评者和被批评者的关系作出了实质性修正。这种关系应该成为伙伴关系，应该建立在有共同利害关系的基础上”。“任何傲慢的教训和训斥，尤其是检查官的语调，都是绝对不合适的。”^[24]第三，新闻媒介在进行批评时，“还始终应该以事实为依据”^[25]。

随着戈尔巴乔夫新闻观念的政策化，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报刊批评已成为前苏联共产党“加深民主，把一切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的重要手段^[26]。

（三）使报刊成为反馈联系的通道

在报刊与党和群众的关系上，前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斯大林的精神导线论，一为戈尔巴乔夫的反馈通道论。所谓精神导线论，即报刊是党向群众讲话，进行宣传、鼓动、灌输的渠道。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认为，社会主义运动不会从工人群众中自发地产生，它必须由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外部灌输到工人的头脑中去。这种灌输的工具，主要是指党的报纸。这一思想被斯大林接受下来并发展成为精神导线论。他说：“报刊是党每日每时用自己所需要的语言向工人阶级讲话的最有力的武器。其他在党和阶级之间架设精神导线的办法，其他同样灵活的机关，在天地之间是没有的。”^[27]这一观点及由此决定的新闻政策，使得前苏联新闻媒介的职能，主要只是承担自上而下的发布指令性和指导性消息，及宣传上级领导的思想和与此精神相符的典型。至于群众的疾苦、批评、建议，却不能借此种导线反映到最高领导层。这一弊端必然会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产生严重的妨害。第一，新闻媒介不表达民意，必然会阻碍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实现。因为宪法保障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只有在公民能切实利用现有传播媒介的情况下，才具有实际的意义。第二，民意表达不充分，使领导者感觉不到群众的监督，容易助长官僚主义。第三，自下而上的信息流量缺乏，使领导难以了解实际情况，难免政策失误。第四，在政策失误的情况下，领导者不能根据执行部门的意见、建议，加以修正，从而难以避免更大的失误，以致造成更大的损失。所有这些，在斯大林时代，发展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

作为过来人，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的精神导线论及由此造成的弊端，自然看得很清楚。他从历史的教训中体察到：“如果人民在发表意见，在会上谈自己的看法，投书报刊向各级领导发出呼吁，而这一切被当作耳旁风的话，那么下面就会采取我们所不习惯的行动。”^[28]为了改变长期以来无视民意、无视群众创造精神的传统，戈尔巴乔夫主张：“必须善于根据群众对政策的接受情况来校正政策，保证反馈作用，吸取来自人民的思想、意见和建议。”^[29]那么，群众的接受情况，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怎样才能传达到领导者那里呢？显然只有通过报刊等新闻媒介。他认为，对于前苏联领导人来说，完全有必要通过报刊与公民建立直接的交往，接受公民来信，与公民建立“反馈联系”，通过下面的批评来检验自己的政策。在重视民意、重视反馈的同时，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忽略新闻媒介自上而下的传导性质。他认为，新闻媒介应该“宣传改革条件下的生动的工作经验”，扶植“新生事物的萌芽”，宣传杰出人物和优秀集体的榜样^[30]。可见，戈尔巴乔夫对新闻媒介与党和群众的关系的认识，与斯大林有着很大的区别。斯大林只承认新闻媒介在党和群众间自上而下的单向传导作用；戈尔巴乔夫则在承认自上而下的传导作用的同时，又注意到了新闻媒介在党和群众间自下而上的反馈。事实上，自上而下的传导及自下而上的反馈乃是同一传播过程中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两个环节。

综观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思想，其反馈通道论，与他的历史观及其对真理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在他看来，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正是人民，人及其多种多样的创造劳动，才是历史的主角”^[31]。所以人的因素，是我们的主要潜力。而要调动人的因素，使这些潜力变为现实，其根本的途径就是民主化。为此，就应当告知人民必须知道、想要知道的一切事情，听取他们的呼声、建议、批评，同他们进行平等的对话，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而这一切都要靠新闻媒介在党和人民之间承担反馈联系的职能。在真理观方面，戈尔巴乔夫认为，不可能有绝对的、终极的真理，因而“不能用旧的公式来套今天的过程，需要作出能反映现代生活辩证法的新结论”，“打破以前的公式再来寻求真理”^[32]。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任何人都没有垄断真理、对真理作最后评判的权利。只有通过多种意见的公开、平等的竞争，才能产生真理。所以他主张“社会舆论多样化，主张精神生活丰富”，而在这一点上，每个公民都可以通过新闻媒介提出社会必须认真考虑和对照的意见、信念和评价。

