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戈夫曼与梅洛-庞蒂的启示

吉登斯对身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很关注，这跟戈夫曼有很大的关系。戈夫曼是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对身体有大量的论述，强调身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呈现。他在著作中花了大量笔墨论述身体在日常交谈中的重要性、与癫狂之间的关系、身体的培育等，而对这些问题的论证主要是通过“日常接触”进行。

戈夫曼把“产生出专注性交往的社会组织的自然单位称为日常接触（专注性聚集或情境性系统）”^[16]。简单地说，日常接触就是在社会组合中人们直接出现在彼此的面前，彼此共同在场。对参与者来说，“它涉及一个单一的视觉与认知的注意焦点；一种相互间愿意进行语言交流的明朗态度；一种强化了的相互行动的关联性；一种眼对眼的生态学意义上的意见交换——这种意见交换以一个参与者能够最大限度地审察另一个参与者对自己的监视。”^[17]选择日常接触作为分析问题的视角，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跟个体被分为的两个基本部分——表演者与角色有关。戈夫曼认为个体被看成表演者，一个易受干扰的印象制造者，潜心于非常富于人性的表演工作中。同时，他又被看成角色，即一种形象，一般而言，是一种美好的形象。表演者是试图显示出他的精神、力量以及其他的各种优良的特性。表演出来的自我被看作是某种通常可信的意象，舞台上的个体和角色中的个体都竭力诱使他人认为他合乎这种意向。但是，这种自我本身并不是来自其占有者，而是来自其他行动的整个场景，是由当场所发生的事件的象征所促成的，而这种象征又使这些时间可以为目击者所解释。恰当的舞台和表演场景使观众将一种自我附加在表演出来的角色上，但是，这种附加——这种自我——是产生效果的场景的产物，而不是它的原因。日常接触可以让自我得以完整地呈现。二是日常接触的积极作用。由于“日常接触也像社会生活的其他要素一样，表现出一种已经得到人们认可的条理性。这种条理性产生于已经得到了的责任和已经实现了的期望。日常接触的结构便存在于这种理性中。”^[18]所以，它能为参与者之间的感情交流提供交际的基础，同样也能为偏离行为提供矫正性的补偿。

戈夫曼相当重视日常接触的区域化现象，主要讨论各种共同在场条件下的关系。共同在场指的是以身体在感知和沟通方面的各种模态为基础^[19]，这些模态对身体进行了控制。共同在场的社会特征以身体的空间性特征为基础，同时面向他人及经验中的自我。他倾注了大量精力对此进行分析，特别是有关“脸面”的问题。这是因为，个体倾向于根据在场的其他人所给出的有关过去和将来的印象来看待他们。正是在这里，沟通行为转化为道德行为。“他人给出的印象往往被看作他们含蓄地表达要求和允诺，而要求与允诺通常具有道德特征。”^[20]更重要的是，个体在日常活动过程中，在具体定位的互动情境下，与那些身体和自己共同在场的他人进行日常接触。所有社会互动都是情境定位的互动，就是说互动是发生在具体时空情境中的。可以把社会互动理解为断断续续但却是例行发生的日常接触，会逐渐消逝在时空之中，又能在不同的时空领域里持续不断地构成。“日常接触在时空上的常规性或例行性体现出社会系统的制度化特征。”^[21]共同在场的背后是它所包含的一些惯例，因此戈夫曼孜孜不倦地考察日常生活中的例性活动。即使是最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从根本上来说也是由日常生活的例性常规构成的。例行常规以传统、习俗或习惯为基础，但我们绝不能就此假定这些现象属于不言自明的东西。他指出可以将日常接触中包含的规则看作是结合在“框架”或框架结构中的东西，可以把框架化过程看作是向活动及意义提供安排方法，由此可以在日常常规的实施过程中维持本体安全。而框架则是规则的聚合，它有助于构成并调节活动，并分别将它们归入某一特定种类，受制于一系列限定的约束。框架化过程作为参与者日常接触的构成部分，受到后者的限制，并为他们从事的活动“提供意义”——既为他们自己，也是为其他人。“基本框架都可以赋予个体某种能力，将纷繁不定的具体环境或情境加以归类，从而能以某种适宜的反应方式，应付任何‘正在’进行的事态。”^[22]他对基本框架与派生框架之间的转换得以进行的规则问题进行探讨，使我们认识到绝大多数社会活动的例行化特征，都需要由那些在自己的日常行为中维持这些特征的人持续不断地“施加作用”。

戈夫曼的最大贡献在于，让吉登斯把日常生活中的惯例与身体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惯例为身体服务。而其身体观中最显著的缺陷——未能充分描述动机过程，吉登斯提出用基本安全系统来解释。

梅洛-庞蒂从现象学的观点，对“身体”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刻的描述，将身体“视为我们拥有一个世界的一般方式”^[23]。通过改造和发挥格式塔心理学的成果，他要求克服心灵和身体的简单对立，主张将心灵和身体的观念相对比，用辩证的眼光看待身体。他的身体观对吉登斯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身体作为主体的体现。

梅洛-庞蒂提出身体—主体结构，将身体的内在世界和身体主动感知到的身体“交叉”起来，于是身体不仅标识了自我的存在，也成为感知外在世界的主体。身体的独立性与主动性都得到广泛的关注，身体成为一种超越结构之上的存在，如果以前是通过身体说话，那么现在属于身体专有的话语系统被建构起来。就政治学而言，“身体不再是政治制度上一个无声的因素，而是一个有着特殊话语能力的助教”^[24]。

