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在他上任之前，苏联潜藏着的矛盾就已逐渐显露：国家政权机构臃肿，腐败现象泛滥成灾，劳动纪律松弛，经济发展缓慢，社会生活保守、僵化，缺乏活力。与之相应，苏联新闻业也处在一种僵化停滞的状态之中。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总书记后，下决心对此大动手术，以挽救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苏联共产党。他在新闻界大力倡导“公开性”、“透明度”，指出舆论工具是“实行公开的最有代表性和群众性的讲坛”，“报纸应当支持公开性原则”，“应当将更多的事实公之于众”。根据戈尔巴乔夫的要求，从1985年底到1986年初，苏联新闻媒体在宣传方针和内容上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各家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竞相拓展报道范围，扩大信息量，对苏联社会的各种问题公开揭露，大胆抨击，一时间媒体炙手可热，人们的视、读兴趣陡增。但是，由于最初的控制不力，调整出现了一些副作用。

这一时期苏联新闻的重大改革如下：

首先，公开揭露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

过去，苏联强调正面宣传和正面教育，对社会的阴暗面大都避而不提。二十七大以后，在戈尔巴乔夫“公开性”原则的鼓舞下，新闻界开始突破“禁区”，矛头直指党内不正之风和社会上存在的各种问题。《真理报》报道了阿塞拜疆石油部长、区委书记因滥用职权被开除党籍、绳之以法的情况；《共青团真理报》披露了招生考试中院长、教授、招生人员接受贿赂，营私舞弊，最后被送上法庭的消息；《青春》月刊也报道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后，乌克兰高级官员对当地居民秘而不宣、隐瞒真相，却暗自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克里米亚别墅，任由当地居民面临核辐射危险。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召开期间，《星火》杂志刊登了在苏联总检察长领导下负责处理特殊重大案件的高级侦察员格德良和侦察员伊万诺夫合写的一篇文章，其中说道：苏联现有数以千计的“地下百万富翁”，他们甚至标价出卖官职。文章同时指出，此次代表大会选举方法不完善，代表中仍然有少数贪污受贿者。

与此同时，新闻媒体还公开触及苏联人民闻所未闻的吸毒、卖淫、走私等社会问题。有的报纸还详细介绍某地区妓女人数及活动的情况。

一时间，苏联新闻媒体上充满了对社会弊端的揭露，记者笔触所及，无所不包，而且各媒体在报道这类事件时，似乎在比谁揭露的最多，谁揭露的消息最惊人，谁的用语最尖刻，谁的鞭笞最猛烈。

其次，大量触及历史、敏感问题。

随着改革全面展开，随着“公开性”向各领域的渗透，苏联新闻媒体从公开暴露社会普遍存在的矛盾、问题，发展到组织人们对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对已有定论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为此，中央电视台开设了“问题、探索、解决”栏目，请观众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参加讨论、对话，并就人们提出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向有关领导质询。《苏维埃文化报》也开设了一个新栏目，取名“直言”，号召人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于是，一些过去严密封锁的隐情开始在报端披露：如当年斯大林是怎样处决红军将领的，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为什么饮弹身亡，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属是怎样被处决的，赫鲁晓夫子女回忆父亲的生活，布哈林绝笔书的内容等。一些报纸和其他媒体甚至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斯大林。《更多些真实》（纪录片）中说：“所有的成就只与一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开始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斯大林几乎成了上帝。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还有人已经忘记这是怎么一回事，党，国家和人民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多少人无辜被镇压、流放，其中受害最深的是苏联红军。”

再次，不同观点的激烈交锋。

改革以后，苏联媒体对社会敞开大门，成为观点的自由市场。最初是普通民众的不同声音，随着改革的推进，不同声音的范围越来越广，包括民族主义分子、立宪民主党人、无政府主义者甚至纳粹分子，都可以在报纸上发表言论。自1990年2月实行多党制以后，不同党派的声音不绝于耳。许多党派纷纷出版自己的刊物，这些报刊大都反对社会主义，其中有的主张复辟君主立宪制，有的希望建立无政府社会，有的鼓动民族分裂。

在“公开性”原则的指导下，在新闻媒体的积极推动下，苏联新闻舆论完成了从统一到分散、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变，为苏共解体、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