（四）坚持社会主义的新闻原则

新闻媒介既然是使公开性大发光明的手段，是进行社会监督的工具，和在执政党与群众之间反馈联系的通道，那么，新闻媒介怎样才能实现上述三大职能呢？对此，戈尔巴乔夫作为前苏联最高领导人向新闻工作者提出了必须遵循的七大原则。

一为创造性宣传的原则。戈尔巴乔夫认为，要提高新闻宣传的效果，新闻媒介就必须进行创造性的宣传。根据他的论述，创造性应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首先，宣传者应消化将要宣传的内容，然后用自己的语言，通过现实生活和生动的典型，广为传播。“如果不假思索地、平庸地对我们进行的伟大事业作出响应，那么这样的响应我们不需要。”^[33]因为这注定不会产生希望的效果。其次，要用多种宣传方式，使新闻宣传的表现形式多样化。再次，新闻宣传还要讲求辩论艺术，他认为，“良好的愿望要通过良好的途径进行宣传。”^[34]

二为开放性原则。为了促进民主化进程，戈尔巴乔夫主张执政党的新闻媒介应向社会开放，让群言堂代替一言堂。针对当时新闻界时常将作者的积极性限制在三五个撰稿人身上的情形，他批评这是不民主的、小团体习气的表现，是“职业的傲慢”。为了纠正这种倾向，他要求让社会都参加讨论，“让社会主义的多元化充满每一种出版物”^[35]。这种观念无疑是对列宁全党办报思想的继承。早在1904年，列宁就在《给同志们的信》中指出：“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为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工作。我们请求所有的人，给我们写些东西……没有这些材料，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就一文不值。”^[36]但是这两种观念也并非完全一致。前者主张的是言论的多元化，其目的在于探讨真理；而后者则是在统一思想的前提下的稿源多样化，其目的在于以丰富的材料证实已有的真理。

三为客观公正原则。新闻媒介之所以有力量，乃在于其公正客观的品格，对此，戈尔巴乔夫深信不疑。为了加强报刊的力量，他主张报刊的言论报道必须建立在对事实全面、客观分析的基础上。而要做到这一点，新闻工作者首先就得“超脱个人的感情与情绪，而把改革的利益置于首位”^[37]。其次，新闻工作者还应该克服自己的偏见对于估价、选择事实的影响。否则，“任何疏漏和在选择事实方面的偏见都是极易被发现的”^[38]，从而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导致群众的不信任。

四为与党中央统一立场。戈尔巴乔夫认为要实现新闻媒介的职能，就得处理好党与新闻媒介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又并非一种简单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而是一种建立在双方相协商得出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和统一的政治立场之上的关系^[39]。为了确立这种关系，他经常会见新闻工作者，和他们交谈协商，在这种交谈中互相尊重谈话者的意见和立场。他认为，如果没有这种统一的立场，或者新闻媒介站在与党不同的立场上，那么，党的政治路线就很难得到贯彻执行。因此，与党中央统一立场，乃是新闻媒介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保证。

五为在社会主义的范围内寻找答案。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创造性事业，在这场事业中，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将会得到充分的发挥。对此，新闻媒介无疑会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报道评论社会变革时，新闻媒介绝不能偏离社会主义的原则立场。戈尔巴乔夫强调：“我们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而不是在社会主义之外去寻找现实生活提出的各种问题的答案。”因此，报刊必须“用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各项成就和错误”^[40]。

六是新闻媒介不能成为个人的工具。戈尔巴乔夫认为，报刊不是私营的小店铺，因而“不准把杂志、报纸、大众传播媒介、社会讲坛变成谋求个人利益的工具”^[41]。报刊必须是全党事业的一部分，必须与人民同甘共苦，代表他们的切身利益。

七是人民应成为新闻传播的主角。如前所述，既然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既然人的因素是我们的主要潜力，那么我们就应该“使我们的人们在每一个劳动集体、每个党组织、每个州、共和国、部门、每个中央主管机关，在全党都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42]。这样，他们才能以主人翁的态度进行思索和工作，才能够发现并帮助纠正领导者的错误，而要达到这一步，最基本的途径就是使人民和劳动人民“成为报刊和电视上的主要人物”^[43]。

上述七大原则，在一定的程度上限定了前苏联新闻媒介的活动范围和宣传基调。据此，新闻媒介必须与执政党中央统一立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时还要做到客观公正等。但是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又保持着较大的灵活性，即便是突破范围，也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所以，尽管这些原则与前苏联新闻界业已提出的某些激进要求还有不少距离，但是在上述原则范围内，新闻界还是获得了空前的活动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