在思维过程中，主体通过自己的身体，发现“在世是自己的任务和天职”。借助于当代心理学的成就，他提出，身体不再是处于某个超然的精神视野之内的一个在世界中的客体，而是处于主体一边，是我们在世界上的视点，是精神借以呈现出某种自然和历史处境的地方。我们通过我们的身体存在于世界之中，并通过身体与世界建立关系。“事物总是处在与我的关系中，并烙上了身体的印迹。”^[25]为什么身体能作为主体？这是因为，“身体不是出于意识的构造，但并不因此就是物理世界或自在世界的一部分。身体不是一部自动机，它不是自在的，而是自为的，它表现为某种具有生命、灵性和生机的东西。”^[26]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是“在世存在”的真正矢量标志；而世界对于身体而言，并不是被身体“认识”，而是作为它的动机可能性的极限表现出来的。身体具有直接感知自身的能力，并在直接感知中判定自己所喜爱的部分及其结构。另外，某些以身体为其处所的现象构成知觉的充分必要条件，身体成为以后彼此分开的实在世界与知觉之间的必不可少的中介。知觉不再是对某些事物的一种占有（即在这些事物本身所在之处找到它们）；它应当是身体之中的一个内部事件，它产生自这些事物对身体的作用。心灵和身体的观念应该被相对化：存在着作为一堆相互作用的化学化合物的身体，存在着作为社会主体与他的群体的辩证法的身体，并且，甚至我们的全部习惯对于每一瞬间的自我来说都是一种触摸不到的身体。这些等级中的每一等级相对于它的前一等级是心灵，相对于后一等级是身体。“我们已经看到身体不是一部封闭的、心灵只从外面作用于它的机器。只有通过它的可以提供所有层次的整合机能，它才能够获得界定。”^[27]这意味着，我们的任何感觉或行为都与其他感觉或行为相关联，都实现着某种普遍性。身体间的这种关系导致了主动者、被动者，主体、客体的相互转化观念，也被称为身体自身中存有的可逆关系。在身体自身中已经实现的可逆关系，被推广到了身体与世界、物质与精神、可见者与不可见者之间关系。

其二，身体对时间与空间的占有。

毫无疑问，我们的身体寓于时间和空间中。生存活动或行为的相关域不是地理环境，它们发生在行为环境之中。在我们的周围世界中，一切东西都是“上手”的，它们由我们通过身体先行建立起来的某些习惯性的行为方式来维系；与此同时，我们的“手”、我们的身体具有灵活性，我们始终根据情境的变化调整我们这种习惯的在世方式。习惯代表着过去，而调整应对的是未来。于是，身体成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交汇地，因为它把过去推进到未来的前瞻中，把未来奠基在过去的回溯中，而两者的结合点是现在。这就引入了身体与时间的关系。在梅洛-庞蒂那里，时间不是所谓的客观时间，而是与身体行为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我的身体占有时间，使一个过去和一个未来为一个现在而存在，它不是一个物，它产生时间而不是服从时间。”^[28]一些病理学材料可以证明身体乃是时间的基础。身体是主体—身体，而不是一种对象性的客体—身体，它实现了对传统意义上的主客超越。

在承认时间性意义的同时，梅洛-庞蒂更关注空间性。身体的空间性是身体的存在和展开，身体作为身体实现的方式。他试图为我们描述身体的空间图式，这涉及的不是物质性空间，也不是纯粹形式的空间，而是本己身体的特定空间。按照他的理解，我们的身体并不像某种东西那样处于某个空间区域中，它寓居于或纠缠着空间；当我们想要移动我们的身体时，我们并不像移动物体那样移动它们，我们就是身体，我们通过身体直接进入空间。身体“不是一件用具或一种手段，它是我们在世界中的表达，是我们意向的可见形式”^[29]。他甚至认为，身体可以被等同于空间，并因此成为其他东西的参照系、意义核和活力源，身体不停地维持可见景象的活力，内在地赋予它以生命、供给它以养料，与之一起形成一个系统。正是身体的统一使我们意识到周围世界的统一。梅洛-庞蒂指出，身体并不完全像物质客体那样“占据”着时空，如其所言，“我身体的轮廓是某种无法被一般的空间关联跨越的边界”^[30]。身体空间有别于外部空间，它能包住它的各个部分，而不是展现它的各个部分，因为身体空间是景象的明晰所必需的室内黑暗，动作及其目的在上面清楚显现的昏暗或不确定能力的保留，明确的存在、图形和点能在它前面显现的非存在区域。这是因为，身体及其运动的经验是各种运动与自觉意识的核心，后者其实又反过来确定了身体的整体统一。

在梅洛-庞蒂身体观的基础上，吉登斯提出身体具有情境空间性（spatiality of situation），“身体的空间性不是如同外部物体的空间性或‘空间感觉’的空间性那样的一种位置的空间性（spatiality of position），而是一种处境的空间性。”^[31]对身体来说，它所谓的这里指的不是某种确定的坐标体系，而是积极活动的身体面向任务的情境地位。“如果我的身体可以成为某种‘形式’，前面存在着基于中性背景的重要形象，这是因为身体被它的任务极化（polarized），它的存在是面向这些任务的存在，能将自身聚集成一个整体来完成这些目标；身体的形象最终成为判定身体在世（in-the-world）的一种途径。”^[32]时间和空间最终化为情境，负载着身体在世的重任。在时空分离的晚期现代性阶段，这种身体观有什么意义？吉登斯一直强调情境与制度的重构，指出情境对身体政治学的重要性体现在日常生活的“例行化”对身体的作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