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陷入困境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行的改革，无论是在对内还是对外政策方面，都已经陷入了困境。

1．国内改革的失败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主政未久，1985年10月的苏共中央全会即提出“加速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构想。198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又制定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确定从企业改革入手，自上而下推行经济改革。然而，在强大的阻力面前，这一改革不仅未能取得预期成果，反而导致了国家经济的不断下滑，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下降。

在实施经济改革并迅速遇阻的同时，1987年1月，苏共中央就开展政治改革的问题作出了决定。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更是将政治改革的目标指向了政治体制。戈尔巴乔夫声称，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治体制不久就发生了“严重的变形”，对“我国社会的各方面的发展产生了有害的影响”，成为现在“所遇到的许多困难”的“根源”。^[28]他强调解决苏联问题的关键就是改革这一政治体制。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还首次提出，应将“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作为苏联政治改革的指导思想，把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论作为政治改革的原则，要重新划分党和苏维埃的权力关系。此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苏联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失控的无政府状态。

民族问题是戈尔巴乔夫国内政策调整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且长期以来苏共领导在制订和执行民族政策时多有失误，加上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挑拨，所以在苏联各个民族之间潜藏着严重分歧和对立，在某些时候它们甚至变得尖锐化和公开化。戈尔巴乔夫进入克里姆林宫以后一度否认苏联存在民族问题。在1986年2月的苏共二十七大上，他说：苏联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各种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问题，形成了“崭新的社会和部族主义的共同体——苏联人民”。^[29]但是，随着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全面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进行，苏联民族矛盾和地区动荡急剧发展起来，并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分离主义浪潮。1987年8月，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分别发生示威游行和抗议集会，反对苏联在1940年的兼并。1989年年中，这三个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先后通过共和国主权宣言，宣布共和国宪法和法律高于苏联宪法与法律。与此同时，在格鲁吉亚、乌克兰、乌兹别克、摩尔达维亚等地也发生了要求退出苏联的社会骚乱。在此情况下，1989年9月，由戈尔巴乔夫主持，苏共中央匆忙讨论了民族问题，并通过了题为《党在当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的行动纲领，声称“必须把党在民族问题上的当前政策定位于改革总构想的组成部分之一”；党要“消除不公正现象，为每个民族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注入新的活力，为自由的民族发展开辟天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苏共还提出了七项具体的原则和任务，包括完善苏维埃联邦体制，扩大各种形式的民族自治权力和能力等。^[30]以后的发展表明，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做法并不能抑制苏联境内最终导致了联盟瓦解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2．对东欧政策的混乱

改善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乃是戈尔巴乔夫在对外政策领域的一个改革重点，但是系统计划和妥善安排的缺乏迅速导致了混乱。

戈尔巴乔夫当权不久即公开承认了苏联以往在处理苏东关系方面犯下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1987年4月，戈尔巴乔夫同意由苏联历史学家和波兰同行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重新审查苏波关系史上所谓的“空白点”的问题。^[31]1988年3月，在访问南斯拉夫期间，戈尔巴乔夫承认1948年苏联对铁托的攻击给南斯拉夫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损失。1989年底，戈尔巴乔夫与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和波兰的领导人在莫斯科就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公开发表声明，承认当时作出的决定是错误的，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的干涉；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则通过决议，承认1939年8月苏联与希特勒德国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附加议定书违反了苏联对外政策原则。敢于承认错误本来是件好事，但是在如何妥善消除这些错误造成的影响以及建立新的健康关系方面，戈尔巴乔夫则缺乏有效和具体的措施，就像医生揭开了伤口却不能很好地加以治疗一样。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还犯下了新的大国沙文主义错误。这一方面的一个突出例子是，他在宣布不再干涉东欧事务的同时，又敦促东欧各国追随苏联的榜样进行改革。1989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华沙条约组织首脑会议上公开指出，各国都应该自由地走自己的道路，同时尊重别国选择的发展路线。但是，就在同年10月6日访问柏林时，他又要求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尽快进行改革，并警告说：如果“行动晚了，会受到生活的惩罚”。^[32]戈尔巴乔夫的这些做法进一步加剧了东欧各国的混乱和动荡，推动了东欧的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